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分苍凉归棹后
——送余敦康先生远行
作者：应奇（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时间：西元2019年7月15日

我最早知道余敦康先生的大名，应是始于大学时阅读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前两三卷，而那时候我经常浏览的《哲学研究》上似乎不时会有余敦康先生的文字。说起来，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王弼的贵无论，但是那时《何晏王弼玄学新探》还未面世，我主要还是依靠反复体会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而“铺陈”出了自己的“论文”。

吾师景林先生尝有谓，余敦康先生乃名士其表，儒者其里。我并未见过余敦康先生，印象中似乎除了景林师，也没有其他人与我分享对这位“此岸”的余先生的观感。但是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余敦康先生似可谓儒之侠者，在“此岸”的学者中，这种儒侠的气象我此前从赵俪生先生那里感受最深。而不无巧合的是，当代对于儒与侠乃至于儒侠源流的最好阐释则是由“彼岸”的余英时先生做出的，俱见于其“侠与中国文化”一文。

余敦康先生自陈喜做“翻案文章”，魏晋玄学之研究固无足论，且在“翻案”之外还寄寓着作者沉痛而又激越的“身世之慨”；《宗教•哲学•伦理》的“问题意识”最为复杂深沉，此书中“为中国文化做出合理的自我定位”的努力可以看作是作者对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最终解答；至于《内圣外王的贯通》，作者自己明确声言是针对新儒家的，“相当于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孤陋如我也曾听闻学界有两余之论，如果其说非谬，那么且容我稍作引申，在这两位余先生的论著之间似乎确能“引申”出某种“对应”关系，例如《宗教•哲学•伦理》之与《论天人之际》，《魏晋玄学史》之与《士与中国文化》，以及余敦康先生自己“提示”过的《内圣外王的贯通》之与《朱熹的历史世界》。然则，除了所有其他的差异，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差异”在于，一位余先生是在“彼岸”，另一位则是在“此岸”——余敦康先生不但观察了一切，反思了一切，而且经历了一切，承受了一切。

虽然我此后并未有缘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但余敦康先生的著作却仍是每见必收的。其中印象最深的要数《内圣外王的贯通》、《魏晋玄学史》和《宗教•哲学•伦理》。在这些体大思精的著作中，余敦康先生还经常有些启人神智的议论。例如他在《内圣外王》中提出关于“稍成系统”的一些想法，并从“回到轴心时期”的角度和高度来探讨金岳霖、冯友兰和熊十力对于易道的探索；在《魏晋玄学史》中则点出，汤用彤先生的性情有似于王弼，所以对王弼的本体之学倍加赞扬。冯友兰先生的性情有似于郭象，所以对于郭象的独化论倾注了过多的关爱。鲁迅的性情有似于嵇康，所以花费极大的精力去校勘《嵇康集》；在《宗教•哲学•伦理》中，他在中西体用之争的语境中重提王国维的可信可爱之论，认为面对这样的矛盾，一种是立足于客观的理智，走由信而生爱之路，另一种是立足于主观的情感，走由爱而立信之路——选择由信而生爱者表现为西体中用，选择由爱而立信者表现为中体西用。当然，这些道路和方案都并未“走通”，而这也就是之所以要试图通过对中国的宗教、哲学和伦理的诠释为中国文化重新做出合理的定位。

在其《宗教•哲学•伦理》的自序中，余敦康先生曾用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诗句“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来形容自己毕生探索之后的那种“苦涩的无奈之感”，如今哲人已逝，且让我也引用定庵的诗行，以为先生送行：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应奇 2019年7月15日凌晨两时，千岛新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