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仁厚泽：敬悼蔡师仁厚先生，虔诚祝祷中华文运

作者：林安梧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鹅湖学刋》第四十五卷，第一期(总号:529期)2019年7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初二日壬寅

          耶稣2019年7月4日

一

蔡仁厚先生于二零一九年六月四日离开了我们，一听闻信息，愕然间，扑簌泪下，恸然难已。蔡仁厚先生是我的恩师，从师问学四十余年。蔡老师不只是我学问上的老师，而且是我生命中的导师。虽然，在隶属上，我是牟宗三先生指导的博士，但没有杨德英老师（蔡师母）的教导，一个十五岁的青少年，不会走向儒学及中国文化研究之途，反而他可能走向的还是科学之途。我因为杨老师而认识了蔡老师，之后，我成了牟先生的学生，成了当代新儒学的志业传承者。

（左：杨德英老师 ，右：蔡仁厚先生）

 有了杨德英老师、蔡仁厚老师的引导，我又考上了台湾师大国文学系，参加了《鹅湖社》，认识了一票鹅湖师友，就这样我走向了传统文化及哲学的学习及研究之途。后来，进到台湾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又修读了牟宗三先生的课，正式成为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我博士论文写的是熊十力研究，熊先生是牟先生的老师，如此一来，我自也就在当代新儒学的脉络里了。尽管我的兴趣仍是多方面的，而且多少受到台湾大学西洋学脉的教养、自由学派的影响，我就这样长成了“新儒学之后”的模样，但骨子里，我是儒学的信奉者。我自本自根从未怀疑过，而真切扎下我这基础的，除了我父亲自耕农式的教养以外，最主要来自于蔡仁厚、杨德英两位老师的教诲。生养我者父母，而教导我者蔡老师、杨老师也。

(左一：廖崇斐博士，左二：杨德英老师，

左三：蔡仁厚先生，左四：林安梧教授)

一般说，我是牟先生的晚年弟子，继续着当代新儒学的志业，而另有开启。我从牟先生的“两层存有论”，而另开“存有三态论”。从“本内圣以开新外王”转而为“学习新外王以返回调整新内圣”。这些作为，同门中人或以为我悖逆师说，而违背教门；也有学人以为这是对于当代新儒学批判的继承与创新的发展。早在一九九五年，我提出了“批判的新儒学”与“护教的新儒学”的对比，这是学问的提法；在人的交往学习上，我采取的是兼容并蓄，不悖恩义的做法。像同辈的王财贵兄，他当然是护教的新儒学，但我与他的交往却是深刻的，而且是兼容的，并且相互支持的。在我们老师那一辈人中，最是护教的新儒学，莫过于蔡仁厚先生。他虽然听了一些对于我不同意见的话语，但总是包容我、护佑我。我与先生的情分如同父子，其恩义若天地日月，永世而不迁也。

二

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一七年，我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创新协同中心访问研究，知悉到蔡先生被提名为第八届“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贡献奖”（原称：孔子文化奖），满心欢喜。执事者知道我是蔡先生的学生，要我协助一些事务，包括蔡先生的颁奖介绍词。我请了廖崇斐博士，与之讨论，由廖博士执笔，撰写成了这篇简单的介绍词。介绍词是这样写的：

蔡仁厚先生，儒学家、中国哲学史家，是当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1930年出生于江西雩都，现居台湾台中市。1954年起，跟从当代哲儒牟宗三先生学习，一以贯之，逾四十载。从师问学，博通诸家，而归宗于儒。在整个当代新儒家阵营中，他绍述牟宗三先生之学，对传统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的传述最多，对学生的启迪最大。路线专一，但包容广大。当今港台青壮新儒家学者，多感其深仁厚泽。

他曾先后担任中国哲学会理事、常务监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理事会顾问；曾获推荐入选美国传记学会第四届“世界五百名人录”；2000年自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退休；2004年荣膺东海大学首届“荣誉教授”。近九秩高龄，仍于东海大学、元亨书院讲学，启迪后学，何止千万。

其专著有《孔孟荀哲学》《孔门弟子志行考述》《宋明理学北宋篇、南宋篇》《王阳明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墨家哲学》等。除此之外，其研究论集有：《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儒学的常与变》《孔子的生命境界：儒学的反思与开展》《新儒家与新世纪》等。

蔡先生综述先秦儒家哲学、疏解宋明理学、论析儒家学术与中国现代化、讲论与撰述中国哲学史。其著作等身，始终坚信华族之文化生命必可返本开新，故而致力学术，以光大内圣成德之教，以重开「生命的学问」

他曾提揭四义：「仁智双彰、天人合德、因革损益、据理造势」以见儒家义理在人类世界中所含具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一方面又提出四目：「伦理的实践、政治的开新、经济的发展、学术的推进」以申述儒家对现代社会所昭显的时代意义，及其宽平融通的适应功能。于中国文明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之推导，启迪甚大。

今年（2017年），第八届「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贡献奖」（原称：孔子文化奖），经过严格客观之审定，颁于蔡仁厚先生，用彰高贤，砥励后进，实有厚望存焉。故谨述如上云。

相关执事学者，多方参考意见，后来重写了一下，整个颁奖词是这样的：

他籍贯江西，长于台湾。弱冠之年，从游于牟宗三、唐君毅诸大师之门，求学问道，笔耕不辍。六十年来，矢志弘扬“生命的学问”，身体力行，老而弥坚。

他一生力学，著述等身。学问坚实，包容博大。两千余年儒学发展轨辙，每加考索，融汇贯通。近百年来新儒家志业行迹，常据所闻，赓续慧命。在当代新儒家阵营中，他对传统儒家与当代新儒家，诠释最多。在众多硕学鸿儒中，他名重士林，受邀海内外弘扬儒家道统，为学界钦敬！

他服膺师教，不废讲学。从教五十年，在大学讲坛传道授业，诲人不倦。年届耄耋，仍于书院台堂教授学子，砥励后学。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嘉惠学林，何止千万！

他辛勤祖述往圣前彦之绝学，致力光大内圣成德之教化。始终坚信儒家义理具有永恒的价值，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必可返本开新。他积极申述儒家的时代意义，于中国文明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之推导，厥功至伟。

他以生命为学问，视学问为生命。在平凡的人生中体现传统儒士的风范，用不凡的学术彰示民族文化之大统。他是海内外公认的第三代新儒家的嫡系传人。他是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

我恭谨的录下这两段，这两段大体可以简要的体现了蔡仁厚先生在学问、品德及生命人格的成就。他真以生命为学问，以学问为生命。他是儒家文明的继承者、弘扬者。

（王胜俊、刘家义为蔡仁厚先生、郭齐勇先生颁发纪念牌）

三

我于一九七二年进入闻名全台的台中一中学习，国文老师杨德英先生，由他接引而读了《论语》，唐君毅《说中国民族之花果飘零》《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就这样进了儒学之门。杨老师为了奖励我们作文成绩好的同学，特别赠送了蔡仁厚先生的《儒家哲学与文化真理》，我也进一步去买了蔡先生的《孔门及其弟子志行考述》，辅助阅读。就这样，儒者人物跃然纸上，我逐渐进到儒家的生活世界之中，不只是我原先来自于农家的传统习俗的儒家，而是进到文化教养、乃至学术的儒家，我渐渐发现了一道可以终身以之的勠力方向。或者，更直接的说，我就此成了深受儒教教养的学生，希望一生能弘扬中国文化经典学问。或者，用儒家的义理来说，就是“由习而入于性”。这是杨老师、蔡老师所开启的。记得清楚的是，蔡老师写他的生活经验的《罗田岩之忆》一文，与我在台中大里西湖的生活经验几乎是完全相契合的；我因此体会到蔡老师所常提及的“教化层”的重要。这教化层其实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的乡土性、血缘性，有着极为浓郁的文化氛围，是孝悌人伦的生养之所。

台中一中的学生是优秀的、喜欢思考的，我、锺乔、翁志宗三人同班，杨渡（杨炤农）、路寒袖（王志诚），低我们一班。高三时（一九七四年）我们组了一个文学性的社团，缪思社（Muse Association），既创作文学，也讨论思想。有一次，我们就请了蔡仁厚老师来与我们讲课，说的是儒学义理的当代创新，并涉及到人类文明的诸多发展问题。当时，听了也不完全懂，但明白这是知识的飨宴，我们的讨论牵涉到我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须要仔细去思索的。不同于我们另一位老师胡楚卿先生，胡先生接近于自由派，受到存在主义深层的影响；而蔡仁厚先生则接近于文化传统主义，他受到的教养是来自唐君毅、牟宗三的当代新儒学。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进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学习，结识了由台湾师大国文系、辅仁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朋友所缔结的“鹅湖社”，就这样开启更广泛而深切的中西哲学之学习。每次回来台中，总会去拜访蔡老师、杨老师，向老师请教学问之理，人生之道。蔡老师总不厌其烦地回答着我所提出的生涩问题，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的深仁厚泽，体会到他的温润和蔼，直觉地满心服贴，豁然而解。有一次，我问了“父慈子孝”的“慈”和“孝”的异同。老师很明白清楚地说，“慈”是“自然”，而“孝”则是“自觉”。真乃谛解也。虽然，当时我没全懂，但道理总要有个生长的过程，慢慢才能义精仁熟，才能真正深契其中。读之、读之，久了也就清澈了。

后来，我对“孝、悌、慈”有着确定的解释，我说“孝是对于生命的纵贯之追溯与崇敬”，“悌是由此生命根源而来的横面展开与关连”，“慈是顺这生命根源而来纵贯的延展与拓延”。“孝”是自觉的，“慈”是自然的，而“悌”则是教养的。自然是顺着生命就会有的本能，而自觉则须逆觉反思才能唤醒的良知良能，教养则需要更多的氛围与长育的生活世界。现在，一讲起“孝悌慈”这三个字，我说他是中华民族文明永生的奥秘，我就想起向蔡老师问学请教的情景。有一次，我伴随着蔡老师在台中孔子庙，一边行步着，一边谈论着。这情景一直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图景，也是最为宝贵的精神资产。

一九七六年，我大学本科二年级，担任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会会长，创办了“生命哲学讲座”，请蔡仁厚先生于十二月廿九日作首讲，讲题是：“儒家的狂狷精神”。当时大学生，风生水起，颇有朝气，因而这讲座办得颇为兴盛，史作柽、吴森、王邦雄、曾昭旭、潘柏世、袁保新，都来讲过，在我主持的两年里，共讲了十二场。牟宗三先生做了第十二讲，讲题是“文化意识宇宙——从唐君毅先生的逝世说起”。这可以说是当代新儒家在台湾师大接壤地气，通达天道，入乎本心的十二次讲座。当然，从蔡仁厚先生所讲“儒家的狂狷精神”到牟先生的“文化意识宇宙”（我就此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生命哲学讲座两年记〉，刊于台湾师大：《文风》1978年6月。），首尾相连，本末通贯，这样所构成的子午线，可以说新儒家的定海神针。当时，我只是偶然自然，现在想起来，却是有其必然者在。生命之奥秘有如是者哉！

四

大体说来，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徐复观先生指出的是方向，当然牟先生给我的学术训练是最多、最大的；但生命的学问我请教最多的，则是蔡仁厚先生与曾昭旭先生，还有王邦雄先生。王先生比较是兄长情义的安慰，曾先生则是个人主体爱能的启发，而蔡仁厚先生则是深契心性义理的教导。每回与蔡老师请教，总会唤醒对于中国宋明儒学以来，所涉天道论、心性论、道统论的更深刻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我每觉那些宋明儒学所涉及的重要概念，如：“道、理、性、心、情、才、欲”，在生命中整个都活络起来，熨熨贴贴的。我也因此更真切地体会到儒学不只是客观的学问，儒学是要求道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为根源，德为本性，儒学是要以那根源的普遍理想作为终其一生的定向，如此才能好好长育本性，如其真存实感地爱能之实现，并落实于礼文艺术的生活世界之中。

后来，我特别重视如何将这些“古典的话语”，和活生生“生活的话语”和合为一，并且能够经由现代的学术话语重新表达出来，而进到国际学术的场域中参与交谈对话。这本来就是当代新儒学最重要的志业之一，从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三先生，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生，已经有着相当辉煌的成果，但要跨过“格义”与“逆格义”的限制，仍然是必须努力的。我在这里下过不少功夫，主要是与蔡仁厚老师请教时获得了启发。每次问学回来，又仔细参研了唐牟两位先生，上遂到熊十力的著作，并对比我在台大受教的西洋哲学，因之有了新的进境。经由实存的感通，上溯其源，承继其绪，自有莫大的欢喜。从师问学，我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哲学的本体、话语与方法，有着密切的辩证关联。

我习惯于博览众家，转益多师，旁涉多方，有些是信息的摄受，有些是知识的构造，有些则是智慧的生长，相杂一处，构成了重重叠叠、密密麻麻，交织成纠结万分的状态。我却都将之容纳于我的生命之海中，去感受、去觉知、去体会，有其烦恼，却也有其独特的哲学发想。因为贪多务得，不免有时走岔了气，歧了出去，差点往而不复，迷途难返，幸亏有诸方师友的学问讲习，而得以归返正途。这里帮助我最多，提撕我最切的，便是蔡仁厚先生。一九八二年春，当时我在军中服预备军官役，心中郁结，病疾难理。我向蔡仁厚老师写了一封求救、也是求教的信函。蔡老师给我许多教诲，我因之而结解心开，顺利踏上哲学的征程。后来，我在蔡先生八十岁寿诞时，依蔡先生所教示的这封书信，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经典、生命与实践工夫：从蔡仁厚先生一封书函引发的觉思”，在东海大学举行的会议中发表，后来刊载在2010年7月，《东海哲学研究集刊》，第十五辑，页189-212（台湾：台中东海大学）。这篇文章写得蛮长的，我现在且摘几段，以明其实况。

我的生命认可，心中笃诚信仰的是儒家，或者应更准确的说是儒教，但我也喜欢道家，也读佛书，跟着祖母、母亲拜佛。据实而言，我的脑子却是没那么理所当然就是儒家，因为我也看到了儒家的很多弊病，特别是在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下，我以为儒学该疏理、厘清的纠结，不可胜数。年青的我，笃心虔诚，心向圣学，但脑子里却是充满着疑问。惑有不解，疑而虑之，虑而疑之，批判的呼声，自年青至今，从不止息。

心灵笃诚地坚信，脑子狂野地想挣脱，就这样，几次生命意义的危机，伴着台湾历史社会总体的变迁，随着自己生活的起落升降，竟尔降临。忧烦扰攘，纠结难理，看似满怀天地家国之思，其实生命苍白空洞得很。如此危机，其大者有二，首发在大学三年级时，幸得诸师友引绎疏导，幸免大难。尤记当时，往访曾昭旭老师，叩问人生；曾师温严，明透义理，婉言以解，稍得宽心。大三之病，虽得暂解，但病之为病，既已病矣，终身难解，此己身之病，家国之病，苍生之病也。其病似在隐微中，心力用之，容有不惬，未得将养，必将再发矣!就如此，一九八二年二三月间，我又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身心困阨，意义匮乏，存在迷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踽踽道途，满路荆棘，怆然泣然，而不知其所以也。

时在军中，服预官役，已近退伍，本当欣怀，竟尔遇此危机，只觉人生无意义，空洞灰色。忽而又觉人生当有高于世俗者，有大于书本之学问者，有过于圣贤之教言者，但如何为高，如何为大，如何为过，真的难解，欲解难解，解之益惑，惑惑相寻，了了难已，就这样，我似坠入实存的无底深渊之中。幸得一念，此念尚明，就这样我向蔡仁厚老师发出了信函，也给史作柽老师寄了信函。蔡老师可说是我在儒学学习上最重要的老师，他不只是经师，而且是人师、道师。史老师开启的是哲学的探问，以及深邃的理论思考，是我心目中的哲学家。信发出后，没多久，两位老师都给我回了信。这两封信，我一直珍藏着，此中有着经典的智慧，生命的体悟，还有落实于伦常的实践工夫。

蔡先生给我回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那封信我后来在蔡先生八十生日的时候公布并作了诠释。那封信就像以前阳明给他弟子写的信一样，对于你面对的问题，他以儒学的道理，以中国哲学的道理给你开解，我读了真的十分感动。

安梧棣：

限时信收到，我无对症药——你并没有病，无有醒梦散──你亦未作梦，无有大道理——你已知道不少，无有硬棒喝——巨棒不打无罪人。你——只是力争上游求表现，力久心切，倦而不自知。一下子碰上一个（或二个三个）什么机窍，忽然间力僵，僵而失挂搭，心惶惶而呈虚脱，这才使你吐露出一段文章来。类似的意思，禅师们也透露过，有些理学家亦表述过。有时是波澜难平，有时是死水不流。倒亦真是难以为怀而情何以堪的。我亦曾数度有此心境，但皆为时甚暂，机芽乍露，随即潜消。在我或是性情稍较厚实，或是灵台少积尘垢，或是家国念重，亲恩未报，而有所不忍，有所不敢。总之，我时时自觉地不使它起波澜，不使它成死水，故勉能有某种程度的緜穆不断与超越不滞。然要说工夫，则亦无可说也。

生命小得很，亦大得很。脆弱得很，亦强韧得很。人生短得很，亦长得很。无谓得很，亦庄严得很。但看各人如何具眼耳。或曰心随境转，或曰境随心转，皆可说，茍能善领会，却不相碍，你说“学问只是知解浮尘，人生必有大于是者”，此固然，尧舜事业亦为一点浮云过太虚，何说区区学问！然而，你若又想去另寻一个“大于是”的东西，则仍是骑驴觅驴也。心慌慌，向外寻，耽误多少古今聪明人！什么是学问？什么是知解？可暂勿说。

什么是学问？什么是知解？可暂勿说。人有青、壮、中、晚，在那一段，便做那一段之事。离开了眼前这一段事，便别无正经事可得。尧舜事业虽为浮云过太虚，但亦须做出来，才是尧舜尽了己分。若不做，便不是这个天地了也。各人尽分尽性以尽道，才昭显的这天地之道。明道之意，亦不是要去计量大小多少。故又曰：只是这点子秉彝，卒殄灭不得。总之，尽则是，不尽则不是。而在你目前的分上，能离开学问知解而别有一个“大于是”的物事乎？你转而之东，或转而之西，转毕四方八面，亦仍须归于身心也。身心收管得住，在农便是农事，在工便是工事，在商便是生意，在“学”者便是学问知解，知解岂可无哉？只是不可仅仅落于知解，不可徒然搬弄知解而为知解缠隔而已。

“大于是者”岂非道乎！道在那里？你岂不亦知“道不远人”，岂不亦知“道不离人伦日用”？但若说真能知得明澈，恐亦未必。且问何谓人伦日用？一般皆知亦指日常生活。再问何谓日常生活？吴稚晖有言：人生不过三件事，吃饭、生孩子、招呼朋友而已。这岂不是日常生活？只此而已乎？真是岂有此理的大名流，岂有此理得党国元老！须知人伦日用，有人人共同的，岂不亦有不共同的？各行各业的人，各司所职的人，他们的人伦日用（日常生活）岂能一律看耶？各人自各人的分位上过他的日常生活。除了家居生活的人伦日用上，而不在国族文化，历史文化……乎？君子素其位而行。任一个位分都是人伦日用的落点，都是道之所在，都有“大于是者”在。故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所以说“在哪一段便做那一段的事”。青中壮晚，各行各业，皆有所事，皆有用心处，此便是道不离人伦日用，此便是内重外轻，此便是中有主而外不移。除此，更无着力处也。

称理而言之，人生，只是一个平平实实的人生，事事皆是实理；平则直，实则在，故能超越“成就、得失、毁誉、升降”，而化解彼此之对较与前后之争竞。于乎此，乃能有：成败以上的自成，得失以上的自得。毁誉以上的自肯，升降以上的自立。生命，只是一个緜緜穆穆的生命，时时皆见体用；緜则贯、穆则通，故能畅通“动静、敛放、隐显、幽明”而脱出知解之断隔与情意之缠结。于乎此，乃能：动不妄躁而静不枯寂，敛不封闭而放不荡肆；隐不困窘而显不忘形，幽通鬼神而明照天人。

杨老师看了来信，忧心忡忡，叹口气，说：怎么办？我说：小小生死海，岂容头出头没！我会回信，当无问题。实则，不是无问题，而是问题来了，要对付，要化解。对付得了，问题化为体验，便是一步游境。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要真实成为一个“人”是甚为不易的。神会来扰你，魔亦会来缠你。你将为何？平平而对，自归无事。必要时，亦不妨振我“人”威，神来神斩，魔来魔斩，慧剑一挥，正气凛然。兵不血刃而神退魔消，为此，便像一个“人”了。

望自求多福，珍重，珍重。

仁厚启71.3.27兴大夜课回来，

此时28日清晨二时一刻矣。

蔡老师的回信，真是深仁厚泽，温婉中有关怀，关怀中有义理，透辟的义理，有着存在的契入，不是棒喝，而是导引，这导引可就是我后来逐渐了解的儒家型的意义治疗学。我于儒家型意义治疗学虽因感于傅伟勋老师所宣扬之弗兰克(V.Frankl)（傅伟勋〈弗兰克与意义治疗法〉，收于傅伟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台北：1986，东大图书。），又读唐君毅先生之《人生之体验续篇》（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编》，台北：1978，学生书局。）而有所启发，真切言之，启迪吾思，开辟其径者，正是蔡仁厚老师与曾昭旭老师。廿七年后，重读仁师书信，益觉此中隐含一“意义治疗学”在。这不同于弗兰克的“我，向前开启”，而是“我，就在这里”。（关于此，请参见林安梧〈迈向儒家型意义治疗学之建立：以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编》为核心的展开〉，收入林安梧《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第六章，页115-137，台北：2001，明文书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承担之为当下承担势得通天地、贯古今，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如此方为当下也···

老师的这封信，使我生命在困厄中有了一崭新的回转。让我能回到自身，能面对自己，能面对天地，能以唐君毅先生所说“我，就在这里”之直下承担，做为生命的启动点，我因之而走向学术研究与化育英才的教育志业。

我发出的信是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廿五日，老师给我的回信，最后署的是“望自求多福，珍重，珍重。仁厚启71.3.27兴大夜课回来，此时28日清晨二时一刻矣”。老师自中兴大学夜课归来，为我写这信，至翌日清晨二时一刻，我何其幸而得遇明师如此，上苍何其厚我，我岂能不黾勉奋志于中华文化，为儒学、为三教，为苍生也耶!

蔡老师这封信函，深仁厚泽，温婉关怀，义理透辟，他让我逐渐从杂多烦恼，转为存在的契入，体验之、提升之，一个月后，我考上了台湾大学哲学系硕士班。时牟宗三先生来校课座，于焉我成了牟先生的学生。一九八六年，我继续在台大攻读博士，一九九一年毕业，成了牟先生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指导的第一个博士，也是唯一牟先生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指导的博士。我自知：若无蔡老师这封对我充满着意义治疗疗效的信，日后，当无这些发展。

蔡老师之于我，在官方记录上，我虽未列名在册，但在天地间，老师就是我的老师；我是牟先生列名在册的学生，但牟先生之于我，实更接近于先圣先哲，如阳明、船山者。这也是日后，我对于牟先生学问的研究与继承、发展，像对待先圣先哲一样，我甚至认为继阳明、船山之后，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是熊十力与牟宗三。我虽尊崇牟先生，但仍能不受师生情愫羁縻，实因于此，非敢唐突，欲叛师门也。实欲广开大门，迎向天地也。同门学长、师友、诸君子，幸其谅焉！幸其谅焉！

五

一九九六年，我受佛光山星云法师之聘，龚鹏程兄、袁保新兄邀请我与他们一起南下到嘉义大林创办南华大学，由我主管哲学研究所，并敦聘了傅伟勋先生作为本所的讲座教授。可惜，傅先生九六年秋天就离开了我们，只留下了“生命的学问与学问的生命”的幽邈长思，令人叹息。九七年春，我请来蔡老师、杨老师，一起到大林做客南华，并做讲座。讲题涉及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及蔡仁厚先生自己的学思历程。由我驾车亲自接送，沿途还谈了许多中国哲学复兴的诸多可能。虽然事隔二十余年，却历历如在眼前，光阴荏苒，何其速也耶。

后来，我借调期满，返回清华任教，担任通识教育中心主任，但因为清华创办的哲学研究所不包容中国哲学，多方沟通，未有结果，二零零零年，我愤而离去。友人傅武光兄邀我返回台湾师大国文系任教，他向我说，这里才是我的太平洋，宽广辽阔，就这样我果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中间每件大事，我都向蔡老师报告，也都获得蔡老师的支持。二零零四年我还参加了台湾师范大学校长的遴选，也获得了蔡老师的推荐。老师对于我所提出的“讲理念、造风气、立标竿、勤耕地”的基本主张，深表赞同。因为人事倾轧，我并未获选，又因为鹅湖人事变化，我第二次主编期满，也就不再续任了。二零零七年，我从台湾师大国文学系荣休，转任玄奘大学，二零零八年又因幼子在东华就学，身心有了些许问题，我顺此因缘转往花莲慈济大学，担任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所长，好就近照料。我也常就此问题，请教蔡老师、杨老师，也讲起了牟先生晚年家事，说起命限的问题，并由此命限进而思考到如何“知命”的问题。知道生命的限制，而反照过来，见到造化之无穷，就此无穷，而参赞化育，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骨肉至亲，推扩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讲得推扩之功，就在于此。他勉励我人生道上，如何“居仁”“由义”而“立乎礼”，“仁者，仁之安宅”“义者，人之正路”“礼者，人之正位”。仁义礼智，四者不可分，仁是主体的爱能，义是客观的法则，礼是具体的实践，智是清澈的抉择。我认为这些理解，是我多年来与仁厚老师问学请教的成果，我一直以为儒家的生命学问是真实的，而且通古往来今、生死幽明的，他是充实而饱满的。

二零零八年我偕同我教过的一群博士，包括：张荣焜、杨自平、李宗定、廖崇斐、王慧茹，组建了元亨书院，以传续文脉，并且继续原来鹅湖社的学问讲习。蔡老师更是我们的顾问，也是我们敦聘的荣誉讲座。这些年来，我因长年在外讲学，在书院的时间不多，每每交代执事的廖崇斐博士，一定要亲自接送，讲后要与蔡老师、杨老师，会餐畅谈。亲近长者师尊，年轻一辈的福分，沾些德泽，便自有格范，自成人品生命。蔡老师的讲学，一贯是从容平常，却是深仁厚泽，温煦自然，春风化雨。书院有蔡仁厚先生的课程以为引领，有林安梧教授的课程以为纲脉，有苏清标先生的太极拳课程以为基底，还有《元亨学刊》做为全院的主干，在张荣焜、廖崇斐两位博士的经营下，有读书会、讲习会、学术论坛、诗歌吟唱等等，虽不敢说是盛大开展，却是绵绵若存，生生不息。我们期待元亨书院能继续着唐牟徐一系的新儒学，继承之、批判之，进一步有所发扬光大也。“元神贞和诚通天地，亨善吉玅道贯古今”，乃元亨书院之理念也。四十余年来，每与蔡老师论谈，总感慨基督教有教堂，佛教有寺院、道教有宫观，而儒教式微，罕有自家的道场，我们踵继当代新儒家前辈，创立元亨书院正乃补其不足也，不辜负先圣先贤也，得告慰师尊于天上也。

六

今年四月间，《鹅湖社》举办了“蔡仁厚教授九十寿庆－当代新儒家的奋斗”学术会议，会议的邀请函写道：

蔡仁厚教授于2017年9月20日在大陆山东曲阜，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获评“2017年度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2019年适逢蔡仁厚教授九十寿庆，我们特筹办“蔡仁厚教授九十寿庆－当代新儒家的奋斗”学术会议，期藉寿庆顺着“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说”，思考“当代新儒家奋斗”的时代课题，盼于当代的文化及教育有所精进。

会议由朱建民兄主持，杨祖汉兄担纲，周博裕、蔡家和、杨秀宫、魏美瑗等执事，把这事办得妥贴周到，蔡老师、蔡师母都说了话，还有韩国友人蔡先生的弟子郑仁在等也都到了场，以前东海大学的同事也都来了，关子尹兄还特别在会上宣读了他的一首律诗以为贺寿之礼。

果真，这场学术会议，有着“道统”“学统”“政统”这三统的交会与传承，继续思考着“当代新儒家奋斗”的时代课题。我内在里直呼喊着“鹅湖精神”又恢复了，可以元亨，可以利贞也。最为动人的还有南管音乐戏的演出，音韵婉转，三日绕梁，余音不绝。我前两天还在大陆西安参加会议及讲学，兼程赶回，为的是参加这次的师友盛会。我心里很欢喜，却也有着隐隐不能言的体会，受那天的氛围感染，感触既深，直契造化，写了一组为蔡仁厚老师九十大寿、杨德英老师八十大寿的贺寿组诗，诗是这样写的：

其一

匆匆九十载，漪欤其盛哉； 

牟门称龙象，孔孟好安宅。

其二

宅此正灵台，本心顺天开； 

良知起敬畏，源泉活水来。

其三

来去地天通，惟心只相逢； 

萃面见盎背，巍巍其道公。

其四

道公继三统，斯文归大中； 

醇醇仁厚泽，浩浩德英风。

己亥之春，吉日风和，恭逢仁厚先生九十华诞德英老师八十华诞《当代新儒家的奋斗学术会议》一时兴感，口占成诗，双双成组以为贺寿焉！

受业弟子林安梧敬贺二〇九年四月六日台中

犹记四月初贺寿，场景幽静，氛围热络，一堂师友，古今风义，嘉善美矣！

不意两月不及，蔡仁厚先生竟尔仙逝，伤恸亟矣！难以言宣！谨致上四月六日所写之组诗，愿天界静好，地界平安！

敬悼蔡师仁厚先生，祝一路好行！

受业弟子林安梧泣首

（己亥之夏六月廿二日凌晨五时半写于青海西宁旅次）

蔡仁厚教授简介

蔡仁厚教授，一九三〇年生于江西雩都，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四时辞世，享年九〇。历任高中教师、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会理事、常务监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顾问。退休后，荣膺东海大学荣誉教授终身职。

一九八五年，应聘为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一九九四年，当选为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一届理事，随之又获聘为第二届理事会学术顾问。一九九五年，入选为美国传记学会“世界五百名人录”。二〇〇四年，获聘为东海大学首届荣誉教授。二〇一四年八月，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之《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槪览》（哲学卷第三分册）P.120-126，介绍蔡仁厚。二〇一七年九月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获得“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殊荣。

早岁生长农村，性情浑朴诚笃，平和恒毅。为学处世，常因“己不若人”之感怀，而引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之愤悱。故平生之境遇非顺，而奋励之志不衰。从游于当代哲儒牟宗三之门以后，学思益发淬励，著作甚多，终于成为当代新儒家代表性之人物。

蔡仁厚致力儒学研究已半世纪，专门著作达二十余种。其内容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是表述先秦儒家哲学，第二是疏解宋明理学，第三是中国哲学史之讲论与著述，第四是综论儒家学术与中国现代化。他历年开授之课程，皆与上述四个研究重点相配合，如：先秦儒家、孔孟荀哲学、学庸与易传、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程朱哲学、陆王哲学、朱子专题、王阳明专题、当代新儒家等。数十年来，他连续参加海内外有关儒学之国际学术会议，不下五六十次，蜚声两岸，国际知名。八十岁高龄之际，撰成完整的中国哲学史。

学术专著主要有：《孔孟荀哲学》《宋明理学》《王阳明哲学》《新儒家的精神方向》《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的反省与新生》《孔门弟子志行考述》《牟宗三学思年谱》《孔子的生命境界》《中庸新诠》《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等二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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