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最古老的观念,几乎与中国文化的形成相同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它依次经历了四种形态,这就是王权天授、礼乐文明及其实践落实、个体道德根源以及宇宙生化论基础上的天人比附四种类型。直到理学的开创者张载,传统“天人合一”的含义才形成了一种新突破。
朱子的“体用”学说除了一些素朴的非哲学使用之外,基本可以分为两大模式:单体体用结构,两体(或曰“中介”)体用结构。前者主要是在自然或逻辑规范意义上使用,其典型形态是“理一分殊”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后者则给出了人效法并参赞天地的空间。中介模式是前者基础上加入了具有实践意义的主体,此主体在体用序列链条中,成为始终在场···
儒家法理是儒家据以评价法条的规律性或规范性认识。发现儒家法理,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和法律实践,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法理创造性转化,可以采用分析方法,赋予前人的法思想、法观念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对于重要范畴的提炼,将是创造性转化工作的关键。
传统注疏关于《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是一贯的,也是正确的;现当代出现的十七种句读则是不对的。古人注疏不存在所谓愚民说,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愚说。“愚民”与“民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训释呈现出愚民说与反驳愚民说的两派斗争,愚民说的流行其实是时代思潮的产物。
天人合一不是完全的合一,它也有天人的相分,而且我们对天的定义不同,那么天人合一表述的理论范围也不一样,所以在整个天人互动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来考量中医的理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德性美学与才性美学是牟宗三生命美学的两翼。前者属于其形上维度,后者属于其形下维度,两者共同构成牟宗三人格美学的完整体系。所以才性美学是其生命美学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维。“才性”作为美学范畴始于魏晋,才性美学却是由牟宗三开掘出来的。只有在新儒家生命哲学的体系框架下,它才被提升到生命美学的系统高度。
朱熹既讲“理”、“性”,也讲“情”,并将“心”、“性”、“情”统为一体。因此在朱熹那里,“性”与“情”并非对立,并非以“超越”的“理”、“性”否定“情”,而且,“心”对“情”的主宰,并非外在的压制,而是“心”的自我的调适,是一种功能性的主宰。
“港版国安法”是中央直接立法,所以它在国家安全的标准与执行力度上,其实都要高于基本法第23条。“港版国安法”不取代23条,但是它在23条立法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可以紧急堵住香港的国家安全的漏洞。所以中央直接立法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在为香港23条立法的困境进行解套。
孟子的心性论是上通天道的,心性的工夫在觉知天道天德及天命之性,天道天德降命于性而性有仁义礼智并显发为“四心”之端(“四心”只是仁义礼智四性之端表端显)。“性”是与生俱有的,孟子就天言性,以性有仁义礼智等,仁义礼智等是“天之所予我”、“我固有之”,这是孟子“性善”论的基本逻辑与观念理路。
孔学堂是一所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机构,是一座按照“省市共建共管、部门协同建设、社会广泛参与”的创新思路,由贵州省、贵阳市倾力打造的多功能、复合型、地标性的大型公益性文化综合体。贵州创办这样一处全国仅有的新时代儒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传承、展示、学习基地,令世人叹为观止。
“天人之际”在逻辑上优先于“天人合一”,基于分才可能有合。“天人之际”有三重向度:人本身的存在即是“天人之际”,人与自然世界互动意义上的天人分际,特定时代民众的生活实况是“天人之际”的实际体现。不同向度上的“天人之际”的有序融合,导向儒家所重视的不同境界。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病毒或将长期与人类共存,我们认为应当革新相见礼节,而拱手作揖礼简单易行,意蕴深厚,既可化解疫情之忧,又从容承载文明和自信,应当摒弃西式的见面握手礼,行用中国传统的拱手作揖礼。
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完整地展现了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思想历程。从理学义理核心——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的角度揭示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厘清其源流,是探讨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一个新视角。
中西方“和文化”的差别在于:西方人习惯于将“和”(harmony)理解为功能配合,而中国人习惯于将“和”理解为心灵感应。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与中国人的生命观及宇宙观有关,那就是:中国文化中预设世界只有“这一个”、同时将人设计成身与心的和合,而不是灵与肉的紧张。也正是这种中国人独特的生命观和宇宙观,使“和”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
在带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情感智能人出现之后,可能会导致人的自我认知、社会结构和价值目标的进一步转变,这将比工业革命更为彻底地颠覆儒家伦理,因此,加强对儒家价值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的分析,对于理解儒家的未来,对于人类应如何更好地利用技术都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亨廷顿将“普世文明”话语的本质视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被他视为西方文明的特产,因此,意识形态对文明的替代或其去文明化趋向,就成为西方文明的危机特性。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影响了所有文明体,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象所传递的文明危机也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性危机。
整个国家都处于完全隔离或半隔离状态,各级政府严格按照命令优先抗击新冠。几乎不存在对隐私或个人自主权利的担忧,最新技术就被应用在了抗击病毒的过程之中,如此强有力的措施使中国在几周内就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尽责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对隐私和自由的限制,因为他们具有儒家式的信念,相信政府在为公民的最大利益行事。
中国应在融合西方节日内涵的基础上,汲取传统文化精神,建立中华传统节日体系,从而塑造体现中华民族特征和历史渊源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打造具有浓郁东方风情的新生活方式,不仅应推动中华传统节日逐步取代“洋节”,还应该恢复传统节日的神圣性、庄重感。
《儒行篇》的德行体系一部分属于孔子时代的礼乐文化德行体系,也有一些后礼乐时代发展出来的德行。儒家提出德性范畴,一定要把它具象化为德行的体系。《儒行篇》在相当程度上更加具体地显现了德行行为的样态。德行论的积极意义就是它能够更具体地显现出那种可学习的行为典范;德性则更能在本质上来说明德行的持久的内在依据和可能性。···
在早期的张载哲学研究中,将其定性为“以气为本”或“唯物论”的观点居于主流地位。研究视角不同,张载气论定位方式及其结果也将不同。有必要使用不同于“性质视角”的新视角亦即“纲领视角”,对张载哲学进行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