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蕺山之学是在坚持阳明学“心即理”的心学立场的基础上,进一步融摄明初以来所流行的气一元论思想,而形成的新的理学形态。“本体与工夫”是蕺山之学的基本架构。蕺山的性体论主要涉及理气合一论、性情合一论、喜怒哀乐相配说等内容
《尔雅》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入“孝经类”,汉文帝时期,《尔雅》与《论语》《孝经》《孟子》一起被设置为博士职,唐代以后列入“十三经”,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并非一时一人之作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命题,是中华民族的自然观、文明观和存在方式,它渗透在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主要经典之中。“万物并育”出自于《中庸》第三十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瑞士汉学家耿宁既是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专家,又是研究并践行中国哲学思想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著名学者。1961年,耿宁在鲁汶大学完成《胡塞尔与康德——关于胡塞尔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之关系的研究》论文,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的近十年间,他在鲁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工作,学习并整理胡塞尔文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近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精准提炼和系统总结。这一重大论断,科学概括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性,对于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对我们深刻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从考古学视角,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略作阐释。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明的繁荣、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的伟大文明。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14亿多人口而又高度团结统一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将“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列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列于首位的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
作为孔子对“仁”的一种解释,“仁者爱人”为历代思想家所推崇,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今天,继承和弘扬儒家伦理精神,我们有必要深入挖掘其伦理意蕴,发挥其面向当代生活的理论活力。为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梳理“仁者爱人”的伦理意蕴,进而探究其当代价值。
中国儒家文化有“乐学”的传统。《论语》开篇就讲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明确指出了“学”与“悦”之间的关系。孔子还谈到学习的三重境界:知之、好之、乐之,在他看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中国文化史上备受尊崇的“孔颜之乐”,就是儒家“乐学”理念的生动实践。明代大儒王艮(字汝止,号心斋,阳明后学的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类用符号表意的历史十分绵长,但是对符号的诞生及发展却鲜有探索。在阅读《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与伦理转向》(祝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版)一书过程中,不由得会联想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等名著。该书在理论阐发上,有尼采对悲剧的希腊酒神精神的探源的风味;在学术方法上,却接近福柯周密而富于学···
孟康论《易》之兴云“伏羲为上古”。在传世文献中,上古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载的历史。因此,对上古人物的记述多经口耳历代递传,而对他们事迹的叙述更是多附益于神话,让人不得其实,让后人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多有疑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们在关注当下中国的同时,也应将中华文明的古代发展史纳入研究视域之中,在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的宏观视野中,构建独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就包括音乐文化思想。中法元首会晤赏古琴名曲呈现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美好画面,诠释音乐文化的深刻喻意。
岐周,又称周原、岐邑,金文中称为“周”。中国古代有关岐周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该书收录了许多与岐周相关的材料,如《大雅·绵》记载“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孟子·梁惠王下》也记载了太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