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余敦康先生

早间浏览自媒体，无意中看到余敦康先生去世的消息，为之一惊。印象里，余先生应该一直是在讲学活动中展现风采的。再往下看：“享年90。”屈指一算，恍然若悟。

最早知余先生之名，源于阅读。早年一度颇好佛书，读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二卷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一版一印），觉其中有关“六家七宗”部分，将初学者乍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小宗派之屑屑主张，董理得条理粲然，眉目清爽，不禁击节称赏。于是，想得知此部分出自谁氏之手。本书封内明示“本卷执笔人：任继愈、杜继文、杨曾文”，但是并未指明何人撰写具体哪些章节，乃是一笔糊涂账。所幸《绪言》最后有一句交代说：“本卷第二章《六家七宗》一节由余敦康执笔。”于是初识余先生之名，默念曰：“此人之书当可读。”

后来慢慢知道，余先生乃当代中国哲学史领域一大家。但是，其书并未多读。主要原因是区区质性不敏，当时正醉心古代及近代名家尤其新儒家之书，不暇顾及时贤之作。没想到的是，因缘凑泊，一朝居然有当面请益之机。

一九九七年区区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业师楼宇烈先生邀余先生为答辩委员会主席。方之古例，余先生或许尚可称“座师”。因送达论文之故，至余先生府上，一领风仪，蔼然可亲也。答辩当日，再往余先生家中迎请。区区论文题目是《刘蕺山理学思想研究》，余先生于主席上侃侃而谈，风姿洒然。后来知道，余先生素以健谈著称；答辩会上之纵论，正当其时。可惜，当日余先生的言论，至今都不复记忆。只记得他对论文之具体问题谈论不多，而泰半是借题发挥，表达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或释个人心中之块垒。对牟宗三先生“别子为宗”之说，余先生深不以为然。言语之际，见于辞色。区区印象深者，大概只此一点了。

听罢余先生议论，区区感觉余先生之生命形态，对宋明道学乃至近现代新儒学，都不甚契合。而区区则明目张胆，服膺宋明心性之学；道统之传，“惟精惟一”，信之不疑。区区了解余先生很浅，此姑且妄加推测一下：大抵说来，余先生于理气之间，更重“气”；仁智之间，更重“智”；内圣外王之间，更重“外王”。其学如此，其人风范似也近此。所以，后来虽然区区敬佩余先生之才华学问、风操气度，但望余先生之门，则逡巡不敢进。如此固然可以避免不少棒喝，但是也失去了前辈学养沾溉之机。

余先生谈到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罗蒂等当代西方哲学家时，感慨地说：这些都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是世界级的哲学家，而自己什么也不是，不可能成体系。为什么呢？因为时代。”（周瑾：《庾信文章老更成——余敦康先生印象》， 载）余先生说“自己什么也不是”，太过谦虚，也可见其自期之高。余先生无疑是中国哲学史领域之大家。人一生要做出点成就是非常难的；天赋、体力、家庭、政治、社会环境，缺一不可。区区相信，如果生逢其时，凭余先生之才智，是完全可以成为一流哲学家的。他饱经苦难之余，在学术上有如此建树，已经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了。“我能凭我的力量，能够挣扎着活下来，并从这里面领悟到中国文化内在的深厚，也可说是幸事一件了。”（同上）其幸，非余先生个人之幸；无疑也是斯文之幸！

余敦康先生千古！

后学王瑞昌拜悼

2019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