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对于“为政在人”的认识,却是人言人殊。多数人认为孔子斯言是主张“人治”,排斥“法治”,强调最高统治者的“一人之治”,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思想根源。孔子何以在当时提出“为政在人”?果真是强调“人治”吗?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是否仍有借鉴意义?对这些问题,学界缺乏追本溯源之论,还有待抉疑祛···
一个人纵有天才,倘无潜心于“固执”的治学态度,也难有大成。《中庸》有言,择善而固执之。对此,牟宗三深以为然。他说,“假定你有逻辑天才,你固执下去,你可以成为逻辑专家,有贡献;假定你有哲学天才,你固执下去,你对中西哲学的最高境界也可以有贡献”。何谓“固执”?就是治学必须用功,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积累学问,没有长久的默默···
张载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他所构建的哲学体系,是一种排佛的理论,这种体系使他得以“一以贯之”,而且因此使“周公、孔子之道”得以复显。这里面有几层含意:他的哲学思想肯定现实物质世界即天地宇宙具有真实性
1927年2月16日,汤一介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汤霖是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界融会中西并精通中文和梵文的学术大师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式开始哲学修习。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把“和”落实到生活的在在处处,“和为贵”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人生信仰和思维习惯之一。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和”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家各派思想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髓和核心。它在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
朱子家风家训正是为人提供一个可以践行的理学思想的范式和准则,让人在追求可能的中庸之境过程中体会幸福。
在当代中国朝野上下热议宪政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阅读经典的文本,回到传统的语境,明确一些基本的概念,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条件、文化积淀与现实状况,同时积极地借鉴和吸收晚清士绅即已清醒意识到的“西政之善”,尽可能摆脱“数典忘祖”、“食洋不化”与“邯郸学步”的思想误区,才有可能把当代中国的政···
现代儒学者不能仅限于书斋研究澄清礼乐规范,或用游魂说为自己的无力开脱,而应该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将自身的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探索群众路线,在具体实践中发现和摸索新的政治主体及其持续再形成,提出思想纲领,寻求制度创新,在一次又一次挫折中踏寻新路。
由恻隐之痛阐明的一种由近及远的普遍性,实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巨大的优势,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而看轻了。新冠疫情还未远去,经此一“疫”,人与人之间因病而痛的相互关怀变得如此重大,中国人面对疫情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量与坚定的抗疫决心,离不开传统儒家由恻隐之痛所奠定由近及远这一秩序观念的影响。
儒家公共性思想依然对于维系中国传统公共生活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也依然能够为当代美好公共生活创建提供思想资源和智慧启迪。
“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将于11月10日在上海博物馆落幕,这是上博“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首展。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以世界哲学为其背景。对中国哲学而言,世界哲学在广义上包括阿拉伯哲学、印度哲学、日本哲学等等,但更为具体的形态则与西方哲学相关。从历史的衍化看,世界范围内,中西两大哲学传统在中国彼此相遇,显然是哲学史中的重要事件,今天的研究哲学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一前提,便难以切实地展开。
只是他的思维被深度启蒙,即使在他的私人领域儒家文化因子也踪迹难觅。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作为不同的两种现代化理论今天或许已经见出分晓,但作为一种中西文化关系的安排原则落实于个体之身,其间的得失长短以及可信可爱的理智情感之纠结是国人近代普遍的难解心结。
李泽厚的“天地国亲师”既要解构传统的“政教合一”,又需要摆脱现实利益等等纠结和那种中国式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并且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忘情于山水不同,仍然要热切地走进人群,在人际之间寻找某种情感寄托。真希望李先生人生尽头真正从这种“情感主义”的现世救赎路径上获得慰藉,愿他的灵魂安息!
孔子作为教育家,他所传授的不重砸某个学科或某一门类专门知识,而是人文化成,是成人的教育。若能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更好地发挥儒学文以化人的功能,必将有助于提振民众的文化自信,必将有助于理顺人心之价值秩序、促成尊重文化的社会风尚。
在现代坚硬、坚实且散发着某种铜臭气味的土地上,能否以及如何重建儒家的“理想主义”?这是牟宗三先生念兹在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牟先生思想没有过时,牟、唐新儒学也没有过时,我们也应当首先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消化牟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哲学遗产和精神财富。
传统儒家官员运用教化方式解决纠纷,在息讼解纷的过程中为乡村社会塑造儒家的人伦秩序,同时为乡村社会培育乡绅,作为官民沟通、辅助教化的纽带,最终期待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百姓的自我治理。
郑家栋先生视西方民主制度与价值为全人类的价值,要求儒家必须削足适履的去符合。郑先生虽曰服膺唐、牟两先生学问,虽说要复兴儒学,然观其言行,信仰上归于耶教,政治上服膺民主,既然如此内外兼备,自然功德圆满了。儒学又有何容身之地呢?所以,无论把儒学改造为基督教模样只作为少数人信仰的宗教,还是作为一种无所依傍的学说游荡···
汉儒向平民推广过去贵族专享的姓氏,宋儒向平民普及父系祖先古老谱系的家谱以及祭祀的祠堂,都是以父亲为纽带将一代代本应相忘于江湖的人凝聚起来。父亲角色区别了人和禽兽,所以子不教父之过,因为他代表了文化这一方向。
在现代与传统的承接关系中,家的地位究竟怎样安放、家的社会与政治作用如何认知,则是一个既关乎传统的现代处境,也关乎现代的准确定位的大问题。近期关于家的讨论,广泛涉及上述问题。可以说,在古今中西四维的交错关联中,家不仅再次成为学术热点,也成为关乎现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