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余敦康先生众多学生弟子中最晚入师门的一个,是名副其实的后进。当时先生已七十多岁,却也正是精力尚健、学问气象日臻淳和的时期,先生的“易学三书”均在这段时期写成出版,那是先生学问积淀几十年后“极高明而道中庸”之作。
自嘲“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鲁迅喜欢嵇康,余老师也是。在余老师这里,所谓的“两间”简单点说就是“中国情怀”与“普世价值”之间、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之间,或者说美好的理想与艰难的现实之间。这使得老师焦虑甚至苦闷,知之者谓其心忧,不知者谓其何求。李景林教授说他“名士其表,儒士其里”可谓识人。但很有必要补充一句,“现象···
探易经究易传,为文化精神立根本;说何晏道王弼,为个体自由寻出路。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和,家母这本书抓住了实质。他谈及某位学者试图建立和合学,以合和代替中和并不可取,这样把中和变成了学,降低了中和作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地位。他跟我们讲曾当着这位学者的面反对过合和学,后来合和学也没有形成气候。
擔道義,出危言,豪氣淋漓真右派。著文章,掘理窟,玄思奧衍正英名。
余敦康先生用“提得起,放得下,看得开”三句话来概括儒释道精神,亦庄亦谐,颇耐人回味。
博学通古今,浊世尤推孔夫子;赤心担道义,恶浪不忘德先生。
余敦康先生曾用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诗句“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来形容自己毕生探索之后的那种“苦涩的无奈之感”,如今哲人已逝,且让我也引用定庵的诗行,以为先生送行: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以探索宇宙人生的客观规律为己任,他的哲学与他的为人处世没有必然联系,他所建立的是知识论系统;另一种哲学家则要通过哲学探索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之道,他们的人生就是他们哲学的写照,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讲,他们是求道者,余敦康先生就是这样的求道者。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金声玉振明道统;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不言桃李自成蹊。
共和已經成功,猶呼自由民主法制,願先生精神不朽。四統尚未會通,乃思原道演易探玄,幸后昆矢志笃行。
易理甄微顺逆自从容但为先贤传道统,玄音解味悲欣皆洒落全归大化见精神。
在余先生看来,对传统文化的宏扬,必须从文化战略上有个通盘考虑。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琐琐碎碎不是儒者的风气。北宋儒者真正关心的是“国是”——秩序重建,南宋虽然向内转,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与天下,要在社会政治领域见得儒者之效。谈到这儿,余先生提高了嗓门,一字一顿:“文化应该是有力量的!搞儒学不考虑战略的问题,是根···
虽然老话说“师父师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现代社会是商品经济,知识是产品,学费是价格,也逐渐成为事实和共识。我现在在高校教书,就经常在这两种定位间困惑游移。但在余先生这里,没有这个问题。
敦禮樂,明易理,入太和,寂然不動。 康詩酒,妙重玄,法自然,感而遂通。
余先生无疑是中国哲学史领域之大家。人一生要做出点成就是非常难的;天赋、体力、家庭、政治、社会环境,缺一不可。区区相信,如果生逢其时,凭余先生之才智,是完全可以成为一流哲学家的。他饱经苦难之余,在学术上有如此建树,已经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了。
余先生曾来武大讲学,他对玄学、易学、儒学、道家,对上古思想,对整个中国哲学的深度诠释,别开生面,极具启发性。他的大著是我们的案头书。他的精神,他的人格风范、音容笑貌,幽默潇洒,妙语连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天行健,先生今朝一去,纵既济其实未济;情所钟,君子俟日再来,展妙赏而论玄心。
当代儒家学者、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余敦康先生于孔元二五七〇年岁次己亥六月十二日壬子暨西元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早晨辞世,享年九十岁。
蔡仁厚先生是我的恩师,从师问学四十余年。蔡老师不只是我学问上的老师,而且是我生命中的导师。虽然,在隶属上,我是牟宗三先生指导的博士,但没有杨德英老师(蔡师母)的教导,一个十五岁的青少年,不会走向儒学及中国文化研究之途,反而他可能走向的还是科学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