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前提是把握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避免盲目性,陷入为研究而研究的迷途。《仪礼》区别于其他典籍的最大特点是鲜明的践履性,因此,正确认识《仪礼》在成书与研究过程中的两次“转换”,是我们复原研究的逻辑起点。
大恶无后是一个道德定律和历史规律,此律主要义是大之恶人没有后嗣,血统和家庭无法久传,即俗话说的断子绝孙。引申义有二:一、大恶之人没有后福,其事业没有后继;二、古往今来所有成气候的邪恶势力都没有后福、后续和未来。
中华民族的礼文化、乐文化效法自然而来,相辅相成。先秦礼乐文化的历史演进,沿着伦理道德一脉,其核心价值从“事神致福”渐变为“仁者爱人”,生发出与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宗法社会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独特文化形式,日益成为深入人心世道的常理,沉淀为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素来“村无稗俗,里存俭让”,乡邦大儒的《朱子家礼》与乡间的村规民约,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通过考察明清徽州学者、乡宦和士绅的经典礼书考证之作,以及部分民间日用礼仪类书,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自宋代以后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以及彰显在传统学术上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
康有为以及持经学路线的新康有为主义者所自居的正统,并无历史与理论的基础。作为复兴儒学的途径,它有着种种缺陷。如果我们还希望儒家作为普世价值,参与到当代放大了的诸子竞争之中,我们就应该采取一种子学路线,即在包容从不同的儒家经典出发的多元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历代儒者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和创新,面对当代政治问题,给出让非···
“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张载哲学就很好地印证了黑格尔的这句名言。张载哲学的出现,正是当时思想世界中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即针对印度佛教东来与本土道教兴起后对中国主流思想冲击的一个创造性回应。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一直以文明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国社会注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仪规范,注重人际交往的文明礼貌,注重树立维系礼仪社会的风俗风尚,将礼仪道德作为个人良好品行、社会优良风尚的自觉追求。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一直以文明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国社会注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仪规范,注重人际交往的文明礼貌,注重树立维系礼仪社会的风俗风尚,将礼仪道德作为个人良好品行、社会优良风尚的自觉追求。
这场思想论战,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论辩双方的观点本身,直接激发着当今学界对于古今与中西、道德与政治、制度与行为以及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更广泛而深入的思考。
儒法不两立,思想上相互对立,实践中相互排斥。儒家本来重视法律,礼制本来涵盖法治,故不需要借助法家作为补充。法家(秦法家)反对仁义,其法是悖道缺德的恶法,于政治和社会有百弊而无一利。儒法互补论,完全不成立,理论实践都不成立。
从张祥龙所提出的现象学视角入手,通过对《春秋繁露》的研究,梳理出其中的时间意识。“元”作为《春秋繁露》的核心范畴,其本身就内蕴了时间,进言之“元”即是时间的发端。推而论之,天道、阴阳以至于四时、五行皆为时间的展开,人道之社会历史合于天道,同样是随时显现的时间本真。《春秋繁露》之天人关系即是在时间上的统一,而这样一···
对横渠四句的理解,不能脱离北宋的建国背景和理学家的问题关切。赵宋统治者总结前朝长期分裂的经验教训,亟须重建政治秩序,而张载等理学家的最大关怀则是为社会秩序奠定永恒的精神基础。横渠四句不仅是张载对自己一生抱负和理想的概括,还对当时、后世乃至现代的很多哲人志士都发挥过并继续发挥着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
汉代流传的鲁、齐、韩、毛四家诗学,以及近年陆续发现的阜阳汉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海昏侯墓简等出土资料,都显示先秦《诗经》与后世所见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乐经”,是一个亦虚亦实、亦真亦幻的概念。说它虚幻,是因为它只是存在于某些先秦儒道学者头脑中的一部经典,这些儒道学者仅赋予它一个“乐经”名称,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乐经》编著成书,先秦以后凡是冠以“乐经”之名的书籍都不是先秦真正的《乐经》;说它真实,是因为“乐经”这个概念并非空泛,它确实是以上古三代乐···
《家范》是司马光所著家训,因司马光身后受赠温国公,又被称为《温公家范》。《家范》共十卷十九篇,首载《周易·家人》卦辞以及节录《大学》《孝经》《尚书·尧典》《诗经·思齐》诸篇语录,作为全书之序,正文从《治家》至《乳母》。
《家范》是司马光所著家训,因司马光身后受赠温国公,又被称为《温公家范》。《家范》共十卷十九篇,首载《周易·家人》卦辞以及节录《大学》《孝经》《尚书·尧典》《诗经·思齐》诸篇语录,作为全书之序,正文从《治家》至《乳母》。
司马光常说:“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司马光治学之道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在治学过程中敢于付出行动,而不是崇尚空谈。只有具备治学严谨、求实、勤奋、刻苦的精神,才能在治学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作为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提出“德润身”的命题,这对于儒家思想系统而言,可谓画龙点睛之举。“德润身”,是儒家传统中一以贯之、鲜明独特的一面,是理解、践行儒家时不可不特别留意之处。这三个字,即使不能说就是儒家思想之“眼”,至少为其“眼”之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因而,这一命题是开启儒家乃至中华民族智慧之门的一把钥匙。
作为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提出“德润身”的命题,这对于儒家思想系统而言,可谓画龙点睛之举。“德润身”,是儒家传统中一以贯之、鲜明独特的一面,是理解、践行儒家时不可不特别留意之处。这三个字,即使不能说就是儒家思想之“眼”,至少为其“眼”之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因而,这一命题是开启儒家乃至中华民族智慧之门的一把钥匙。
朱子思想对义的哲学理解,一是继承了汉以来经学论义的裁断训义,二是把义纳入仁德为首的四德论体系,三是扩展了义在仁体宇宙论中的意义。朱子对义的理解使用受到汉以后词义训释的影响较大,这一方面使得义的价值意义没有得到明确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义的裁断训义又使朱子将之引向宇宙论成为可能,发展了义在朱子宇宙论中的意义,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