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经程朱发明改造以来,地位极速提升,俨为四书学这一新经学系统之首,对近世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甚巨。
自汉武帝建元之后,直到清末宣统,中国人基本上都以年号纪年,清人赵翼说,“年号纪元自汉武始,上自朝廷,下至里社,书契记载,无不便之,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 也就是说,年号的使用,是为了方便纪年。年号的用字一般选取吉祥字,通常并无特别的政治涵义。不过,宋代例外。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述《括地志》曰:“《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
《清史》難產是因為崇洋媚外。不是某些觀點的崇洋媚外,而是根子上的崇洋媚外。
《孟子字義疏證》:問:古人之言天理,何謂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責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責于我,能盡之乎?以我絜之人,則理明。
由苏州大学程水龙教授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东亚《近思录》文献丛书”自2021年问世以来便引起了东亚儒学研究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历代王朝,不管是汉、唐,还是宋、明,臣僚面对君主,都是自称“臣”,惟独清王朝是个例外,清朝人经常自称“奴才”,如果我们去读清代大臣的奏折,便会发现,许多折子都是以“奴才某某谨奏”、“奴才某某跪奏”结衔
“忠”由“中”与“心”组成,属会意字。
古代會有人問儒家是不是宗教嗎?古代人需要知道宗教嗎?神有論有的是儒家的神嗎?神滅論滅的是誰家的神呢?關儒家什麼事?
自1915年创刊以来,《船山学刊》始终以“立乎其大,着眼于远,显察于微”的情怀和精神,深耕船山思想研究,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精神追求以及价值选择,是中国人民增进国家认同、社会认同以及文化认同的强大精神源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之道,已成为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中华民族最初的心灵历程。然而,由于距今年代久远,很多现代人对它的感受往往是字词生僻,语言晦涩,很难读懂。事实上,当我们真正进入《诗经》的世界,就会发现,虽然历经千年,它依然与我们心意相通,因为它所传达的思想、情感,它所承载的道德准则早已植根于我们的内心,成为流淌在中华民族精···
1991年至2021年,民间读经现象、经典诵读行动和经典教育实验三股儒学传承发展形式相续涌现。在学术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多方推动、参与和激烈争论下,以儒学经典为主的教育实践在民间社会形成备受关注的“读经现象”,在各级各类学校实施“经典诵读行动”和开展“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建设”。此三十年间儒学复兴达到了1900年以来的巅峰,民间读···
长久以来,大众普遍认为儒家和道家分属截然不同的学问与思想体系,从表面上看,孔子的学说中似乎难以寻觅老子思想的痕迹,二者仿佛泾渭分明。然而,深入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便能发现孔子不仅向老子学习,还汲取了老子思想的精华。
有人说,中堂正在中国人的居住环境中消失。
乙巳春分,修文龙冈山麓,惠风和畅,桃红柳绿,鸢飞鱼跃,一派天机。愚应邀至西园讲阳明子之学,自午至晚,如有神助,四小时一气贯通,未尝须臾中辍。讲毕已夜暮时分,而听者意犹未尽。
儒学在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其中唐宋之际的变革尤为明显。唐宋之际的儒学变革指汉唐儒学转型为宋明理学,这种转型可以通过儒学涉及的相关内容体现出来,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唐代的韩愈和李翱、宋代的程颢和程颐得以体现。
《春秋》经传在叙事之时融入了儒家的道德意识,其历史书写展现的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自觉。东周时期,直书求真与褒贬求善嬗变为早期史学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史记》实录不隐,是非颇不与圣人同,史学独立性尚存。而班固则完全为儒家代言,经学为体、史学为用,史书依附于《春秋》学。在这种意义上说,东汉时期《汉书》的编纂标志着经学···
朱熹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代理学多元格局的终结者。
朱熹关于《诗·召南》中《摽有梅》之主旨的讨论,常为后世学者从伦理、文学等角度提出批评。他们通常认为朱熹对该诗存在较严重的误读,不仅前后矛盾,还否定了人情的合理性。但我们若细究朱注即可看出,朱熹是基于《摽有梅》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来阐述己见的,其解读不仅一以贯之、实事求是,还恰恰证明了他对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