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社团发展现状及使命担当刍议

作者：常樯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人文天下》2021年第4期，有删减

【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儒学社团应时而生，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儒学社团发展建设提供了难得契机。据不完全统计，大陆超半数儒学社团诞生于中共十八大以后。就本质属性而论，儒学社团的参与主体属民间派，儒学社团具有身份中介性、人员多元性、业务灵活性、话题实用性的突出特点。新时代儒学社团的使命担当是：在讲清楚儒学与中国、讲清楚儒学与时代的基础上，发掘提炼儒学核心价值理念，促进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儒学融入国民教育、滋养文艺创作、深入生产生活，推动儒学的生活化、社会化、现代化、年轻化、国际化，推动儒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字】儒学；儒学社团；发展现状；使命担当

作者简介：常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在读博士，就职于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儒学普及应用

一、概念及产生背景

社团，即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团和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共同为我国社会组织的三大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顾名思义，儒学社团就是为推动孔子文化及整个儒学、儒家文化的研究阐发、普及应用、传播传承、创新转化而创立并开展工作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就名称而言，在儒学社团的正式名称中，一般带有“孔子”“孔学”“儒学”“儒家”“孔孟”等研究对象性的字眼和“研究会”“促进会”“学会”“协会”等职责定位性的字眼，其宗旨、职责、权限等一般可以通过名称而展现。

首先有必要说明，儒学社团不等同于儒学机构。儒学机构，泛指为推动孔子文化及整个儒学、儒家文化的研究阐发、普及应用、传播传承、创新转化而创立并开展工作的一切组织形式，可为社会团体，亦可为科研机构、民办非企、文教企业等。儒学机构并不受“非营利性”的局限。也就是说，儒学社团属于儒学机构。就数量、影响力等因素和指标来看，儒学社团堪为儒学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陆真正的儒学社团，出现于改革开放以后。儒学社团的出现，与时代大背景密切相关。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文革结束以后，重新认识孔子及儒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催生了儒学社团的出现。文革时期的价值观错乱，导致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非正常待遇，这些民族瑰宝统统被视作糟粕、流毒、祸害，遭到严重扭曲、破坏、玷污，诚可谓斯文扫地。但事实上，不能否认，儒学是传统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和主干，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精神家园的“堂屋”，是传统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最深根源和最大依据。因此，为孔子及儒学“平反”，在文革结束后就变成了一种“当务之急”。但要清楚，为一个普通人平反，可能仅需要一纸公文、一份声明，但倘若要为作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标签与符号的“孔子”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为“孔子”平反，注定是一个乐观却长路漫漫的过程，直到今天，这一任务可能仍然没有完全终结。文革结束后，伴着不断升温的所谓“儒学热”“国学热”，一大批儒学机构（包括儒学社团、以传扬儒学为职志的基金会等）纷纷成立。

其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力量崛起，各种社会组织纷纷兴起。在传统中国，并不存在专门负责儒学传承发展的组织机构，儒学之命运，掌握在“庙堂”之上；儒学之生命，跃动在“江湖”之中；儒学之神韵，勃发在精英和民众的言谈举止之间。中国社会组织的出现，与打开国门后西方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影响有着密切关联。社会组织作为介乎政府机关和民间大众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联通政府机关和民间大众、代表民间大众发声的“中介”作用。加之儒学自古便具有“美政”和“美俗”的双重功能，故而当代社会更需要儒学社团居中推动“美政”与“美俗”的有机融合与双向互动。

二、基本现状

诚然，从时间上看，中国儒学社团至今已有三四十年的发展历史，但就全国而言，儒学社团目前整体上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与“野蛮生长”的初级阶段。时至今日，包括儒学社团在内的儒学机构如何实现自身良性发展、写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儒学篇章”，已成为一个很有必要展开深入而系统探讨的重大课题。在开展有关研讨之前，很有必要先了解当下中国儒学社团的整体状况。

笔者依据国家民政部官网“全国社会组织信息查询”系统，对含有“儒学”“孔子”“儒家”“孔学”“孔孟”“孟子”“颜子”“曾子”五等最能代表儒学之字眼的儒学社团进行了有关统计（截止日期：2021年3月28日）。为方便下一步分析研究，本文将从“登记区域”和“登记年限”两个不同角度、不同指标，分别统计儒学社团的数量。

表一：根据“登记区域”对儒学社团进行统计

表二：根据“登记年限”对儒学社团进行统计

对于以上两个表格，首先需要作出几点说明：1.针对儒学社团的统计标准有很多，鉴于可操作性不同，并限于笔者能力水平，本文仅依据“登记区域”和“登记年限”两个主要指标进行量的统计；2.本统计仅涉及“最能代表儒学之字眼”，为方便操作，并未扩大范围，事实上，我国当下儒学社团不仅仅有以上这些，若加上含有“国学”“荀子”“朱熹”“朱子”“阳明”等其他相关字眼的儒学社团，其数量要更庞大，但如此一来，工作量会增加很多，故而我们不再扩大统计范围；3.本统计只涉及“组织状态”标注为“正常”的儒学社团，其中也包括同时标注为“行业协会”的儒学社团。

通过表一、表二，我们便可得出以下结论：1.根据不完全统计，当下我国儒学社团共计218家，其中，在近十年来（即中共十八大以后）成立的儒学社团有146家八，占比近67%，可见，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国儒学事业迎来了改革开放以后最繁荣、最活跃的时期；2.目前来看，全国性儒学社团稀少，仅2家，地方性儒学社团占绝大多数。尽管统计数据并不能在绝对意义上呈现儒学社团的全貌，但我们仍然可以说，以上内容构成了当下我国儒学社团最基本的发展现状。

三、突出特点

今天，按照身份定位、职业归属、能力特长、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可大体把儒学事业参与主体划分为学院派和民间派。学院派归属于教学科研机构，主要承担学术阐发、科学研究、专业人才教育培养的工作，其从业者多为全职的科研人员；民间派多由社会各界对儒学及优秀传统文化有感情、有认同、有研究的热心人士组成，主要承担普及传播、化民成俗、资源整合的工作，其从业者多为公益性、志愿性的兼职。比较而言，学院派服务及交际对象主要为身居学术圈中的小众；而民间派其服务对象则主要为民间大众。两者相互依托、相互支撑、美美与共，且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交叉性、互补性、共融性——民间派可为学院派提供难得的实践舞台与发声平台，可以不断推动将专家学者的新思考、新理念、新成果，以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形式融入生产生活，指导行为实践；此外，两者还可强强联合，共同发挥智库作用，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实践、发布调查报告等形式，为党委政府进行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文化传承、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决策工作提供可靠的学理依据和理论支撑。

就本质属性而论，儒学社团的参与主体理当属于民间派。在古代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天下知识分子得势则通过举孝廉、科考等途径进入官场，从事“美政”工作，不得势则退居乡间，以乡绅乡贤从事“美俗”工作。特别是唐宋以后，除官方教育体系对弘扬儒学的规划与保障外，民间书院的勃兴、繁盛，以及民间儒学的普及推广，都对保证儒学学术的传承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而历代百姓，在硕学大儒的引领与教导下，无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师法孔孟之道，践行仁义理念，憧憬大同梦想，儒学对社会大众的影响是润物无声的，是日用而不知的。受以上本质属性之影响，当下儒学社团呈现出以下几大突出特点：

其一，身份中介性。一方面，如上所言，儒学社团联通着政府机关和民间大众，发挥着居中协调整合的功效；另一方面，儒学社团也是联通“学术儒学”（“精英儒学”）和“民间儒学”（“应用儒学”）的桥梁和纽带。后者同样不容忽视。如何实现“学术儒学”与“民间儒学”之间的“互动”，如何把学者的“好想法”变成民众的“好做法”，把民间的“好经验”变成专家的“好理论”，这些课题都有待于儒学社团来促成、来实现。

其二，人员多元性。观今天的儒学社团可见，其人员构成都呈现出了多元性、跨界性特色，政、商、学等各界人士兼备，这些参与人员，虽然身份有别、经历各异、学历不一，却无不热衷于儒学传承发展事业。借用黄宗羲评价朱熹和陆九渊之语，其共同点可谓是“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总之，儒学社团在社会资源整合上的优势非常明显。

其三，业务灵活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儒学传承发展事业并无固定路径和模式。就像“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孔子一样，儒学社团在组织形式、业务范围、人员构成等方面，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在事业谋划及推进上完全可以进行大胆创造、积极创新、灵活统筹。

其四，话题实用性。近十多年以来，笔者曾参加大量由儒学社团举办的有关活动。通过工作实践及查阅有关材料，我们发现，儒学社团所关注的话题，通常具有很强的经世致用、与时俱进之特色，时代性、社会性、实用性是儒学社团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和着力点。

四、使命担当

必须要明确，新时代儒学社团的根本使命与担当就是：在讲清楚儒学与中国、讲清楚儒学与时代的基础上，发掘提炼儒学核心价值理念，促进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儒学融入国民教育、滋养文艺创作、深入生产生活，推动儒学的生活化、社会化、现代化、年轻化、国际化，推动儒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认为，新时代儒学社团应把工作重点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推动化民成俗，实现儒学走向大众、走进生活。儒学是精神的武学。儒学的最大价值在于建构我们的精神家园，强大我们的心灵世界，其理论学说的实现路径在于指导社会实践、生产生活，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积极作用，引导人们在心性修炼中塑造品格、在立心明道中成人达己、在追本溯源中经世致用，进而走上“内圣外王”之路。儒学首先是一套价值系统、理念系统，其次才是知识系统。文化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儒学显然属于形而上之“大传统”，“大传统”关乎国民精神塑造和民族文化基因传续，也就是说，儒学应当且能够使人的精神变得更加强大。清代学者章学诚有言：“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儒学来源于现实生活，其生命之伟力和活力也必然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来。儒学社团要全力组织社会力量，推动儒学核心思想、基本理念等走向民间、走向基层、走向大众，渗透到人伦日用、百姓生活中去。同时，儒学社团自身还要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主动引导广大民众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是整合社会资源，建构“儒学传承发展事业命运共同体”。近年来，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设立儒学研究院、儒学研究中心、国学院等专业机构，举办了大量学术研讨活动，策划出版了大量学术成果。面对如此形势，儒学社团的学术贡献也逐渐由以组织学术研讨活动为主转变为整合各方资源，通过社会调研、项目对接、产学研融合等方式引导广大学者走出象牙塔，关注并影响社会进步和时代变化。在此社会背景下，儒学社团应探讨建构本地区、本行业“儒学传承发展事业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与可行性。2013年至今，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已举办七届。在这个会议上，全国各地儒学社团负责人聚集一堂，关注社会热点，交流办会经验，共同探讨新时代儒学社团的使命任务。如今这个活动的举办已基本实现常态化、长效化，这为建构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儒学传承发展事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借鉴。

三是发挥资政作用，为党委政府进行政治决策贡献智慧和力量。今天，面对儒学传承发展这份事业，我们既要深刻理解儒学传承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又要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总体趋势和走向。儒学始终坚奉以民为本、崇德向善、知行合一、家国一体、与时偕行、有教无类等价值理念，是积极入世的学问和智慧，这就要求一切儒学从业者带着济世情怀和问题意识，倾听时代呼声，回应社会关切，研究新课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成果，积极为党和政府进行政治决策贡献智慧和力量。新时代儒学社团也要自觉发挥经世致用、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在占有大量理论和实践材料的基础上，不断推出有分量的科研成果、调研报告，努力做弘扬儒学精神、传播儒学理念的“动力源”和把脉文宣教育事业发展走向、指导社会实践的“智力库”。

四是讲好儒学故事，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文明对话的开展。在全球化时代，儒学社团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儒学篇章”的神圣使命。应当看到，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的文明、开放的文明、对话的文明，以儒学社团为平台，开展儒学与中外重要思想文化流派、宗教之间的交流对话并达成广泛共识，是摆在新时代儒学社团面前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这项工作将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巨大的助益作用。

五是多方募集资金，为实现儒学持久发展提供经济保障。从长远看，新时代儒学社团的发展建设有赖于走上一条规范、透明、独立的运作道路，若要行稳致远、大有作为，面向社会募集资金便是其必然之举。在很大程度上讲，自我造血能力决定着儒学社团事业的兴衰成败。遗憾的是，今天绝大多数儒学社团在财力上不容乐观，在资金募集运作上依然乏善可陈。坦白讲，对于儒学社团而言，提升资金募集运作能力和水平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绝非朝夕之功，与整个儒学社团的内部建设（包括职能定位、部门设置、制度配套、激励机制等）密切相关，有待于有识之士集思广益、统筹谋划、科学施策，进一步做好儒学社团长久发展的顶层设计。

总之，新时代中国儒学社团生逢其时、重任在肩，其发展壮大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空前机遇和巨大优势，当本着对历史、现实和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立场，科学谋划、大胆开拓、创新思路、精进有为。同时也要时刻清晰认识到，儒学社团的健康发展，就如同儒学本身的发展一样，有赖于遵循其内在规律和外在规范。儒学社团只有以儒家精神从事文教事业，以儒家伦理建构职业道德，以儒家智慧突破发展瓶颈，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真正大有作为，儒学传承发展事业才能真正造福时代、造福民族、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