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地方儒学社团平台建设及新的业务增长点浅论

作者：常樯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济宁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摘要】对于当下中国地方儒学社团而言，有必要立足于自身所处之具体区域，有机整合区域内相关人、财、物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围绕推动新时代儒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精进有为，努力展现其使命担当。具体来说，地方儒学社团一方面应做到“守正”——加强党和政府政策宣讲平台、学术成果转化平台这两大平台建设；另一方面也应做到“创新”——拓展其新的业务增长点，这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盘点儒学资源，倡行中式礼俗，开发线上内容，培育美德讲师。

【关键词】地方儒学社团；平台建设；业务增长点；儒学

【作者简介】常樯，山东临清人，现为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儒学普及应用、儒学社团发展建设。

一、导言

钱穆先生曾言：“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1]序言，1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儒学开创者孔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式、核心性的人物。正如钱先生所言，孔子承继了他之前的中华文化之精华，又为后世新的中华文化明确了价值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2022年，正逢孔子去世2500年。值此特殊年份，我们有必要全面盘点过去2500年“后孔子时代”的精神家底，并为更好迈向下一个2500年提供必要的思想“盘缠”，夯实必要的发展基础。

站在和孔子相关的这两个2500年的历史结合点上，围绕孔子思想、儒学的传承发展，我们要总结回顾的东西很多，要展望规划的东西也很多。我们始终认为，新时代的儒学传承发展事业，有必要在业务推进上全力实现“五化”——现代化、社会化、生活化、年轻化、国际化。期待儒林广大有识之士从各自学术专长出发，结合践履实修，回应时代关切，提出真知灼见。本文拟在过往有关研讨的基础上，继续围绕儒学社团发展建设，发表一点浅薄言论。

之前，笔者曾围绕新时代中国儒学社团发展建设做出初步探索，并发表若干篇篇小文。在拙文中，指出：依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主办的官微“中国社会组织动态”上的“全国社会组织查询”系统，笔者对含有“儒学”“儒家”“孔学”“孔子”等字眼的大陆儒学社团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论是：截止到2021年3月28日，中国大陆共有儒学社团218家，其中，在党的十八以后成立的儒学社团有146家，占比近67%，从数量上可见，党的十八以后，我国儒学事业迎来了改革开放后最繁荣、最活跃的时期；目前来看，全国性儒学社团仅2家（即中华孔子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地方性儒学社团占绝大多数。还指出，新时代儒学社团应在以下方面体现使命担当：（一）推动化民成俗，实现儒学走向大众、走进生活；（二）整合社会资源，建构“儒学传承发展事业命运共同体”；（三）发挥资政作用，为党委政府进行政治决策贡献智慧和力量；（四）讲好儒学故事，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文明对话的开展；（五）多方募集资金，为实现儒学持久发展提供经济保障。[2]51,54-55

儒学是一门普适性、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在我国历史上，广义上的区域性儒学传承发展事业源远流长，学理阐发与社会普及方兴未艾，硕果累累，但我们也必须要面对当下存在的两个事实：其一，儒学社团，特别是地方性儒学社团，在了解并引导百姓了解党和国家有关政策上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其二，有些儒学社团从业者往往把儒学界狭窄地理解为儒学学术界，而忽视了普及应用方面的工作，在推动儒学价值理念走向生活、走向群众方面也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特别是当下大量科研成果还仅仅停留在理论著述中，还没有借助儒学社团的平台，精准有效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换言之，当下中国地方儒学社团在上传下达、服务人民群众上的能力和水平上，还存在着较大欠缺。

就整体而言，儒学社团从业者依托儒学社团这个组织平台，共同组成了“趣缘共同体”和“道缘共同体”，他们彼此之间，三观一致，粘性较高，价值认同度和行动自觉性超越了血缘、地缘、业缘，互为同道中人，更容易做到“以友辅仁”。特别是对于地方儒学社团从业者而言，他们往往具有地缘优势明显、参与者习俗一致、服务对象诉求趋同的特点，更容易在具体业务工作推进中，开拓创新，创造佳绩。

回望过去几十年可发现，地方儒学社团业务工作普遍集中在举办活动（学术研讨、文化雅集、主题讲座等）和编发论著上，这些工作对推进儒学事业发展意义重大，有必要继续高质量谋划实施。但地方儒学社团也应根据时代新发展和社会新需求，恰当拓展其业务范畴，确保在规范发展的同时，实现持久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与时俱进发展。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当下地方儒学社团有必要立足于自身所处之具体区域，积极整合区域内相关人财物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围绕推动新时代儒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精进有为，努力展现其使命担当。具体而言，地方儒学社团下一步的工作着力点应放到以下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守正”，努力加强其自身的平台建设；二是“创新”，努力拓展其新的业务增长点。

二、守正：加强两大平台建设

当下，我国地方儒学社团无不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儒学篇章”的时代重任，应努力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儒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认识儒家文明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影响，认识儒家文明对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有鉴于此，地方儒学社团便有必要持续加强两大平台建设——就政治立场而言，应把自身建设成党和政府政策宣讲平台；就文化立场而言，应把自身建设成学术成果转化平台。

（一）党和政府政策宣讲平台

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曾为无锡东林书院题写一副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以此提醒广大士人，切莫做“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自了汉”，要时刻关注国家大事、政治导向、百姓生计，同时也隐含着对士人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善意劝说。

就属性而言，在传统时代，作为儒家重要道场的书院，其实就是介于朝廷和民间的“中介机构”——它非公非私、非国家机构非个人。这样的“中介机构”，包含的范围极广，除书院以外，宗族、村社、行会等也位列其中。这些“中介机构”具有承上启下、疏通官民、协调各方的重要功能。对于今日中国而言，随着中国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作为“中介机构”的当代中国社会组织，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自身活动与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紧密结合起来，是当下社会组织确保其沿着正确道路前行、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重要保障。社会组织应自觉做党和政府有关政策的坚定贯彻者，这是立身之本，是大的要求和方向。具体到实践层面，首先就应做到——落实“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历史性倡议，充分发挥其在发动社会群众、整合各方力量上的优势，开展政策宣讲，把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传递到民间基层、社会大众。而具体到儒学社团，就更应当自觉担负起宣讲党和国家关于弘扬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政策之职责使命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讲清楚”“两创”“两个结合”等系列重要论断和指示，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政治遵循。特别是对于研究、传承孔子思想、儒家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直接参与有关调研与讨论。2013年11月26日，他以总书记的身份视察曲阜，在孔子研究院主持召开研讨会，提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实际上突出了一个“德”字；2014年9月24日，他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实际上突出了一个“和”字。而一个“德”字、一个“和”字，恰是我们理解孔子思想、整个儒学体系及中华文化之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的最关键字眼。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论及实践中，到处都充满着对儒学、中华文化的坚定承袭与活学活用。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所提出的重要论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此外，党的十八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曾出台过有关公民道德建设、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等方面的实施意见、实施纲要，这些文件都极具指导性、引领性、实践性。这些文件精神都与百姓生活、人伦日用息息相关，百姓不仅要了解、熟悉，更要参与到贯彻执行中。

地方儒学社团应高度重视党和政府有关政策的宣讲工作，特别是要依托自身党组织，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之下，加强与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特别是宣传部门、教体部门、文旅部门的合作，直面百姓，有步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党和政府有关政策进行宣讲、解读，增强百姓对党和政府有关政策的认知与了解，以及对儒学价值理念和知识体系的好感与认同，从而帮助、协同地方党委和政府更好地将有关政策精神落到实处。

（二）学术成果转化平台

儒学是学问、学术，但儒学同时也是面向生活实际、提升生命境界的经世致用之学，是生活之学、处世之学、行动之学、大众之学，对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等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儒学必须要积极回应时代关切，服务群众生活，建构和谐人伦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讲，儒学社团应努力把自身建设成一个学术成果转化平台。

笔者曾听一位电视媒体人讲过一件事：他们曾策划过一个讲座，邀请一位著名的哲学学者为中学语文教师讲授中国文化。据他讲，这次讲座的结果非常之差，教师普遍对主讲人的讲授内容不感兴趣，而主讲人也对台下教师的表现感到遗憾。原本，活动策划者一厢情愿地以为，一方是造诣精深、学识渊博、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家，理当会得到听众的期待和欢迎；另一方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一线知识传授者，也应会对学术大家的讲授内容产生浓厚兴趣；而双方更应当进行热烈地互动，最后结果自然也就该皆大欢喜。但结局却事与愿违，不欢而散！类似事情，笔者在工作中多有经历。

对于此事，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策划出了问题。实际上，“科研成果”和“传播内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二者的受众群体甚至可能都没有交叉。我们主张，包括儒学社团在内的儒学机构在业务推进上应做到“双轮驱动”——既重视学术阐发，服务学者，又重视普及推广，服务大众。这个思路本没有错，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还要深入探讨，以上两个“轮子”该如何相互配合、完美衔接，从而共同推动儒学事业这辆“大车”稳步前行。这就涉及到学术成果转化的问题了。

科研工作与普及工作，原则、目的都大不相同——科研工作要求具备理论性、思想性、学术性，很大程度上旨在务虚求真，不求实用；普及工作则要求具备知识性、教育性、大众性，很大程度上旨在崇德求善，务求实用。科研工作主要由学者承担；而普及工作，除了有关党政部门因职责所在需深度参与外，儒学社团也责无旁贷。儒学的本质，决定了儒学从业者必须走出学术象牙塔，深入到生产生活一线，去指导人伦日用，而儒学社团恰恰就具有整合学术界和民间力量的独特优势，是二者之间非常关键的桥梁和纽带，儒学社团从业者也就应充分利用其“中介”身份，探索如何在学术界与民众之间，做一个合格的策划者，既要搞清楚民众有什么样的现实困惑和需求，又要弄明白学者的科研成果到底该怎样能够真正为民众答疑解惑，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学术成果转化应用这项工作绝非可有可无，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儒学能否实现“两创”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创新：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

当下地方儒学社团还有必要根据时代之需、社会之变，积极拓展其新的业务增长点。其新的业务增长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重要方面：盘点儒学资源，倡行中式礼俗，开发线上内容，培育美德讲师。

（一）盘点儒学资源

2022年3月，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先生在参加一个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组织的专家座谈会时，发言指出，目前各地儒学资源非常多，但围绕儒学资源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尚还没有。因此他建议要重视对儒学资源调查研究。笔者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应该当引起高度重视。我们一方面应呼吁学术界专家学者围绕儒学资源开发、利用进行相关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应鼓励地方儒学社团发挥其自身优势，对所属行政区划内的儒学资源进行认真普查、盘点，建立儒学资源数据库。盘点儒学资源，是从事一切儒学工作的必要基础，不可忽视，但目前来看，这还是一片“处女地”。

从范畴上来说，儒学资源可大体分为思想层面的理论学说和实物层面的物化载体，其中物化载体又可分为呈现文字的物化载体（如书籍、碑刻、家谱、电子产品等）和反映理念的物化载体（如文物[包括可移动文物和文庙、书院、祠堂等不可移动文物]、现代文化空间[如孔子学堂、儒学讲堂、道德讲堂等]）。众所周知，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其中儒学在传统中国长期扮演着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笔者登录知网，通过搜索关键词可发现，其中关于“道教资源”“道教文化资源”“道教旅游资源”““佛教资源”“佛教文化资源”“佛教旅游资源”等字眼的文章非常之多，而这些文章中所谓的“资源”，涵盖广泛，不仅有思想观念上的，还有实物载体上的；而搜索“儒学资源”“儒家资源”等字眼却发现，所涉及文章非常之少，且皆把“资源”局限在了思想观念上。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今天，我们仍然缺少对儒学资源的深入研究与系统盘点，这显然属于一种“灯下黑”！

事实上，由古及今，我国各地儒学资源极为丰富，但由于诸多历史原因，许多物化载体已遭到严重破坏；加之中国人普遍存在着重文字轻器物、重思想轻技艺的传统，历代儒学典籍通常传承得颇为系统完备，而相关文物则颇受冷落——小件文物被遗散到各处，大件文物则遭到严重破坏！儒家文物承载着与儒学相关的价值理念、思想观念、人文精神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研究儒学、认识儒学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和特别保护。文物是有形的价值观。每种文物，其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某种价值观的印记，都能反映出时代中人某方面的好与坏、是与非、赞成与反对，文物在价值观传递上完全能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不保护好、利用好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些宝贵财富。

漫步位于曲阜的孔子博物馆，我们为那些儒家文化题材的文物得到有效保护感到欣慰，同时也期待这些文物可以插上互联网技术及创意的翅膀，飞入寻常百姓家，发挥传播儒学思想理念的功效。我们也期待，遍布在各地的文庙、传统书院等文化空间，在新时代得以重新发挥立德树人、成风化人的教育功能，展现新的时代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对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现代文化空间的利用，这些场所同样也是弘扬儒家文化的重要道场。但话又说回来，保护利用的前提，则是进行全面、细致的盘点。特别是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为今人从事这项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我们更应当用心谋划，系统规划，尽快推出儒学资源调查管理机制和儒学文物身份证制度，力争建成儒学资源数据库并公之于众。在此方面，地方儒学社团大有可为，应增强自身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倡行中式礼俗

2022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教授王学典先生提出建议，编定《国民通礼》，对待人接物、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日常礼仪进行明确规范与界定，重建“礼仪之邦”，建构以仁义礼智信为内核、以温良恭俭让为外在表现的礼仪社会。王学典先生提出这样的建议，是有着广泛之社会实践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学就是一种礼教。在此我们建议，地方儒学社团应积极推动新中式礼俗的落地。推行新中式礼俗，这是增强民众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有力抓手和具体举措。

新中式礼俗涉及大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一时间“大跃进”式地在社会上全面铺开，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不妨试着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逐步展开。前期，儒学社团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一两项内容作为突破口。

如，可把倡行新中式婚礼作为一个突破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众崇洋之风曾越刮越盛，客观讲这不无益处，但随着中国国力全面提升和中华文化全面复兴，这种风气的弊端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西式婚礼便是我们盲目崇洋的典型表现。对西方人而言，在教堂举办的西式婚礼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背景，直接反映着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追求。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倡行的所谓西式婚礼，只是简单移植了西式婚礼之表，并未把握其精神实质，结果往往导致不土不洋、不中不西、不伦不类！而中式婚礼，直接反映了“儒教中国”的和谐伦理主张和美好生活追求，不失为一堂成功的家庭美德教育课。在新时代，我们可对传统中式婚礼进行合理改造，使之更符合时代要求、社会环境。这就涉及到儒学社团如何更好处理“古”与“今”的关系，促进儒学实现守正创新、创造转化的问题了。[3]彩插，6目前，许多婚庆公司都已把策划执行新中式婚礼作为一项重要的业务，新中式婚礼也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山东胶州孔子六艺文化园依托中国孔子基金会公益品牌项目“孔子学堂”建设，适时设立了“结婚礼堂”，免费为当地市民举办新中式婚礼，宣传推广新时代结婚习俗，受到当地市民的欢迎和好评。

再如，儒学社团还可与地方中小学开展合作，把指导中小学倡行开笔礼、成人礼、尊师礼等作为突破口。近年来，有些学校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这一大主题制定了系统的行动方案，其中就包括举办开笔礼、成人礼及孔子诞辰日祭孔等极具仪式感的活动。这些活动对少年儿童亲近、体验、感知儒家思想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要格外注意，倡行以上中式礼俗要坚决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要清楚，倡行中式礼俗不是形象工程，不是跟风赶时髦，不是泛娱乐化，更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特殊偏好，如果对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缺少最基本的诚敬之情、谨严之心，其结果往往走样，甚至事与愿违。若干年前，笔者曾听著名学者杨朝明先生讲过一个经历：一次，他应邀参加某一学校举办的成人礼仪式，期间，他问一位学生，参加这样的活动有何感受，结果这位学生却说道：“没什么感受，我都参加好几次了！”听罢，杨先生很无语。难道一个人一生需要多个成人礼吗？这种把原本庄重的成人礼搞成儿戏的做法，简直荒唐！对此，我们不禁还要发问：这到底是在教育孩子呢，还是在戕害我们的孩子和文化呢？

（三）开发线上内容

我们认为，“‘引领’是儒学机构的核心关键词，‘引领者’应当是儒学机构最高的自我期许。”[3]彩插，2儒学机构、儒学社团从业者既属于社会活动家，也属于儒学事业当之无愧的引领者，理当具备有机整合政、商、学等社会各界资源的高超能力和水平。贺麟先生曾言：“凡是伟大的政治家或教育家，必然要在移风易俗上用功夫。”[4]251那么，儒学社团该如何联合、帮助政治家和教育家去从事“美俗”事业，如何在移风易俗上发挥引领作用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儒学社团从业者有必要进行认真思考并给出答案。

不得不说，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丰富的资源宝藏，是“粮食店”“药店”“杂货店”的合体。把我们的资源优势，创造性地转化为发展优势，是今日儒学社团绕不过去的一大时代课题。我们认为，与其他组织机构相比，儒学社团在政策宣传、道德感化、知识传递、价值引领方面独具优势。对儒学社团而言，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内容投资依然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如果说搭建平台只是开展业务工作的序幕，那么，以“内容为王”的理念，输出民众喜闻乐见的优质内容才是业务工作的高潮。必须要明白，能否为广大民众提供优质的学习内容、正确的价值引导、有效的精神支撑，从根本上决定着新时代儒学社团事业的兴衰成败。

今天，各地儒学社团有必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积极开发线上内容，不断满足社会大众精神文化需求，从而真正实现移风易俗、化民成俗。这对儒学社团来讲，可谓是一项当务之急的工作。之所以这样讲，主要基于以下理由：其一，当下中国正处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转型期，“富起来”主要侧重物质方面，而“强起来”则要兼顾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国家“强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民众在“仓廪实”“衣食足”之后还要“知礼节”“知荣辱”，吃饱穿暖的民众在新时代迫切需要建构属于自身的精神家园、心灵乐园，我们需要把适合新时代的“礼节”和“荣辱”传递给民众，从而确保民众在精神上“强起来”。民众具有较高的文化自信、人文精神、道德素养，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其二，任何一门学问、一种文化流派，都有着扩大自身“信众”规模、提升自身社会影响力的内在需求，在成风化人方面独具优势、为传统中国提供了主流价值观的儒学，亦不例外。其三，当下，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的交流、学习、工作已越来越依赖“线上”，移动互联网已成为人们获取公共资源和服务的重要平台。

开发线上内容的具体操作形式，当然要包括实施线上的专家讲座、交流研讨了，这属于传统业务工作的线上化，此外还可通过最新技术手段，设计适合互联网特点的线上文化体验、文化互动等活动（如网上祭祖、网上祭孔等）。也就是说，所谓“开发线上内容”，既要在内容上别具一格、独出心裁，也要在技术上不落窠臼、别开生面，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全赖人们在创意策划上的用心走心！还可说，开发线上内容，不仅需要“仁心”，还需要“恒心”，更需要“匠心”！

（四）培育美德讲师

儒学是“成人”之学、君子之学，在道德教化上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原则和实践要求，对于正确处理身心关系、人际关系、天人关系极具现实指导意义。儒学所阐发的义理，都属于“道”的层面的内容，与“器”“技”“术”不同，儒学之“道”具有永不过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独特魅力。而这个“道”，也就是崇“德”修“德”之“道”。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视察曲阜，之所以强调“德”的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在引导百姓崇德向善方面，完全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在这份实施纲要中，明确把“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一项“重点任务”，并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文化经典、历史遗存、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弘扬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让中华文化基因更好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深入挖掘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继承创新，充分彰显其时代价值和永恒魅力，使之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该文件还明确把四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作为“着力点”，并分别赋予每一种道德以五点具体要求和做法。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对儒学社团开展业务工作极具指导意义，我们要高度重视，结合地方实际贯彻落实。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地方儒学社团很有必要重点在德育方面下大功夫，做优顶层设计，引导广大民众进一步提高人格修养、坚定文化自信、涵养家国情怀、增强人际关爱。但当下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那就是我们急需培养一批“三观”正确、既有深厚文化积淀又懂现代传播规律的中华美德讲师。目前来看，放眼全国，所谓的美德教育课并不少，内容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官德、商德、师德、医德、家风家教等方方面面，但遗憾的是，其内容往往鱼龙混杂，质量也参差不齐，其中还不乏愚昧落后，甚至负能量的东西。对此，儒学社团很有必要严格遵照党和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科学合理制定符合本地区实情的中华美德讲师培育方案，让教育他人的人率先接受教育，接受优质的教育。培育美德讲师是个大的系统工程，本文在此仅提出这个课题，以求教于方家。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儒学社团大有可为的好时代。往大处说，儒学传承发展事业关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可谓不神圣！但冷眼观之，今日我国儒学社团也还普遍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多少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成长的烦恼”。儒学社团工作组织者、参与者，都应带着“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的志愿精神开展工作，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困难，积极消除发展中的瓶颈，率先把儒学精神贯彻落实到自己的身上，绝不能将组织招牌当做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平台和工具。应当认识到，儒学社团本身并无任何荣耀和光环，今日儒学社团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号召力、影响力，全赖其从业者的精进有为。如果说儒学社团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一定是其从业者和服务对象勠力同心的结果；如果说儒学社团有什么美誉度可言，那一定是由于其从业者真正把儒学精神落到了实处。清代诗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曾有言曰：“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传人可知。”龚氏虽说是个批儒斗士，但他的这两句诗，对于今天的儒学传承发展事业从业者而言，还是极具警示意义的。

传统中国，并没有儒学社团，但正如前文所言，却不乏专司儒学传承发展事业的“中介机构”，儒家文化、儒学事业因此得以发扬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社团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应当坚信，只要新时代地方儒学社团能够真正做到承前启后、守正创新，坚持“人文儒学”“民间儒学”的角色定位，全力推动传播与传承的统一、研究与应用的统一、事业与产业的统一、专业性与跨界性的统一、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5]76-81积极打造党和政府政策宣讲平台、学术成果转化平台，认真谋划新的业务增长点，就一定能够福泽一方、名垂史志！

参考文献：
 
[1]钱穆.孔子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常樯.中国儒学社团发展现状及使命担当[J].人文天下，2021（04）. 
 
[3]常樯.做儒学传承发展事业的引领者——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发展建设碎思（二）[J].衡水学院学报，2021（03）.
 
[4]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5]常樯.中国儒学社团角色定位、工作理念及业务特点刍议[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