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研究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暨中国哲学研究的内卷及其克服

作者：蔡志栋（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中国文化》第1卷第114期，2023年3月

摘要：中国哲学研究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也即内卷，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和学术话语“两个陈旧”。克服研究对象的陈旧，就既要发现出土文本，又要吸收文字化程度不高的材料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克服学术话语的陈旧，就要结合研究对象的更新，勇于突破前辈的研究方法，在对他们表达敬意的前提下，另辟蹊径。此外，中国哲学研究上价值的迷茫既是内卷的结果，又为内卷推波助澜，主要表现为“三个混乱”：把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技术性和价值空无混淆起来；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和复古主义混同起来；把学术研究对私人的效果和学术研究本身的价值等同起来。正视中国哲学研究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方可使中国哲学再次成为生命的学问。

关键词：中国哲学 内卷  非文本材料  价值空无

本来想把题目定为“学术的内卷及其克服”，转念一想，“学术”的范围太大，自己所经营的只是中国哲学，甚至只是中国近现当代哲学，至于其他学科什么情况，未必了解，因此还是保持谨慎为好。

关于内卷，有着极为严格的界定。指的是“在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越来越高的单位土地劳动投入和越来越低的边际回报，从而形成一个比较顽固难变的封闭体系”，这个体系“甚至能够抵御、排除质变”。但是，在其流传过程中，人们逐渐对其作出了广义的理解，大体意思是说，围绕着某一个领域或者对象，反复咀嚼、深度耕耘，结果却不如人意，进步很少，很多情况下原地踏步。“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句老话，点出了其精髓。如果是口香糖，也许早就一口吐在地上了，因为已经没有了味道，而且粘口，烦人得很。可是因为人活着必须吃饭，必须从事某个行当，——在本文中，必须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便将前人说过的话反复的说。至于说话的人有没有觉得无聊，不得而知。也许，有的人还觉得津津有味，因为那是自己花了二十多年才学会的本领。人生又能有几个二十年呢？这就形成了中国哲学研究中某些华而不实的作风。

中国哲学研究中，华而不实或者说内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研究对象的陈旧，还有一个方面是学术话语的陈旧。可称为“两个陈旧”。同时，中国哲学研究上的价值的迷茫，又为内卷做着注脚，既是其后果，又为其推波助澜。

一、研究对象的内卷

先说第一个方面。所谓研究对象的陈旧，指的是自从有了中国哲学这门学科，百年来，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在具体人物是哪几个这个问题上，偶尔还会有争论，但基本就是那些人，偶尔增减屈指可数的几位。我们的老师辈的老师辈，因为进入这个行当的时候，筚路蓝缕、一片荒芜，因此可以比较方便的找某个人物作为研究对象，都有填补空白的功绩。到我们老师辈，研究对象基本上都被前人研究过了。这个时候，除去我接下来说的研究话语的转变之外，他们的研究思路往往表现为不是研究个案，而是研究脉络、专题、问题。但是，无疑，研究脉络也好、专题也好、聚焦于问题意识也好，具体落实下来，还是要研究人物，而且，往往还是那些人物。

比如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当然会研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王国维、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这是以研究个案人物为中心。如果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也会寻找这些人物身上的相关思想因素。比如高瑞泉教授的名作《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选择的人物便包括了王国维、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如果说个案研究是从个案人物提出论点，那么，专题研究的做法、写法却是先呈现观点，再由个案人物来加以展示。杨国荣教授的著作《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却是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在具体写作方式上，也是落实为个案研究。这本著作包括了严复、王国维、冯友兰、金岳霖等人物。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规律，也是必要的。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单纯的个案研究和处于某种脉络之中的个案研究，还是存在不同。个案研究以人物为主，需要考虑人物的方方面面，从他的生平到师承，从他的主要思想观点到他的后世影响，不一而足；脉络研究，或者更加精确的说法是，专题研究，甚至聚焦性极强的问题意识研究，却管不了那么多。究竟是注重某个人物的师承还是主要思想观点，要看主题，也就是说，要看作者想干什么。专题研究必然是挂一漏万的，甚至是一叶障目、见木不见林的。当然，我说的是从这个脉络研究中涉及的个案的角度说是这样，但是，从脉络本身而言，却是串珠成线、积线成面，有助于我们对某种现象从宏观上有更全面的了解。

我曾经有一阵对专题研究腹诽得很。因为我认为，在个案研究没有充分展开之前，对专题的研究必然是片面的。就像你没有了解某个人，却要把他列入某个宗族或者派别之中，岂不是本末倒置？但是，后来我转变了观念。这里面涉及非常复杂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事实上我们永无办法做到对一个个案做出巨细无遗的研究，但是，对专题的研究又迫在眉睫，这个时候，必须先去做专题研究。

一个原因是，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处于良性的互动之中。我先前只看到了个案研究是专题研究的前提，没有看到专题研究也可以促进个案研究。比如，就像我上文说的，对人物的历史影响的研究无疑构成了个案研究的组成部分。而这个历史影响，反过来看，也正是某种脉络的雏形。比如对王阳明哲学的研究，如果局限于其自身，对他的全面性和深刻性的挖掘是会有限度的。但是，如果结合王门后学的发展，结合其左翼和右翼，甚至结合王学在中国近现代如何体现在各大著名思想家那里，发挥了主体能动性的一面，那么，我们对王学内在维度的理解和诠释可以更加细致，也更加正确。

然而，无论是哪种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实际上还是那些哲学家。差别在于，个案研究聚焦于个别哲学家，专题研究聚焦于一批哲学家，不同的专题研究聚焦于不同的哲学家（有时还是相同的哲学家）。就像搭积木，在不同的要求和期望下被搭成了不同的形状。积木还是那些积木。

显然，克服研究对象固化、内卷化的最直接的方法是，发现新的研究对象。

不能否认中国哲学界对此也是有明确意识的。这个意识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发生的。促成研究对象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是，地下文本的不断被发现。其实质是出现了新的研究人物，或者旧的研究人物的新的材料。比如《论语》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经典文本。海昏侯墓的挖掘发现了《齐论语》，无疑增加了研究《论语》、孔子、儒家的新材料。地下竹简的不断发现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地下材料的发掘，对于研究对象的合法性是不需要论证的。这大概是因为人们以古为贵。人们往往认为，谁要是研究《论语》那就是学问家；谁要是研究沾着泥巴味的材料，那就是高明的学问家。似乎以年代之久远、材料之古旧作为了学问之深厚与否、思想深刻与否的标准。

虽然对于地下材料的哲学化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够的。何况地下材料有限，一旦被发现就会成为某些部门、单位的独门秘籍，轻易不肯示人。也许，这也是催生地下材料造假的一个学术化的理由（除去商人的经济理由之外）。

于是，将目光投向一直流传的，但其哲学化程度不高的材料成为了一个选项。这些材料也是平常可见的，但一般不是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可能是文学史、甚至通俗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也可能是风俗史的研究对象。其特点就是随时可见。多年前葛兆光教授主张的一般思想史、信仰史所指向的，就是这样的材料。可见学界早已注意到研究的这个层面。不过，葛兆光教授供职于历史系而不是哲学系，这就说明，哲学系的朋友还没有把这当做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不仅如此，反而觉得不登大雅之堂，没有嚼劲。似乎忘记了中国哲学的一个精髓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八宝楼台当柴烧，究竟是楼台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答案是自明的。但哲学界的朋友还是扭捏得很，不肯目光平视。之所以说是平视，而不是下视，因为他们是喜欢下视的，聚焦于地下文字材料就是一例。他们也是目光向上的，聚焦于所谓的精英人物就是一例。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地下材料还是流传已久的一般材料，能够作为研究对象的，有的人认为只能是文字材料。哲学处理的是思想，而且是理性化表达的思想，这样的思想似乎只能以文字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这其实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将非文字的材料交给历史系、绘画系等专业的朋友，与其说是哲学系朋友的大方，不如说是懒惰加无能。当然，从整个学术体系的发展来说，因为哲学系的已经照顾了文字材料，而历史系、绘画系的照顾了非文字材料，所以还是互补的，大概并无多大缺陷。但就哲学系本身的工作而言，却存在遗憾。

可见，新材料的发现和肯定是克服材料方面内卷的一个办法。“发现”一词容易理解，“肯定”一词需要多做些解释。它的意思是，材料已经在那里了，但它们是否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却不是谁都能承认的。比如民国的中小学教科书，虽然有的研究者已经做出了精彩的哲学分析，但在有的研究者那里，却仍被不屑一顾。当然，我无疑是主张这样的材料也是哲学研究的材料的。目前，各种古籍比以往更加容易获得，民国的报刊杂志上的文献也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在图书馆里挖掘了，各种文献的电子化程度极其高，覆盖面广，虽然对研究单位的财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需要花高价购买、开通权限），但是，对哲学史的研究而言，也开辟更广阔的领域，这一点也是无疑的。

同时，非文字材料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身份也需要得到肯定和承认。再次强调，否认非文字材料的哲学研究对象的身份，当然可以是研究者的一家之言，但在总体上，这其实是自缚手脚，是研究方法乃至研究视野局限的表现。行文至此，就需要对中国哲学内卷化的另一个表现也就是研究方法的矮化做出论述了。

二、学术话语的内卷

无论材料是既定的还是可以被发现和肯定的，研究话语或者说主要是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都是重要的。

研究话语不仅仅是施展于研究对象的，就像刀施展于蛋糕一样；——而且，也是发现或肯定研究对象的：就像模具施展于月饼一样。比如，在把哲学看作是理性化的思考和表达的方式的观点的视野下，哲学的研究对象大概只能是文字性的材料。但这显然是受到了研究方法的局限。如果我们拓宽研究手段，那么，不仅文本材料，而且实物材料也能成为研究对象。这就大大增加了哲学研究对象的数量和品种。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成果不是一回事，可惜很多人没明白这个道理。

相对而言，在西方哲学那里，分析哲学更加聚焦于文字材料，目前，绝大部分中国哲学的成果虽然在分析的细密度上不能和分析哲学相比，但其内在理路是一致的。

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则宽泛很多。他面对一个杯子、一幅画这样的非文字的、甚至非文本的材料，都能进行哲学研究。哲学史上著名的例子就是梅隆·庞蒂。他发现使用现象学方法后，哲学家面对着杯子这样的实物也能畅所欲言。当然，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无论研究对象是文字材料还是非文字材料，最终形成的成果，基本上是文字性的，也就是说，是文章或者著作。哲学界很难接受行为艺术。好在还有艺术界能够接受溢出了目前哲学界规矩的东西。这大概就是老话所说的“老天为你关上了门，他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目前，中国哲学界也有少数学者采取现象学的方式关注非文字、乃至非文本的材料，这是需要肯定的。

研究方法的内卷的和研究对象的内卷还是存在不同。如果说后者的内卷表现为研究对象的陈旧，那么，前者的内卷虽然也是表现为研究方法的陈旧，但这种陈旧却是以创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或者说，仅仅看其研究方法，我们甚至会觉得这是在创新，但是，如果联系研究对象的陈旧，那就会发现，那还是内卷，虽新无碍于其旧。

我并无兴趣全面的回顾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历史流变。只想对目前学界的两个个案研究上显现出来的研究方法的趋向略说几句。

一个个案是庄子研究。庄子研究从来是热点。哲学界如此，文学界也如此。然而，从“存在”（Dasein）的角度对庄子展开研究却是近几十年的事。在我们的老师辈那里，“存在”的话语是时髦的，而且也是深刻的。那正是20世纪八十年代，存在主义涌入中国，为“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思想的养料。庄子的心灵自由的特点最为契合这个思潮。也诞生了一批名作。比如后来在大陆屡次翻印的陈鼓应教授的《庄子今注今译》，以及出版于21世纪，但其精神的起点却是20世纪八十年代的杨国荣教授的《庄子的思想世界》。

然而，如果我们这一辈还是在说“存在”，那是否有点陈旧、不思进取了呢？

如果我们的学生辈也是在说“存在”，用“存在”来解读庄子，而无论是对庄子文本的掌握，还是对“存在”话语资源的娴熟，都存在问题，那是否是需要反思的？

另一个个案是孟子。孟子自从升格运动之后，也是一再成为研究热点。如果说庄子突出的心灵自由的维度，孟子以其大无畏的气概，在高扬人类的主体性、对专制制度的批判等方面都受到了褒扬。围绕着他的性善论、仁政说、对道德主体性的强调，中国哲学界诞生了海量的文献。每年不知要产生多少篇研究孟子的硕士学位论文，还有不算少的博士学位论文。可是，关于孟子，这些论文又究竟说出了多少新东西呢？

这也罢。身为学生总要毕业，留来留去成冤家；身为学者总要写文章，不写不发就要扣绩效；身为期刊总要发论文，不发论文那就是失职。也别说外审得到了高分，也别说得奖了，也别说被转载了。外审作为程序，总要评分；评奖作为制度，总要给人获奖；期刊转载，那也是工作。

只是问问自己的良知，那真是好文章吗？

其实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因为那就是工作。可是，如果一上来就说别人研究孟子的思路都是错的，孟子其实想说什么，就像今年（2021年）刚刚发表在沪上某著名学府学报上的某篇文章所说的那样，那与其说让人感慨后生可畏，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如说让人感叹中国哲学之内卷一至于斯。为了显示创新度，不仅把别人对孟子性善论的观点再次说一遍，而且指责别人都说错了。

千万别以为这只是某学报的神操作。在中国哲学界甚至哲学界的顶尖刊物上，类似的神作不绝如缕。还是说孟子。孟子的“在我者”和“在外者”的区分已然是学界常识。在我们的老师辈那里也早已说了不知多少遍。没想到，在21世纪过去20年之后的2021年，有的著名刊物还是刊发类似的文章。一上来也指责别人的解释都错了。可是，我发现除了把事情搞乱之外，该文没有提供多少新见。也许搞乱本来已经很清楚的事情，也是对学术发展做出贡献的方式。这几乎是肯定的，因为为学界的继续澄清提供了前提，功莫大焉。

如果做中国哲学做到了这种程度，那还不如躺平为妙。

提出克服学术话语、研究方法内卷的方法要困难很多。事实上，那些文章之所以造成了研究方法的内卷，一个原因恰恰是他们试图克服以往研究方法的陈旧。但是，他们要么不敢在研究方法上（有的时候甚至是研究对象！）“反叛”自己的老师辈，要么因为研究对象的陈旧束缚了研究方法创新的努力，甚至使得在方法上的努力和突进变得可笑。

不过，这些论述本身也提供了研究话语、研究方法推陈出新的一条道路，那就是结合研究对象的更新，勇于突破前辈的研究方法；不是批评别人对庄子、孟子这些哲学界的老对象的研究都错了，而是在对他们表达敬意的前提下，另辟蹊径，由研究对象的翻转带动研究话语的更新。

或许，这是中国哲学再次成为生命的学问的一种可能方向。然而，目前中国哲学研究在价值上也是处于迷茫之中。

三、价值的怀疑

本质上，任何行当、任何专业本身都应该有价值的诉求。否则，为什么会有人投身那个行当呢？当然，这个问题不应该被理解为，有的人的确是为了谋生而投身某个行当，有的人世世代代就在那个行当里“干饭”，这样的现象不存在。这个反问，只是说，有的人会因为真心喜欢某个行当而投身到那个行当，不仅把它当做自己的饭碗，而且当做自己人生意义的寄托。

相对而言，中国哲学比其他任何行当都更需要价值的投射。不仅仅是因为哲学就其创立之初是“爱智慧”，既是知识，又涉及德性；而且，中国的学问，桩桩件件都要上关天道，下涉人事。

就我本人对中国哲学的认识而言，在我授课的过程中，一直试图实现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知识的传授，第二个目标是思维的训练，第三个目标则是价值的追求。虽然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中国哲学的教授多多少少还是存在一定的不同，但似乎也是可以类比的。知识的传授，大概可以对应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确立。思维的训练，对学生而言是初步的、基本的哲学思维的训练，大概可以对应于研究方法、学术话语的呈现。价值的追求对教授学生而言是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则是这样的研究意图传达什么样的价值，作者要通过这样的研究显示什么样的价值观。

如果说在研究对象和学术话语上，中国哲学的研究表现为“两个陈旧”，那么，在价值追求上，中国哲学的研究则表现为“三个混乱”。

第一个混乱是把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技术性和价值空无混淆起来。

最近三十年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借用李泽厚的话说，就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李泽厚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是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其说法主要一种预测，是否其中包含着某种忧心忡忡？那便不得而知了。就其和刘再复的对话而言，他已经断然“拒绝革命”了，所以，似乎他也是主张做学问家，不做思想家的。但是，拒绝革命不是拒绝启蒙；拒绝革命恰恰是拥抱启蒙。因此，我猜想即便是李泽厚先生，也是以一种担忧的心态说出那番话的。意思是，因为个体选择，还因为当时所呈现的客观情况，学术界表现出了“学术家凸显”的情态，这是需要注意的。

但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李泽厚先生当时的预判变成了现实。这倒也没什么，本来，学术和木工一样，也是一个有着自身技术要求的行当，其最初的目的也是养活一批人，并满足社会需求。不过，肯定学术的技术性，也就是论文要有摘要、要有关键词、写作过程中不要抄袭、涉及他人的观点要写明出处等等这些繁琐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学术在价值上是空无的。注意，我这里特地避免使用“虚无”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含义。价值虚无本身也是价值。价值空无则是避免任何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或许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提出的“岗位意识”值得注意。我认为，这个提法引发了价值空无的趋向。岗位意识就其初衷而言，意思是说知识分子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像木工要做好本职工作一样。但是，这里面包含着复杂的问题。

显然，我们凭直觉就可以知道，知识分子和木匠还是略有不同。无论木匠如何尽职尽业，传递着积极的价值，但是，这些精神和价值是需要有人来提炼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则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作为百工之一，也应该尽职尽业；另一方面，他是明确的价值的主张者。甚至有的知识分子由此产生了分裂：人格上的卑劣者，主张上的巨人。

复杂性不仅体现于此，还体现在，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一个不做好木工活而满足于宣传木工精神的木工，人们不会认为那是一个合格的木工，但是，一个不认真上课，却认真写公众号宣传人文价值的中国哲学学者是不是在坚守他的岗位？我们的回答是，他只坚守了他的一半的岗位。这个回答是比较中性的。因为中国哲学学者的岗位要求显然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就“岗位意识”这个概念提出的初衷而言，却是劝诫学者放弃其人文关怀，并且天真的以为做好所谓的本职工作就会有人文价值。

这二十年来，我们看到大量的中国哲学成果诞生。但是，其中一些成果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人文关心，值得存疑。如果说早些年对价值的回避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应，那么，近年来，有的人已经忘记了中国哲学研究还应该有价值关怀的。

第二个混乱是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和复古主义混同起来。

中国哲学研究无疑会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近几年来，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不遗余力。请千万注意我的措辞，我说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中华传统文化”。虽然我们会认为需要弘扬的无疑是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所有传统文化，而且对何谓优秀本身存在着很大争议，但有没有强调这一点，还是不一样。

我们看到，在社会上，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事无巨细的弘扬，泥沙俱下。一次我外出，在街上看到一个写着“国学馆”的门面。仔细打量，才发现原来是一个麻将馆。而“女德班”之类也打着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号四处肆虐、敛财。其所谓的女德，根本不是现代文明的要求，而是三从四德，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了“裹三寸金莲”的要求。

这些似乎与中国哲学研究无关，但它们至少从一个侧面为我们理解中国哲学研究中出现的复古主义提供了注脚。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复古主义，包括但不限于对经学作高度推崇、但几乎缺乏反思的研究。注意，我不是说所有的经学研究都是复古主义，事实上，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了一套丛书：“经史传统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库”，主编张志强先生明确指出，对经学研究也包括了复述型和反思型。我们当然需要看到经史子集作为传统学科门类的重要性。经无论如何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但是，既然是研究，学术话语和价值立场便十分重要。不能因为经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而认定对它的研究便只能是注疏型的；差别在于，古人的注疏是文言文，今人的注疏是白话文，还会有英文摘要翻译，规范得很。甚至还可以借此拿学位、得职称。

中国哲学研究中复古主义的表现还包括有的学者提出的，把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同起来。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忽略了、否定了民族主义的多元性。事实上，如果承认民族主义的主干是民族国家的话语，那么，文化保守主义建立的只是传统中国，对此，学界喜欢用帝国来称呼之，它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已经轰然倒塌；当前，中国的民族国家的话语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需要继承发扬的，然而，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上，甚至延伸到国家建设层面，任何复古主义都在混淆视听。

第三个混乱是把学术研究对私人的效果和学术研究本身的价值混同起来。

所谓私人效果，意思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发表于核心期刊、获得奖项、结集出版、获得课题资助，都会给研究者带来名利，使之成为教授、博导，戴上各种人才帽子。有的人开玩笑说：学界这几年，以祖国大好河山命名的人才、学者已经能够把那些河山填满了。上海有“浦江人才计划”，山东有“泰山学者”，广东有“珠江学者”。教育部还有“长江学者”。等等。

学术研究带来了令人艳羡的名和利。学术界俨然也是一个名利场。我们绝不否认这会产生竞争效应，推进学术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凭直觉发现，帽子人才和他所传递的价值之间并不等同。如果说科学界有屠呦呦和颜宁，那么中国哲学界难道没有吗？

我们也无意于去查查中国哲学界的屠呦呦在哪里，我们最后或许只能无奈的说，一切问问良知吧。但，俗话又说：你的良知被狗吃了吗？而中国哲学据说又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