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或“亲亲”不止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意义非凡”;如果说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路径”,那么它也就是一种可被普遍追求的(而非普遍主义的)原则,在任何文化和人类的生活形态乃至意识形态中,都是或可以是意义非凡的。
2018年,笔者曾以“心性之学与当代儒学的世界化”为题写了一篇纪念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60周年的文章。文章以分析儒家心性论核心内容之一的“人禽之辨”为例,表达了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宣言》把心性论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但对心性之学可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理解。
复原《宋会要》的重点也是难点,是各类下诸门的门名及排序。以往研究对《永乐大典》事目及《宋会要》辑文所留存的指示门名的种种标志进行了较充分的利用,但对其他相关文献的利用,尚嫌不足。本文针对《宋会要》礼类,尝试在这方面做初步探索。文章发现,在现存文献中,与《宋会要》礼类诸门门名及次序最接近的,应当是《中兴礼书》及···
在历经明清之际的思想纠偏与近现代的话语转型后,“良知”在古今中西维度的现代呈现使得人们困惑不已:今人之“良知”还是不是古人之“良知”?这一追问不是历史向度的差别,而是存在本身的变化。良知内在品性与历史境遇的相互砥砺使得“五百年来王阳明”的问题省思,不仅涉及对良知自身绝对价值的叩问,也是关乎现代性视野下如何认领良知本真···
“生活”作为一种向上的创造,其动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被系于意欲,但1950年代以后则被系于理性。理性不同于注重分别的理智,而是在生命要素(如知-情-意、理智-情感等)的平衡力与统一力。理性才是生命之所以具有活力、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文化宇宙的根本。
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
历史上的佛教徒之重视作为儒家经典文献的《中庸》,就是因为《中庸》之义理可以会通佛教之圆修境界,也就是说,至少北宋早期的佛教徒是把《中庸》作为一种圆教文本来认知的。这种认知直接影响了二程、朱子等理学家,最后由朱子完成了以“四书”为主要文本的圆教教化体系。同时,“小人之中庸也”这一章,更能凸显《中庸》作为圆教文本之内···
考察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采集意图,有利于将相隔三百年时空的“宋明理学”做一次同体观照。这种观照恰好是王阳明和朱熹就儒门内在“觉悟”圣道理趣根本上的相应、契合与内证功夫的体现。开掘并磨砺这一“觉悟大道”的实修路径与功夫,以期实现当代研究朱熹、王阳明学问方法和方向上转型。
荀子的心性论可概括为“性有恶端,心能择善”。详言之:从本源上讲,“性”生而具有;从发用上讲,“性”自然发用。从结构上讲,“性”包括感觉、欲望、智慧三部分。从善恶上讲,感觉、智慧不以善恶论;欲望具有趋恶的端倪,易于自发膨胀,导致恶的后果;但欲望并非全恶,相反,合理的欲望具有积极意义。
孟子在阐释他的性善论时,其表述实际上暗含了以下认识:人的感官欲望生而具有,亦属人性;暗示了感官欲望中含有易于趋恶的因素,此种因素往往遮蔽了善端的有效扩充;意欲成善,行为主体必须发挥心的主观能动性,努力抑制生而具有的恶端;生而具有的恶端自发,不易自我控制,因此,成就现实之善,还必须依靠来自他者的优质教育。
本文通过对苏轼《自题金山画像》、“经学三书”、“和陶诗”之缘起及其晚年心境的深入探析,认为苏轼在贬谪之地开始并最终完成的经学及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一种致敬圣贤、砥砺人格、征服厄运、超越体制的“忧困书写”,其最终的指向,乃是“文格”与“人格”上的自我救赎和最终完成。
为政”兼具伦理与政治的特点致使以上五个观念之间彼此相涉。观念演变轨辙的背后是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五者之中,“天下”具有统摄地位,其观念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天下主义”、“天下秩序”的狭隘化样貌。“天下”的规范性使为政者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作为施政方略,但由此导致的公私不分、家国一体、礼法纠缠构成了古人的生存处境···
本文梳理了社会学将中华本土宗教作为独立实体研究的学术脉络,提出从中华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之内在机制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认识和解释中国本土宗教并进行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本文指出“神道设教”原则下政治伦理与信仰教化之间形成的耦合关系,决定了在中华民族格局下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中的宗教信仰体系的走向。
熊十力曾指出,王夫之哲学的特质有四个方面:尊生,明有,主动,率性。王夫之阐发《周易》经传的思想,把宇宙看作是生机盎然、永远运动的宇宙,强调自然、社会、人生之变动不居,肯定与时俱进的儒家精神。其“天地之化日新”之精神内涵的动静观、矛盾观及“乾坤并建”“两端生于一致”的宇宙观及思维模式极有价值。
兹先简述伦理政治产生的历史渊源及原则,然后以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孟荀的思想为例论述儒家“伦理政治思想”五个组成分(内圣外王、君子之治(德政、礼治)、核心价值“仁”,治理目的“人人向善”和至上神“天”)以及作为伦理政治“合法性原则”和“合法性理由”的“仁政”。
文章对古希腊宗教神话、犹太教和儒教的形成原因、内涵特点及历史影响给出描述分析,认为《易传》“乾父坤母”命题即是儒教文明的世界图景。从文明论的方法论视野和社会科学的学科视角对这一切进行论证分析,无疑有助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性和方向性,而在人类文明谱系中达成对中华文明之独特性及其意义的理论把握,也有助增强文···
船山哲学中的“自然”意味着一种与“人为”不同的自发性运作方式,它无法为人的知能所穿透,也不能被理解为作为根据的终极因或造物主,而是一种自发性、自本自根的以自正性命为指向的秩序,后者指向一种在终极层面无为自然的宇宙观。
现代教育是否还需要保留经学课程?经学课程适用于大学、中学抑或小学?经学在现代学校课程中如何定位?这些问题都在民国“读经问题”的讨论中引发广汎争议。唐文治在民国“读经问题”的讨论中是力主读经的一位代表人物。自然,经学的现代学术定位也是唐文治必须面对和回应的问题。
现代经学面临两个突出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处理经学内部长期存在的汉宋之争;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回应西方科学方法的挑战。作为晚清民国之际江南地区著名的教育家和经学家,唐文治对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创造性的回应。他的治经方法旨在超越汉宋之争而回归孔子,在“孔门家法”的旗帜下,他以孔子及孔门经说“大义”为归,既超越了汉宋,也会···
孔孟之间的儒家人物从总体上讲都把人性问题看作道德问题,因而都集中讨论人性的价值指向问题,给人性作善与不善或者说善与恶的价值判断。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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