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是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东汉经学的坐标,《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代表了以今文经学为主体的通学形态,体现为声训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三个层面的经学工作。《说文解字》继之而作,与《白虎通》全面呼应,代表了许慎经学的完备形态。它自形训以经学正名、据汉字以裁断经说,通过汉字系统构建天地人秩序···
由于孔子弟子各有所记,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多种“孔子语录”汇编本,其中多数在流传中亡佚,部分散落在《礼记》等儒家文献中。《论语》的早期传本源于“孔子语录”汇编本,并在汉代武、昭、宣时期逐渐经典化,形成多种抄本。汉代后期,张禹所传“张侯《论》”逐渐淘汰其他抄本,成为今本《论语》的主要源头。
《孟子》关于舜孝的叙事所包含的哲学问题比较丰富,涉及亲情、正义和超越三原则的考量。孟子肯定了亲情原则的价值并对此有着自己的坚守。在亲情和公义两难问题上,孟子认为公义的原则对亲情之爱的限制是有限的。在孟子心目中,政治义务是有界限和限制的,自我“终身欣然”的价值高于政治义务的价值。孟子承认人承载天命,具有超越政治性···
在“藏礼于器”思想影响下,“器物”成为“礼制”的指示器和强化剂,二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器物的设计与使用要遵循礼制规定,礼制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态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器物反作用于礼制,对礼制具有强化作用,发挥着重要的“无言之教”的道德教化功能。
“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的社会治理目标,具有相近的社会治理价值追求,其特点是强调统治者减少行政干预,最终实现“垂拱而治”的治理效果。两者的区别在于,儒家期待以“德政-德教-德治”的方式治理社会,实现“化成天下”的治理成效,最终达到“无为而治”。而儒家“德治”本身,不仅强调君主具有政治德行操守,而且要求君臣率先垂范,推行“···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唐虞之道》对禅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但因为是对尧舜传说的哲学解读,这使得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政治叙事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禅让是否可以包含传子,制度维度的“位”和美德维度的“德”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和内圣外王是什么关系;血缘原则的“亲”和德行原则的“贤”之间是什···
道德本乎天,故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道德主义,实则道法自然。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一些思想家批判儒家的道德主义路向,以之为儒家的弊病,但这些批判不过是现代观念(尤其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为儒家辩护者也因此被“观念绑架”,不敢承认儒家的这种优良特质。
朱子对「人心道心」的诠释采用《中庸》「未发已发」的模式,意味着未发已发问题是朱子人心道心说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一般认为,朱子的人心道心均属已发,但这种理解因未发之心的缺席会导致「大本」不立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朱子对道心的理解没有局限在已发的阶段,道心兼具未发已发,而人心只属于已发。由此,朱子自中和新说确立的心论···
通过对《孝经》五刑章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呈现孔子的律法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首先,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激发人们的迁善之心;其次,孝是一条根本性的律法,是规范社会秩序其他法律的基础,是诸法律的律法;再次,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来的孔子律法,可概括为“四尊五勿”:尊天,尊亲,尊圣,尊君;勿杀人,勿奸淫,勿侵···
《六经》成立关联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奠基。这一奠基首先是确立秩序担纲主体,三代以上帝王主体转化为三代以下的圣人主体,两种主体分别对应着“治出于一”和“治出于二”的不同秩序格局。《六经》成立关联着民族精神的奠基,具体展开为文明之为文明、人性之为人性的原理之确立。《六经》作为一种超越具体社会和时代的文化宇宙,构成中华民族···
现代经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涉及到对经学思想定位的理解,前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种论说都是在处理这一问题。“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从宏观角度阐释了经学的起源及其实质,是对经学于中华文明基本精神中核心地位的不同表述。
刘宗周没有接触过王一庵关于“意”的理论,但是他受过泰州学派王艮(一庵之师)的影响;对于另一位言“意”与刘宗周相近的江右王门学者王塘南,亦无文献证明他个人对于刘宗周“意”论的启示,但刘有取于王塘南所在的江右学派(比如邓定宇)是确凿的。
吾人企图通过斯宾诺莎(Spinoza)的实体一元论之「实体/属性/样态」三分架构(相当于中国哲学之「道/性/气」或「体/相/用」)或「实体/属性/本质」三分架构(相当于「道/性/理」)重新阐释定位宋明理学之分系(北宋三家道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蕺山船山气学),视为同一实体或道体不同面相之侧重发展。
《吕氏春秋》存有不少荀学因子,此向为学界所忽略。从《吕氏春秋》的创作动机来看,与《荀子》一书在当时广宣流布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从二书相关联的层面来看,在《荀子》普及传播的战国末期,《荀子》成为《吕氏春秋》编撰素材与参照文本的可能性极大。
唐代将孔庙附祭人选扩大到孔子门人之外,打开了子思进入孔庙的制度性窗口。北宋中后期,子思凭籍孔圣后裔的身份得以封侯和从祀。由于宋代《中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宋人连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动力,子思在明道和传道上的贡献日益凸显,其在儒家道统系谱中的位置逐渐稳固下来,并最终形成了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以传道为主要线索的···
“儒者柔也”是古人对儒字最经典的注释。“柔”的古字是“揉”“扰”“犪”,本义为“驯扰”即教育约束。“驯扰”是游牧时代先民驯服动物的经验总结。“柔远能迩”体现了远古先民以礼乐教化治国的传统理念。“多需”和“多胥”是殷商的礼乐之师,其职能是通过教授诗歌音乐舞蹈来实行教化。
儒者执持操行,面对货财乐好之利却不亏损道义。有道义充塞于心,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儒者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即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儒者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往者不悔,来者不豫”则强调儒者须有抓住当下、直击本体的能力和品格。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则是早期儒者队伍自觉告别“小人儒”的···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
熊十力的这一转向有着内外两层因素:一方面,熊氏认为孔子晚年坚守大同而弃绝小康,倡导民主革命,他从“体用不二”出发,彻底否定了礼乐与圣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晚年的熊十力处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更加重视社会制度的构建问题。
长期以来,认为荀学歧出于儒家正统的说法严重地败坏了荀学的声望,并扭曲了人们对荀学的认识和理解。本文从梳理儒家正统,特别是商政法治传统开始,讨论荀学的道德理论、法权理论、法治市场经济理论和天下理论如何与三代到孔门中正人之价值的儒家正统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以此奠定荀学在儒家正统中的地位。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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