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一个游离于政治权力体系之外的结社传统,从孔子携门人周游列国,俨然流亡团体,到东汉太学生以名节相尚酿成党锢,再到宋明道学讲学成风开宗立派,不绝于史。宋儒欧阳修公然提出君子有党论,为现实政治服务。至朱子,已惯于以“吾党”“吾徒”号召志同道合的道学同仁。朱子之丧,即便遭遇政治高压,仍有千人会葬。
笔者认为,强调“双重本体”的“双重性”之于现代中国有它的必要性,但进一步的归约工作也可能带来某种局限。在现代世界中拯救“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论域,发挥“家”的力量才能够形成一种“健全个体”,同时,“亲亲”才能够发展出一种生命共同体的文化,一种温暖世界的文化。
本文试图站在局外人立场来分析儒家治道的预设、原理、原则及其关系结构,认为儒家治道建立在中国文化的此岸取向这一基本预设之上,其最高价值原理可概括为天下原理、文明原理和大同原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德治原则、贤能原则、人伦原则、礼法原则、风化原则、义利原则、民本原则等七条原则,儒家治道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皆可视为此七原···
荀子的“约定俗成”思想蕴涵着一般“契约”观念,可运用于政治哲学的“社会契约”问题;而这又与“社会正义”问题密切相关,即隶属于儒家正义论的“仁→义→礼”理论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契约乃是“约定俗成”的结果,既涉及正当性原则,即社会契约必须基于仁爱精神;又涉及适宜性原则,即社会契约必须基于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
现代中国哲学的“中西”“古今”话语即属主体话语;而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则因其“前主体性话语”观念而超越“中西”“古今”话语并为之奠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需要解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传统话语,超越“中西”“古今”对峙,才能建构起一个新的“存在哲学→本体哲学→分支哲学”话语系统。
《易经》一方面被尊为经之首、道之源,另一方面又被视为简单幼稚、充满神秘色彩的卜筮之书。这种集褒贬于一身的矛盾评价之所以从古至今广泛流传,究其根本,是因为对《易经》的先验之维缺乏理解。带着对先验诸特征及其作为工作方法的理解,本文回到易学研究的历史当中,清除其中的歧途和迷思,汲取先哲在先验路向上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中国近现代前夜的明清之季是一个社会思潮异常活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走向现代的个体的“欲本主义”,与之相伴的,还有回归传统的生命共同体的“家本主义”。这与其说体现了一种所谓的“双重本体”,不如说在新时期“身体转向”大背景下,开启了一种“一身开二门”的以身为基的“二本一体”。
《伦理约编》是晚清经学家廖平所作伦理学讲义。在该书中,他用进化的方式重构了儒家经典中的伦理思想。首先,他将《仪礼·丧服》中的尊卑伦理主体,构拟为具有时间维度的进化符号。以此为线索,廖平把《荀子》“礼有三本”说,拆分为从“奉一天”到“礼三本”的历时结构,使得孔子创制之“礼”成为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化法则。最后,廖平又···
“绝地天通”与其说是历史事件毋宁说是宗教事件,仅从历史、哲学角度去探究还远远不够。我们应从宗教层面切入,结合神话及其相关文献记载进行综合讨论,才能真正做到对“绝地天通”的全面理解。这不仅是巫觋专职化、王权神圣化的逻辑起点,而且促使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古代国家宗教逐渐形成并日益成熟,也使原始宗教的核心要素得···
虽然这次疫情对人类世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影响之广度、深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它并不能改变“现代性”与“全球化”这一时代本质,讨论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以这一时代本质的判定为前提,故儒学之转化与发展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近十数年,作为一种消失已久的传统思想范畴,家国天下之说、修齐治平之论再次进入当代人的视野,重新成为流行的政治和学术话语。这种情形表明了传统思想的丰富性与当代性,同时也展现了历史与现实联系的多种可能性。而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对于论者和读者都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游吉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有意识地系统探讨人性问题的人物,其人性论思想及其主要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游吉的人性论,不但是殷周之际以来人文主义和人性论思潮的新进展,也对其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构成了中国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链环,但它一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诚为憾事!
所谓“外在超越”是说,外在于人的天是超凡的,即超出凡俗世界;而所谓“内在超越”则是说,内在于人的理性或心性是超验的,即超出感性经验。孔孟儒学与宋明理学都有内在超越的维度,然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超越范式:孔孟儒学并未取消外在超越之“天”,其内在超越旨在“事天”;而宋明理学却是以内在的心性取代了外在超越之“天”,其内在超越可···
根据《孟子字义疏证》所论,戴震主张的“以情絜情”,没有了格物致知,连正心诚意都付之阙如,却让情自带一种天然的“不爽失”。他以“人无有不善”反对程朱之“性无有不善”,坚持的并非性善论,而是人善论。他又反对荀子的礼义在外,将礼义收归人性,看起来是想维护孟子内在化的路线,实则将礼义世界坍陷于人心之中,而人心又陷溺于血气之中。
北宋湘学的传承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石林芳问”的家传;二是“闻说研讨”的友传;三是“还山肄习”的师传。他们的学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积极记载晚唐至宋初史事以训鉴时政;其次,辩证考察人伦性情以阐扬修身养心之道;再次,重视经典诗歌的教化功能以诗缘情化人、讽喻现实。
就本质属性而论,儒学社团的参与主体属民间派,儒学社团具有身份中介性、人员多元性、业务灵活性、话题实用性的突出特点。新时代儒学社团的使命担当是:在讲清楚儒学与中国、讲清楚儒学与时代的基础上,发掘提炼儒学核心价值理念,促进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儒学融入国民教育、滋养文艺创作、深入生产生活,推动儒学的生活···
郭店儒简立足于人,内以情感为“由中出者”的情感道德的建构依据,外以人伦为“由外入者”的理性道德的建构依据。这种基于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人伦建构个体道德的范式,既充分考虑到了个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也充分考虑到了群体生活的秩序需要,使个人生命在和谐的群体生活中达到最佳状态。
作为最高的本体范畴,朱熹的“太极”与怀特海的“创造性”既具有终极原理的面向,又具组织力、发动力的面向,二者意义相通;怀特海的本体论在强调超越性与内在性、体与用之统一方面,更契合于朱熹。不同之处是:朱熹正是由太极的“生生不息之机”而上达“天地生物之心”,最后挺立起“仁”本体论,成就自己的道德形上学;而怀特海的本体论则是自···
为了更好地讨论“学”的价值内涵,本文以明清之际的方以智作为具体的考察个案,从本体、工夫与境界三个层面予以深入分析。在方以智的精神世界中,“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学”的功能几乎到了全用全体、无所不具的地步。方以智提出了诸多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哲学命题,比如“藏悟于学”、“万劫学人”等。
《六经》原典的“中”与“礼”密切联系,具有宗教禁忌与实践理性一体化的思想特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诸子进一步从《六经》的“中”提升为“中庸之道”。儒家诸子在建构中庸之道思想体系时,保留了与《六经》之“礼”相通的实践型特点,形成了儒家中道独有的思想特色,它既是主客合一的,也是知行合一的,还是天人合一的。中道在中国传统思···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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