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传统伦理型人格走向现代平等式个体,在完善个体中建设个体与家庭神圣、个体与国家社会之良好的中介机制及其文化心态,关系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与道德自觉,更关系儒家价值振兴、中国精神建设及中华文明进程的演进。
儒学的海外传播带动了“儒教”空间的布局与结构移植域外,在延续原生“儒教”祭祀传统与教育功能的同时,又形成适应当地需求的表达形态。以“庙学合一”为主线,汤岛圣堂在文脉特征、仪式功能、人才选拔、圣贤信仰等方面展现了“儒教”实践的具象,并在祭教关系的张力中完成了其在地化。
“家”一直是中国哲学思考和回应的议题。在易学体系中,“乾坤六子”象征着家庭伦理角色及其组成结构,“当位”“应位”等爻位关系暗示着使“家”维持和谐稳定的伦理准则。卦爻是对家的模拟,又反过来规范着家庭成员的行为及相互关系。
“大一统”不仅构成了传统中国政治的文明基因,更构成了中国政治的文明宪法。历史上“大一统”思想成熟的理论构建主要体现在以汉代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经学中,天命是政治合法性的神圣根基,王道是政治体的核心价值认同,天下是华夏政治文明的最高合法性诉求。
儒家强调生生不息,其背后的理想时间体验具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存在结构,难以在存在论上与凡俗的时间体验相区分,这构成了儒家工夫论的难题。相较于王阳明主张以「断」生「续」,朱子「断—别—续」的时间对治模式更为警惕于凡俗时间体验的根深蒂固,二者代表了儒家工夫论在时间维度上的两种重要理路。
良知被视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概念和根本宗旨。单纯从其是本体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其在阳明思想中的重要性。事实上,“良”意味着其后的“知”直接发自天赋之性(即本体),因而是充分、准确地表达了本体的内容的。“充分”和“准确”表现在它自然能有力地推动人以正确的方式行动。故使得“知”虽然是作用但却具有了本体的意义。
中希哲学对于欲望的定义、欲望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区分、应对禁欲主义的冲击、治欲的方法、治欲动力学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中国哲学在以礼治欲、理欲两战等方面具有世界性的哲学贡献。
恻隐之痛乃仁之为体最显豁的开端,乃至于径直地就是仁了。伤痛观念由此获得更为鲜明的哲学品格,其与仁的本体地位息息相关。既要肯定对他人生老病死怀抱的伤痛,同时也要着力加以节制,不能任由其陷溺。
方以智认为龙溪之学对“圣人”知识维度的弱化,偏离了孔孟仁智双显的主旨精神。他以“乾知大始、三德首知”等为论据,证明先秦儒学将“可学可虑”之“知”列于至尊至贵的地位。方以智从“知”的主体、工夫和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知识论体系的自觉建构。
性善说旨在说明人性中先天具足为善的能力,理论旨趣上颇合乎康德伦理学“应当蕴含能够”这一基本原则。思想史上,该说往往被强化为这样一种观点:人于现实中必然会为善,因而礼义、王教乃至一切后天努力均为多余。荀、董二子都是基于对孟子性善说的这一强的解读而对其予以批评;为说明后天教化的可能性条件,二家又不得不肯定人性中包含···
考察《河南程氏遗书》中程颐的言论,可以推断出程颐并不反对妇女改嫁。当代学人对程颐产生误会的直接原因在于将“节”字解释为“贞操”。根据“节”字在古籍中的使用情况,将“节”解释为“贞操”并不符合中国传统古籍经典中“节”字的使用习惯。分析程颐语录中“节”字的内涵,“节”指征人的品格、操守时,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于行为而言,是外在行为···
在三礼学体系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周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重视,北方更是参照《周礼》的政治制度,说明礼对于促进魏晋时期的最终统一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礼学的转型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的发达这两个历史事例可以看出,礼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发展是连续不断的,是维系中国文化的统一以及中国历史的统一的重要文化因素···
自然宇宙观是一种文明形态的世界观基础,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首先体现在自然宇宙观上。唐君毅基于中西印比较的视角,以《周易》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对中国自然宇宙观之特质作出了深刻揭示。只有深刻把握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及其真理性,并主动涵摄机械论自然宇宙观于自身之中,才能使中华文明形态的自然宇宙观获得现代性和有效性。
随着儒教的发展,表面的礼教性与最初的宗教性分离,使儒教成为一种“沉默的宗教”。在这样的内在逻辑下,儒教的伦理体现出其连续性、共生性和现实性的特点,并使作为“伦理宗教”的儒教在具体的道德要求、理性转向与教化功用上彰显出“人间性”。儒教对于人的关心与肯定指引着人们不畏苦难、积极入世,发挥着人间关怀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儒···
作为人存在的精神形态,德性在意向、情感等方面展现为善的定势,同时又蕴含了理性辨析的能力及道德认识的内容,它为道德实践提供了内在的根据。道德行为的普遍指向与评价的普遍准则离不开一般的规范,而规范的现实有效性又与德性联系在一起。德性既表现为内在的精神结构,又体现于现实的行为过程,与化外在规范为内在德性相关联的是化···
人性论是儒家哲学的核心问题,其随着历史发展演变出不同内涵、呈现不同特点。孔子认为生之谓性。孟子进一步分辨其中的善恶,以善质为性。荀子反之,以恶质为性。汉儒综合孟荀,认为性善恶混,魏晋唐儒家也持这种观点。宋明理学将人天生之物分为两类,即形而上的性和形而下的气。形而上的性是超越的,为理想人生奠定合法性基础;形而下···
中国古代母教起源于原始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类在认识母教之前,母教就已经存在了。母教文化的形成,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她植根于中华元典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发展于西周宗法制度建立之后。母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内容及其丰厚,是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目前,母教文化复兴的形势是严峻的。传承母教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古,更不是···
君子之道植根于中华元典精神之中。中华元典精神所涵盖的“乾道”与“坤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君子”一词的含义在文明进程中逐渐演进为“品德与才能”的象征,从此“君子人格”的内涵跨域了社会阶层的局限,君子形象更为立体,故而君子人格的内涵理应跨越男女性别的局限。女性也可以成为“君子”。由于坤道懿德的熏陶,君子人格也是中华女性向往···
春秋战国时代,在整个天下及各基本领域中发生了一场同构性变革,即从中介性转向直接性、从群体性转向个体性。封建倾向于中介性、群体性,郡县则体现直接性、个体性。周秦之际的这场同构性变革,可称为从封建模式向郡县模式的转变,这就是周秦文明变革的实质所在。
具体言之,章太炎转向褒孔为主有以下原因:他认为孔学之精髓是史学,史学作为国粹可激动种性;基于古文经学、“真如”哲学立场来相对客观地评说孔子、孔学,符合其本愿;孔学的核心精神即“依自不依他”与其新哲学高度契合,可为传播新哲学、增进国民道德提供助力;宣扬孔学亦有助于团结崇信孔学的革命力量。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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