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神话”可能是最露骨、最易被识破,但历史也最为悠久的意识形态运作之一:远有“汉高祖斩白蛇”与东汉的谶纬学,近有“华盛顿的樱桃树”,此类政治权力主体对于其初创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的神话式的美化叙事,史载范例众多
在人伦实践层面,中唐以来,在佛教、道教影响下,北宋儒家始以礼乐教化为成圣之途。理学的兴起,通过对礼的本体论、人性论基础的重塑,将儒家礼仪生活与成圣之学贯通圆融,奠立了元明以后主流礼观念的基本形态。
“三教寺”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在中国民间社会中较为常见,但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社会生态各有所异,既有宗教逻辑不清晰而导致的自发境况,也有特定历史时期话语意义转变中对神灵的置换。
中西文明的根性,至今难以改变,也已表现为底下中西文明体系对抗的根本冲突。自由、人权、法治、国际法,乃至以个人自由为根本的西方民主,其实均源于西方的本质实体观与超越律法观。崛起中的中国,显然处处在挑战西方文明在过去几百年所建立的这些典范。虽然他目前所表现的,似乎主要是民族主义式的权力意欲,然而背后实有更深沉的文···
我们现在正经历新的“历史时刻”,这个时刻即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我们突破“小道”“小力”,而追求人类之公共福祉。荀子相信圣人可学而致,我们每一次对于自己的局限性的突破,都是对“天下主义”的接近。而如果沉沦于依赖于术势的统治术,则是“坐井观天”的自缚之道。
自然、民间和政府三种力量分别建立起三种相应的系统结构,共同支配着中国慈善生态系统的运行。这种秩序格局是新公共管理嵌入行政吸纳社会的结果。在慈善生态系统中,中国政府一方面强化行政吸纳社会的“限制”策略,另一方面借鉴新公共管理完善“利用”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对慈善组织的“分层控制”策略,进一步拓展了行政吸纳社会的理···
朱熹与王阳明对于《大学》中“至善”概念的理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本文则选取明代“大礼仪”这个特殊视角,结合程颐、朱熹关于宋代“濮议”的意见,考察了理学与心学在处理儒家孝道问题时的不同态度,以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后果,从而揭示了双方在经学见解上的差异对其心性概念理解上的不同。
明代学者对“太虚”的诠释,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气学的风格取向。具体而言,在“后理学”视野下,明代儒者批判性地继承了“太虚”概念,对太虚进行了本体论建构,表现出回归气学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又将“太虚”与“心”并论,呈现出以气论心性的学术路径,并最终将“太虚”作为伦理价值的归宿。
在《复杨斛山书》中,通过对“后世格物穷理”之学“先存乎一善”“定理”观的反省,绪山指出阳明“无善无恶”的提出在于揭示至善心体的“虚灵”本质。“虚灵”是绪山诠释“无善无恶”的核心观点与独特创见。绪山在“无善无恶”诠释上的问题意识与具体观点,对全面理解阳明学“四句教”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以往被忽视的荀子出场对于思想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荀子所处的战国末期距今也已2200多年,与21世纪之新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当下人类所处的内外环境、所遭遇的问题、对于未来的遐想与憧憬,荀子有无意义,在何种程度上还具有意义,又有何种意义?这些问题的解答只有回到荀子本身才能找到答案。
人类社会不可须臾离开的是“爱”与“敬”,孔子极重亲亲之爱、尊长之敬,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把“孝”“悌”看成“人之本”,把“爱”“敬”看作“政之本”。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都本源于“家”而要“不忘其初”,儒家哲学简直就是“回家”的哲学。
早期儒学的“慎独”一说,应放在以“心”言“志”的心志论脉络中理解。“志”是一个独特的意向性概念,当它定向于“道”时便被界定为“一”,且能分殊为两个维度:一是心志在方向上的唯一,二是心志的定向在君子生命历程中的终始同一。
蔡温是琉球儒学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但蔡温的儒学归属迄今尚无定论。本文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蔡温的“攻气操心”工夫论看似与吕大临的“驱除”之法相似而有别于朱子,但就其强调应事接物、心为一身之主、明理、明义等要点来看,实则严守朱子家法。“攻气操心”工夫论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在琉球的落地生根。而由其与中国朱子学的张力,···
这股“书院热”的社会背景是西式学校制度弊病的凸显及其引起的批判和反思,思想背景在于道尔顿制、导师制等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这两方面共同形塑了新的书院概念;同时展开的书院史研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通过各种方式暂时弥合了新书院概念与书院历史实践之间的割裂,并为新书院概念贡献了历史依据。
“虚君”在政理上拥有国家永久性的所有权,是古典政治精神,即“君主制”精神;“虚君”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议会)、行政权力(政府)与司法权力(法院),是现代政治精神,即“共和制”精神。这两种古今政治精神在“虚君共和制”中得到了有机结合,不能不说是一种古人(如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混合政体”。
也许中国领导人应该强调,今天的“大一统”主要指向具有儒家传统的国家之间友好共赢的关系,因为中国并不谋求利用这种儒家传统来挑战包括韩国、越南在内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主权;中国所能做的是在与其他东亚国家共享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合作和共同安全上的双赢解决方案。
中国需要、也可以走出一条既拥抱世界主流价值、也保留自身文化特征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方面,发掘儒家传统思想并使之现代化,恐怕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性一步。潘岳先生对荀子的论述很有启发意义。把荀子的追求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要以儒家的政治哲学为基础实行法治,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阳明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完美实现了自己“根本盛而枝叶茂”的诗学主张。而其“寓教于诗”的诗歌教化实践,则不仅继承了《诗经》以来的“诗教”精神,而且打破了“以《诗经》为教”的“诗教”传统,堪称一种独具阳明心学特色的“新诗教”。
深入发掘新乡贤文化内涵,需要更多关注其在乡村振兴新时期乡村治理中的具体运作方式,注重阶段性、类别化归纳总结。其中,功能性、便利性、情感性、社会性和教育性等内容均值得在实践中予以探索。多方位认知乡贤文化在历史新时期的潜在功能发挥。
我们要重视地摊生活,就是要让中国底层百姓的苦痛连着全中国人的心,并且每一次苦痛都有人牵挂,每一种不幸都有人看护,而不能只是将这种苦痛化约为抽象的权利观念。中国过去近三十年的巨变,虽不能完全从这个角度来看,但相比权利观念所起的作用,则与苦痛的关怀显得更为接近一些,也是与两千多年的传统更多一些关联。过去几个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