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继承周公以来的礼乐传统,注重“以天合人”,强调天道为人事服务,其重点在于王道政治。故儒家使用“贞”字,从祭祀占卜之对鬼神的顺从,衍生为下顺乎上的政治秩序之“正”,其阐释重点由“神”转向“人”。“真”“贞”二字虽然源出宗教祭祀,但在儒道两家的运用中均注重于人与社会的合理秩序。
孔子卒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离散,对于推动儒学南传具有关键作用。楚国儒学之所以能够兴盛,不仅得益于鲁、魏儒学文化圈的辐射影响及其“为王者师”传统的光大,更离不开吴起变法所引起的楚国士风、学风的转向。吴起入楚在楚国儒学发展史上起着关键性的转捩作用。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元问题则是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解决其元问题与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形成了本原论、人性论、人心论、人生论、伦理学和政治学六个组成部分。
近代闻人章士钊亲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政治、文化巨变,也是长期保有相当地位的旧派文化人。他晚年所成的《柳文指要》,正是在藉柳宗元之文为媒,面对趋新世变调和新旧的论史之作。
当代儒学发展的使命,是通过重建道统观、经典系统和哲学体系来建构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之后的第三个儒学范式,即当代儒学范式,其宗旨不应该局限于吸收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是应该建构真正具有世界高度和人类关怀的思想学说。道其实就是形成于轴心时代的人类基本价值系统,道统则是建立和传承人类基本价值系统所形成的传统。
在生存分析视角下,对〈讼卦〉从问题意识-情感倾向-概念体系这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展开解读,以析取〈讼卦〉中内含他者意识之主体性的生成以及它在处理“主体间”生存张力时内在的原则-原理。
“悟本体即是功夫”“由功夫以悟本体”两种教法可谓阳明后学两大功夫进路。阳明学者在这两大进路下各展其才,发展出丰富的功夫实践形态,其出于对“躐等”的警惕,而十分注重功夫的次第。深入探讨阳明后学致良知功夫的六种形态和五级次第所构成的论域,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阳明学功夫的普遍性特征与丰富的思想图景。
郑玄“天道成于三”的谶纬思想、“存二王之后”的三统观念、三层次的宇宙观及三重天下体制的社会现实等因素影响了《诗谱》结构的三重架构,而郑玄以政教思想与尊君思想为内核的政治哲学决定了《诗谱》结构的划分标准。
张謇身为近代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之一,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化、工业化的先驱人物,更是经由传统儒学熏陶,投身实业的典范人物。他不仅将传统的“工商末务”观念转变为“国以农工为本”,强调“实业赅农工商”,而且由实业“及教育,又及慈善”。他认可儒学的基本价值和道德规范,强调“立人之道,以义以仁”,呼吁资本与劳工的和解以及对贫富问题的调···
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乃是指主体对其观照感通从而使其生机得以对主体彰显,并呈现出主客体未发生关联前的意义世界。“寂”非客体不存在,而是指主体对客体无感应、客体未进入主体意义世界之状态。虽主体对客体有证明、诠释之主动性,然主客体之间并非孤立之存在,而是相互成全之共同体。
从理论渊源看,荀子“兼”论导源于墨子兼爱学说,而似与先秦《管子》、儒家中庸学说等相涉。从“兼”论来源的广泛性,可窥探荀子批判熔铸百家学术于一炉的学术风格。
三分法作为与二分法并立的哲学研究范式,引入荀子及其人性论研究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因为三分法既契合荀子思想内在逻辑机理,又与学界荀子诠释范式选择的“集体无意识”相吻合。三分法视域中的荀子人性论有两大维度:纵向的时间历史维度与横向的学理逻辑维度。
《荀子集释》虽然是一本出版于1979年的书,但却时常活跃在研究者的征引之列,其学术价值显然经受住了时间的淘洗,获得了荀子研究者的认可。鸟瞰后世注释《荀子》之作,此书当在《荀子》注释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从格局、体例、方法三大层面进行衡定,该书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
《中庸》之“诚”不仅是个人信念和意识的真诚,而且是“诚”于祖先、祖宗与天地的和谐状态之中。作为《中庸》哲理的核心概念,“祖天之意”中的祖天由祖(先)而天(地),不是天祖,不是人格神。祖天虽然不具有西方犹太—基督教意义上的人格性,但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同样强大的宗教性和超越性,此可通过经典当中对“天命”的揭示而彰显出来。
郑玄构建的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世界图式,以礼学为根底的思想秩序不断扩展开来,形成了一种新的自洽的知识体系,而这种知识体系不乏谶纬学说的融入,从而形成了经纬混合的完善理论,体现了东汉时代的经学特点。
不同于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儒家将“富民”作为政治的第一要务,认为国家干预对于矫正自由竞争的缺陷和弥补私人生产能力的不足是必要的,如为劳动者分配必要的生产资料,指导生产活动,提供资本支持,维护经济秩序,应对经济危机,建设基础设施,救助弱势群体等。
当代朱子学研究有必要对作为理学的朱子学和作为经学的朱子学进行区分。就作为经学的朱子学而言,朱子主要通过“五经”诠释回应了其他学派的挑战并完成了对汉唐经学与北宋理学的融合;就作为理学的朱子学而言,《易经》构成其重要的经学基础,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单纯建立在“四书”的基础上。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孔庙的传统定位愈发难以满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需要,其逐渐从一处奉祀孔圣魂灵兼及社会教化的礼制空间,被改造为嵌入民众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孔庙不仅服膺于现代社会的建设,更随着政权更易被当政者有意识地形塑为展演强势政权意志、增强国族认同的现代民族教育空间。
身体之近域(家)的经验构成了理解远域(国、天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回避基于血缘的“亲-疏”解释,从基本的身体经验来对陌生人、熟人、亲人之间的圈层关系给出一种回溯性的说明:切近的熟悉性构成了理解陌生性的基础,而陌生人原则上乃是可以被熟悉的他人。
《大学》升格运动的背景是儒家学者不满于“以佛治心,以儒治世”的儒佛分工模式。基于对这一模式的批判,儒家学者试图重新开掘儒家的治心之学,并重建治心与治世的关联,正是《大学》提供了一个打通治心和治世的思想架构。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