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充分利用牟宗三的未刊书信,结合《全集》中的相关文献,全面展示牟宗三情感世界的各个方面,包括爱情、亲情、师友之情以及自然之情,特别是他爱情与晚年亲情的方面。同时,还将检讨牟宗三的思想中“觉情”这一核心观念深刻与细腻的内涵,并力求在世界哲学的整体脉络中,尤其是在晚近中西方哲学重视和强调“情感”的动态中,指出牟宗三···
“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准则,与灵性社会工作的本质内涵在诸多方面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有着由技术导向发展到灵性导向的必要性。以儒家“仁”的精神来赋予中国灵性社会工作价值内涵,可以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有足够的能力去融合传统与现代、并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
反修例运动的后期治理与香港繁荣稳定的重建,考验国家治理智慧与香港自身的高度自治能力。“一国两制”由此决定性地转入了中央权力合法进场、香港管治改革及社会重建的“下半场”。本书从香港内外双重视角,以法学与政治学方法,对这一场反体制的社会运动加以深度剖析,对“一国两制”宪制原理予以反思重构,并提出运动后期治理与新时代“一···
我所提出的“政治儒学”,正是这种体现当代儒家历史使命与时代抱负的新儒学,是对福山“历史终结论”与“五四”“民主拜物教”的儒学批判,亦即是建立在中华文明义理基础上既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又体现人类普遍政治价值的中国式学问。
祭祀先圣孔子的礼仪行为,贯穿于朱熹生活之中,但这种礼仪行为所产生的经验,及其对于朱熹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透过朱熹对于祭祀的理解可以发现,他很坚定地相信在礼仪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祭祀对象的“感通”,由此,祭祀孔子过程中与“先圣”的感通,对于朱熹有着特别的精神意义
有学者批评《庄子》“《易》以道阴阳”之说为“未知《易》”。实际上,司马迁《史记》引孔子所说“《易》以神化”更能揭示出《周易》的主旨和根本精神,孔子“《易》以神化”比《庄子》“道阴阳”之说更为深刻。
真正保守的并不是儒家,儒家是将正义的、有道德的理念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任何时代都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如果某种主导的声音不正确却又很大,如果大家不断地从一种激进走向另一种激进,那就会导致社会处于危险之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主要都是由儒家来建构和传承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的价值、核心价值观也都是由儒家奠定的。
李泽厚先生于2017年提出的“举孟旗,行荀学”宏论,再度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关于孟荀关系的新一轮研讨热潮。大而言之,“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事关“四书与五经关系之重估”“儒家道统再定义”“天人关系重思考”“政治与道德关系再厘定”“古今中西关系再协调”等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我对“五四”的看法也经历过一些变化。因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前些年,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这一面持比较激烈的批评态度。这几年来,不断地读书学习,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加深,有了一些新想法。
本文试图通过对《孝经刊误》的文本分析来阐明朱子对《孝经》的怀疑和肯定,把握朱子《孝经》学的立论分寸,并结合经学史上的有关看法从一种更为综合的经学观念提出对朱子《孝经》学的重新评价。
“钱门”是从教育方面说,有意义。在学术上,其实并无所谓“钱门”这件事。它并不是成立一个学派,坚持一套既定的说法,亦不是固守一种主张。钱先生的重要,是开出当代思潮主脉之外,另一种风气。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学界而言,启示是深远的。
就精神人文主义的扩展这一角度而言,重要的是引入“事”的视域。精神人文主义的追求与现实之“事”的展开过程,具有内在的相关性。以“事”观之既可以视为精神人文主义意义扩展的前提,也为精神人文主义更深层面的展开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在公共性维度有着丰富的体现。黄宗羲正视人性之私,但要求为政者在履行公职时应以公抑私,君主不能以最高权位谋取一家一姓之私,群臣也不能将职分定位于效忠一家一姓。黄宗羲主张,国家的大根大本在于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的正当性不在于维护帝王统治,而在于其利于天下万民的动机与措施。
本书是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先生的辩论文稿。作者继承儒家“明体达用”与“通经致用”的伟大传统,在与当下各种主义与思想流派的辩论中,以儒家“王道”之体与《春秋》之经,以达致 “王道政治”与“儒教宪政”之用,使儒家的政治思想与现实的紧迫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使儒家的政治智慧在时代的命脉中“活”起来。作者提出的“政治儒学”,在···
中国文化中之所以一直盛行境界论,与中国文化此世取向(this-worldliness)的预设有关。在此世取向世界观预设下,如何与当下事物相处、在做人做事中达到圆熟,乃至在最高层次上与天地合一以找到不朽,是成为中国人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方式,这是导致境界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受到推崇的主要原因。
来自20世纪历史尘埃中的旧式启蒙话语固然日益浅陋而可能遭遇“爱国青年”的鄙弃,那些抱残守缺于旧式话语而无视当代中国进步性及爱国青年之精神自觉的人固然可能呈现“遗老”状而愤懑幽怨,甚至诋毁封杀新生力量,但新时代真正的价值缔造任务是否就可以通过何冰式的正能量演讲而得到解决呢?
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然粗浅谬误,与古今东西圣贤之所教导,通人哲士之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
“大启蒙”就是要破除这种异化现象,让启蒙理性不再以理性为绝对中心,这就需要东方智慧来平衡西式启蒙的偏颇。“大启蒙”恰恰是要找回人类的情感,以人情来对理性加以均衡,使得人类获得一种完整的“情理结构”。
孔子为实现德政礼治的政治理想,援“仁”入“礼”,提出了“约之以礼”,“为仁由己”的方法,力图从自律与他律、修身与修心相结合的途径强化个体修养,重塑社会价值与思想信仰,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国家政治的有效运行,体现了对“人”及“人性”的关注,彰显了人本主义与德治主义精神。
在诸侯国、各类领主层面,孟子推崇贵戚之卿的权威,并且赞赏世卿、巨室,君臣之间的关系带有浓厚殷周时代血缘、世臣的色彩,以限制君权,实现混合治理,达到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