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在儒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主要在于他开创了以本体维度言说儒家性命之学的思想理路,为儒家性命之学的后续相传奠定了本体论根基。
韩愈《读荀》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说孟子是义理精纯的醇儒,正确;说荀子“大醇而小疵”则错。荀子是小醇而大疵。荀子思想驳杂,问题和错误不少,大疵有二。
在学分绩已经和真实世界的社会环境、期待利益脱钩的条件下,“内卷”居然迫使部分学生更深地沦为学分绩的奴隶。从过去通过学分绩竞争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变为为学分绩而学分绩的时间精力浪费。陷入“内卷”,哪怕是围绕未来经济利益而取得的低质量发展实际上都已经没有了,更谈不上围绕个性而取得的高质量发展。
儒家思想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批判、攻击,甚至唾弃了已经一个世纪了。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儒家思想都被视为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绊脚石,受到严重的批评和打击。
不能否认的是,传统社会中的孝道曾一度趋于僵化,强加个体以巨痛;但我们更要明白,躬行孝道是连接世代的纽带,深陷孤立同样会使个体不得解脱。当我们被大潮推向世界的时候,不妨回过头,放下芥蒂,试着了解和沟通。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法文化虽遇百折而不挠,勇克时艰,代有兴革,形成了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影响深广的中华法文化体系,并因其连续性、特殊性、包容性,成为世界法文化史上最为绚丽的一章。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李二曲在书写关学源流时指出:“关学一派,张子开先,泾野(吕柟)接武,至先生(冯从吾)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二曲这一指陈就将冯从吾在关学建构和复振中的“集大成”地位显豁出来。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冯从吾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关学在晚明的生成、更新与复振,这是我们当下推动传统关学“两创”所必须梳理、反···
《汉书·艺文志》记载,“《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毛诗》二十九卷”。但鲁、齐、韩三家《诗》具体如何分卷,《毛诗》多出的一卷到底是什么,一直都有争论。
中国从汉代起尊崇儒家学说,唐宋时期的政治家又以非凡的政治智慧设立并发展了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科举制使儒家的精神追求、文化倾向与普通大众的人生之间形成了无法脱钩的紧密联结。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帝王的封禅巡守,以及几乎持续整个封建王朝时期的尊孔祭孔,其实都是维系族群历史记忆,保持文化基因传承的外在形式。
儒者读书,因为有“君子不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两句著在上头,故凡遇着个“器”字,总会拿“道”、“不器”的意思比而解之。如“管仲之器小哉”,则谓其不知“道”;如“女,器也”,则谓其未至于“不器”。若此,大纲处自是不错,但细腻曲折处容或有未尽。
致良知是王阳明全部思想的结晶,“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
美国瓦萨学院詹姆斯·门罗·泰勒哲学讲座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哲学讲座教授万白安(Bryan Van Norden),在这次采访中详细谈及他的家世,他自己如何在宾夕法尼亚州拉特罗布对哲学和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谈及古尔曼报告
本文阐述如何为哲学找到栖身的空间。
1945年的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但是,今天几乎没有人注意到75年前这个最重要的国家条约。
理学史上众多流行久远的经典称谓、名号,如濂洛关闽、道南学派、东南三贤之类,早已构成理学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实,不少经典名号的生成,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层累构造,背后蕴含着内在的机制与动力,或多或少地渗透了创制者的意义表达。因此,我们在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些概念的同时,抉发这些名号的文化意蕴,对深化理学史研究同样具有重···
“礼”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通过总结、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了古老的“礼”观念,赋予其新的思想内涵,创造性地建立起一套以“礼”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儒家思想体系。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但是,在经学史上,《国语》却属于边缘文献。《国语》原本处于经学序列之外,在司马迁将其与左丘明建立起模糊联系之后,《国语》就逐渐被两汉学者认定为《春秋外传》,与《左传》相表里。由此,《国语》因这一身份而开启了与经学分分合合的纠葛历程。
船山学是同“希张横渠之正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船山学一个重要的特质和价值取向。正是通过“希张横渠之正学”的学术阐释、研修和创新,船山学上接孔孟道统之端绪,下开清代实学和近代新学之先河,实质上担纲了为中华学脉“续魂”和“固本培元”的工作,使中华正学的血脉得以更为畅通地绵延传承,为后人接续和弘扬中华正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谶纬也叫“图谶”“图纬”“河、洛、七纬”等等,见诸《三国志》《后汉书》、东汉碑刻等史料之中。
中国研究了每个大国的崛起,但它是否漏掉了大国衰落那一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