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
明儒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在明代经学义理化的学术背景下,注重内求本心的理学理路,特别揭橥“修身为《周礼》之本”这一主旨,其实质是强调内圣为外王之根基。《周礼》为治政之经,本涉官制、礼法、财政、土地诸政治制度,而柯氏推崇“修身”,强调本心之纯正,则可身修、家齐而国治,《周礼》由此转入“内圣”层面。如此,内圣与外王打···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与崔适的今文家言密不可分。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之所以敢于大胆地根据《说文》假设“禹是动物”,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古史大论战,无疑是受到了崔适“禹之本义为虫名”之说的直接启发。此后,运动逐渐转向孔子与经学研究,顾颉刚、赵贞信、钱玄同、张西堂等则在崔适若干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了孔子···
清初,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对象数易学进行了一次总结性批判,意图以此宣告象数易学的终结。至清中叶汉学复兴,一批汉学家重新研究汉易,使早已没落的汉代象数易学又响起强势回潮的涛声,其代表人物有惠栋、张惠言、焦循等。全面总结与强势回潮,勾稽了汉易象数之学在清初至清中叶的截然不同的际遇,描绘了清初至清中叶象数易学发···
若沿着“家国天下的关系”这一思想线索,就会发现《王风》诸篇恰好处在一个行将变革的时代转折点,不仅家国天下之间的关联在松动,国之为国的本义以及国所负有的天下之义也已然丧失。而《春秋》有着与《王风》相似的历史处境。在这个意义上,《诗》之降王为风,《春秋》之借始于文王正月,皆是出于天下之义的问题意识。进而可知,《黍离···
传承、守护文明是无法推脱的使命,归隐因此不够正当,出仕又面临诸多困难,言说辩论、书写著述就成为儒者实现平生之志的别样路径。以经典为核心构建的文化生活,使儒者更易产生对语言、文字的信任和崇敬,确认言说、书写的价值,儒者的著述意识由此被激发并不断成熟。
“宋明理学”这个概念,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比较有确定性的名称,代表了从11世纪至18世纪中国儒学的主流发展体系。“五四”以来,对理学的批评往往是出于对其核心思想的误解,虽然这种批判从主流上讲并非没有意义,但是批判的科学性应建立在对历史和哲学比较深入的理解上,否则这种批评经不起任何理论和历史的考验,也无法提升到高水平的人···
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其人格气质综合儒者、隐士与纵横家于一身,故其学驳杂。这样的孔明形象自有其吸引人的天资之美,但之于俗众没有教化的意义。宋儒通过予蜀汉以正统、守仁尽道、居敬行简、复兴礼乐这四个过程,重新建构了孔明的儒者形象,从而使其在俗众眼里具有普遍的教化意义,进而影响了后来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通俗文学。
首先,六经皆源于礼:从宏观层面讲,六经皆为礼文化的产物;从微观或具体层面讲,“六经皆礼”与“六经皆史”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政典既是“史”,也是“礼”)。其次,六经以礼为旨归,“礼”统摄六经,从而使六经以“礼”作为教化的标准和目标。六经之教本质上即为礼教。再次,《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的内容均有礼贯通其中···
自宋迄明,“慎独”之义经过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发展,完成了内在转向。刘宗周既反对朱熹仅将“慎独”视为已发工夫,又警觉到王阳明以“良知”解“独”所造成的弊端。一方面,他摄性归心,既完成对“独体”的价值贞定,又使“独体”拥有活动能力。另一方面,他以动念省察、葆任存养、真实不欺为“慎”的三重含义,构建起“慎独”工夫的内在结构,···
两宋之际是道学学派竞合和早期道学话语生成的重要时期,而二程洛学与荆公新学则无疑是这一时期学派角力、话语权争夺、政治地位较量的主角,整体上呈现出洛学艰难延续、新学渐趋消逝的学术格局,而这与程门后学的积极卫道,荆公新学后继乏人、应对无力以及皇权的向背是紧密相连的。
本文集中分析了世界朱氏联合会如何介绍〈朱子家训〉的演进过程,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家庭道德准则到2002年被认为是来自封建社会却依然对社会主义道德准则具有补充意义的中国典型道德观, 再到2010年被认为具有国际意义并被当作中国对全球性价值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朱子家训〉这一案例为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如何提倡儒家价值亦提供了···
德性论是以德性(或美德)概念为伦理问题探讨的中心或基础,传统意义上它探讨的重点是“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而予以探讨“人应该如何行动”并论证或说明与行为合理性的规范伦理有着显著的区别。从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德性”问题因广受哲学关注而进入前沿领域,而新近研究表明,“德性”已逐步成为目前中国哲学、伦理学探讨之核心议题。
对于未来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改良派,围绕民族、国家体制以及文明观念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们展现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多民族国家建立的不同畅想,这些讨论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现代国家的不同理解。
杨度一生的政治思想复杂多变,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受福泽谕吉等人的文明观的影响,认识到西方文明论所具有的对内和对外的不同面貌,从而认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起新的民族和国家观念,他所提倡的开国会的策略和多民族融合的民族观念,深刻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也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在辛亥前论争的重要主题。
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是钱穆在品评现代学人时提出的一个基本区分,意在强调历史人物的时代贡献需要放在更为长远的立国传统中加以衡定。受此启发,我们对于钱穆的理解,应该兼顾传统性与时代性两面。只有建立起钱穆思考与时代问题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领会其思想的先知性启示。
“天命之谓性”在《中庸》的目的论结构中代表着一种终极善的追求。《庸》《孟》对“性”的互诠唯有在主体视域内才能保住“性善”说的价值意味,当其转变为面向人类群体的说明时,“性善”也就转变为“天命之谓性”的注脚,而强调的是对道德权威的向往以及一种与“扩充善”相背的“杜绝恶”的道德实践态度。这导致在政治领域,道德践履只是服从律令,···
王阳明中年被贬谪贵州,由此开始对少数民族与土司治理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逐步形成了“夷夏平等”的民族观。王阳明将此民族观运用于当时贵州重大事件的处理上,积累了较为成熟的“贵州经验”,对贵州产生直接良好影响。王阳明“夷夏平等”民族观和“贵州经验”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成相》篇目体裁、篇目次序、荀子晚年身体状况猜测均不构成非荀子作之证据;此篇可寻绎出荀子独特思想、专有名词与墨子批判若干;本篇有荀子原创性、专有性、标志性话语若干;该篇所载事件、时间、人物均与荀子年代无违和之处;蒐集是篇所传《左传》史事、语词以及与《荀况集》及其他可能之关联以证与荀子之关系;乃篇程式、风格、辞···
不论是肉体还是心灵的存在,人本身都不足以保证人之为人的独特本质;恰恰相反,正是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导致了技术的狂悖。因此,唯有孔子的“天本主义”才是人类防止人性沦亡、人道泯灭的最后防线。这就是说,人之存在及其本质的根本保证不在“人为”,而在“天然”的“自然”。鉴于攸关技术不断突破底线,今天必须发出一道最强有力的戒令:敬···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