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湖南人之性质”或“湖南人底精神”。湖湘“民性”与“士习”的渗透与融合,导致一大批兼有民性的强悍意志与士气的道义精神的湖湘士人群体崛起。本公众号将从“什么是人的'精神气质'”、"民性:湘人的气质之性"、"士气: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湖湘士人的二重文化基因及其组合"四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
18世纪的理学官僚在政治与学术上相当活跃,且论学过从甚密。其经济之道根植于系统性的理学道德践履,旨在树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由道德修为而进之于实学,由实学而发之于实政。另方面,理学官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实用主义态度审视门户异同之争,在推重阳明事功的同时,得以重新评价阳明学术的遗产。
儒家士人德教呈现出“异向同质”的双向道德主体间性的教化模式,即以儒家士人为中心展开的向上劝导为政者“内圣而外王”以推行善政和向下激发民众道德主体性以“一道德,同风俗”的双向教化模式,其本质均诉诸于行为主体发掘自身善性以成就德性来达到教化目的。
早期儒家对人性的讨论,不是诉诸抽象的理论语言,而是直观的类比。其中,相关于结构、运动和声音的类比,揭示了人性作为自然本能的意义;关于生长、制作与培育的类比,揭示了人性作为行动条件的意义。因此将儒家的人性学说称为“人性论”,主要来自研究者对理论语言的偏好,但未必能对儒家论性的意项提供切实说明。
从儒家理学“本体—功夫”范式到现代“伦理学”范式的演进中,中国近代伦理话语体系渐成雏形。概念、价值与方法的三重革新是中国近现代道德转型的历史背景。严复等人通过译介西学,开始了近代伦理话语概念的革新,为顺利地接引现代伦理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义利关系”的再检讨初步形成了近代伦理学价值体系。
王阳明的《大学》诠释在其心学思想体系中至关重要,这引起了日本著名阳明学者冈田武彦先生的高度重视。本文以王明阳的《大学》观为基础,依托相关文献,首先阐明冈田武彦对王阳明《大学》观内在嬗变的理解、检讨与反思;其次探究冈田武彦基于王阳明《大学》观所做出的思想开拓。
从历史看儒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儒学首先在春秋战国之际奠定了“学”的深厚根基,自西汉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之后,又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人文与乡土三位一体,官员一身而兼三任的社会格局。这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很特别的,它保证了统治阶层的不断的和平再生产;在社会内部实现了政治的机会平等,也在政治、人文与道德风俗及社会治理方面···
自孔孟以来,道德主体性与天命之间就一直存在紧张关系,影响着后世诸儒对此问题的解读。在对《孟子·尽心篇》首章的诠释上,朱子以普遍之理的预设为根基,依据《大学》条目,从认知角度呈现了一个由知到行、普遍的历时性进程,突出普遍天理对于现实生存的绝对优先性
本文旨在阐明《荀子》思想的特质和历史意义,而由此探讨其“天下”观和对当时秦国的看法。借此欲阐明《荀子》一书在战国时代周鲁两国已经不存在的政治情况下成形或出现于世的历史意义。本文先将荀子的“天下”观整理为如下三种特色:其一,荀子所构想的国家从头开始就是治理天下领域的国家。其二,在荀子“天下”观视野下的国家会经过其兴亡···
甲午之役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人共识。随着西学的渗入,思想界对中学价值的重估也被提上日程,这包括对孔子身份的定位以及儒学与诸子的关系的楷定。为使华夏文明不坠于地,赋予诸子学存在的合理性,廖平将百家皆收归于孔学,并将儒家作为论述的重点,围绕孔子、儒家、诸子三者的历史定位,倡言尊经与知圣。如果说尊经与尊孔是廖平孔经哲···
明清诸本《朱子年谱》载朱熹于庆元二年丙辰(1196)始修礼书,现代学人多疑其说。本文考证《仪礼经传通解》整体纲维的最终厘定,当以朱熹答余正甫第五书为标志;答余书之作,在庆元元年乙卯(1195)秋间。以此为基准,旁参朱熹与友生论修礼之书札、语录,可知乙卯以前,乃朱熹修礼的酝酿构思期,期间朱熹关于修礼的构思,存在重要的前后变化:从梳···
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被认为是第一个不要求改善财富分配不均现象的思想家。具体到对君主及政府各级官员的分配,荀子则特别强调以“德能”的大小决定一个人位禄的高低和多寡。荀子基于政治和道德的理由,同时以满足可欲性和可行性为条件,为差等分配提出了消极的论证和积极的论证。
伊藤东涯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研究在日本江户时代影响很大。在他看来,朱熹《太极图说解》偏离了《太极图说》的本义,周敦颐以无极为理、太极为气,“无极而太极”即“理生气”之意。“太极”“阴阳”本质上皆为一气,“太极生两仪”之“生”是指分化而非创生。朱子则基于理气论释“太极”为理,释“太极”与“阴阳”为体用关系。
对于朱子的这部分思想,前人多是从气禀的构成层面进行讨论,而忽略了气异理异的前后分期以及成形后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就四方面展开研究:一是“理同与气异”,这是从理气论的大框架概述人与万物的异同。二是“气质、形气与心”,讨论朱子对“气异理异”前后三期的不同理解。三是“人心与物心”,讨论人心与物心的具体不同。四是“差异与意义”,讨···
儒家思想曾深刻影响了西方“自由放任主义”的内涵,而其本身在经济上也存在着鲜明的“自由放任”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儒家承认人之自利心的存在,并认可人们积极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二是遵从劳动分工,认为不同分工共同促进社会发展,反对干预人们自然形成的分工;三是反对限制商品流通的任何税收政策,主张发展自由贸···
欧阳修援引《春秋》之大义而首倡政治的正统论,本应是一个基于政治理想的哲学问题,具有其超越维度;但他基于“迹”而论正统的立场,就把作为正统的哲学问题讲成了现实的史论问题,从而失去了其超越维度。章望之对之提出批评,重提超越维度,但苏东坡起而反对,维护欧阳修的立场,进而从“实”的立场,即从“有天下”之“实”讲正统,从而完全···
哲学与宗教的超越观念之间本来不应当构成冲突,但前提是必须承认人(包括圣人)不可能超越凡俗世界;人可以是超验的,但绝不可能是超凡的。然而无论西方理性主义或中国儒家心性主义的超验哲学,其“内在超越”的超验性都试图取代超凡性,于是导致了人的僭越,而这在凡俗世界的权力格局中必然导致权力的僭越。
以思辨形态构建“普遍历史”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问题:历史目的与历史主体的断裂,使得历史本身脱离了具体个人的生存;历史中的生存本来是参与性的,但在普遍历史构思中具体个人反而成为旁观者;由于历史体验中的无常感受被等同于意义虚无体验,历史意义于是被构思为来自超越性的历史目的之植入,因而历史中的生存被贬抑为一种克···
明清之际,中国近代精神形成过程中,颜元学派思想曾起过重要的作用。颜元及其后继重新审视汉、宋两学出发,对中国传统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与继承工作。他们反对宋学空谈性理及汉学埋首经卷的倾向。主张“理在事中”,力图把当时脱离实际的学风,转上“经济事业”的轨道。他们力斥宋儒“主静”思想,主张人生要务在于“动”与“勤”,倡导治生敬业、入世···
山川之祀是人类古老的祭祀,人们通过这样的仪式表达对自然的理解、期待和承诺。儒家经学文献中所载山川之祀极具人文色彩,神灵被理解为现实社会制度中的政治权威与道德象征,其祭祀之仪也类同于祭享人类之礼。山川之祀一方面通过礼敬自然确立政治权威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通过礼制确立尊崇自然,祈求山川利泽人类的信仰。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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