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自信自强而富有乐感的古老文明,这一乐感基调首先蕴含在周文明的礼乐文化传统中,通过儒家学问得到发扬光大,其哲理典范就是孔颜乐处的生命风范,此一风范在北宋经过周敦颐和二程的重新发扬而深入人心,成为历代儒者向往和一再体证诠释的生命境界。
孔颜之乐是宋明以来历代儒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具有罕见的连续性特征。昔日周敦颐教程颢“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二程集》),“寻孔颜乐处”由此成为有志于成圣成贤者追求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非生而有之,而是靠后天的修身工夫实现。事实上,从《论语》的文本及其所反映的历史现实来看,孔颜之乐与好学乐教的精神有关:孔子···
中唐以前本无“孔孟”之说,更无“孔颜”之论,惟有“周孔”之称。唐宋以降,儒家内部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四书”横空出世,即便不能说侵越“五经”,至少与之相提并论矣,中国思想的特质亦由此有了很大的改观。
以乾嘉学术“异类”自嘲的章学诚,与作为乾嘉学术主流之一的扬州学派之间,实存在着重要的学术交集。无论是章氏对扬州学人的推重,还是扬州学人对章氏学术的接受,都颇耐人寻味。从中不仅可以窥见《文史通义》的早期传播史,对于重新审视扬州学派的史学建树,深化对乾嘉学术多元化特点的认识,也颇具启发意义。
《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本。相关文献从六朝开始,随着文化交流播布域外。其跨文化传播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经学典籍在域外的传抄刊印,二为经学文本的翻译研究。在与我国文化较为相近的东亚文化圈,汉籍的直接流播是常见的形式。而在语言文化差异较大的英语世界,则以相关文本的翻译为首要传播形式。
儒道关系是中国古典思想世界演绎的一条基本线索,学界有“儒道对立”“儒道互补”“儒道会通”“儒道相通”“儒道和合”等不同说法。这些观点往往以秦汉及其后的文献为分析对象,把儒家、道家当作两个独立的学派进行比较,而轻看了多种思想在竞争合作中的相互渗透、交融与流变。
历史的演进或“演退”都可以通过“找不同”来发现。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有什么差异?我们马上便能列举出无数的不同点
所可知者,極,魯同姓也。紀、虞、郕,中國也。溫,畿內諸侯也。蓋中國而時者。陸渾戎、徐,夷狄也,蓋夷狄而月者。赤狄、楚,夷狄而日者。蓋潞子以賢,楚或以吳,故謹之也。然則傳例蓋其常,非能一言以蔽之也。
要想知道中国书院文化是怎么发展的,我们就得追根溯源,同历史修好,沿着文献中的纵横脉络,探寻传统国情下书院文化的现场与过往、生存与盛衰。
各种版本的古籍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欣欣向荣,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收藏好、保护好、利用好古籍,才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传承下去,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从学科特点出发,人文学科最大的功能和作用正应当表现在“立德”与“树人”上。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特色之一是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字及承载文字的典籍体系。古籍文化是这一特色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天一阁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藏书是中国古籍文化的优秀代表。书楼俱存、书楼同在,是天一阁作为藏书文化遗存独一无二的特色,象征着中国古籍文化乃至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天一···
我们生活在后理性时代。后理性时代并不哀叹或者怀疑已经失落的文明的高度,该文明一直受到专制力量的围攻。
焦虑不是病态,它驱使我们将未知推开。
以德服人落实在思想舆论场上,就是以理服人和服从道理。吾尝言,思想场上无君臣无师生无父子,道理最大,谁有理就听谁的。兹再加一无:思想场上无法律,思想就是法外之地。思想场上,不能以力服人,不能以君主、父亲和老师的权威服人,更不能以法服人,言论罪、文字狱是政治之大恶和国家之大耻。此乃中西文明的共识和常识。
儒佛道三家两个半共识。两个共识,一是性善论,二是因果论。半个共识是性天论。三家都信仰性天,但对性天的证悟有所不同,佛道虽然信仰性天,但只知其静寂,不知其乾健,不知性天是乾元与坤元、即乾健与静寂与的圆满统一。
今晨见二三子欲以坊间某事发言,止曰:忍默。何必为其劳神费词消业?
应邀参加文言文复兴会讲,聆听张俊纶、洪秀平、洪鑫亮、李宁、赖文龙、姚舜雨、黄元澍诸贤讲座、发言,获益良多。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主流,儒家学说的薪火相传又以儒学文献为主要载体。《论语》一书作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在经学史上地位特殊,历来备受学者重视。两千多年来,《论语》流传极为广泛,其中的思想已经深深沉淀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前进的文化基因之一。
北京人常自嘲“穷讲究”。这是自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