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中“君臣之义”与“亲亲”原则的冲突 

作者：王泽春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载《文史天地》2024年第2期

由于儒家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经典成为判定是非的标准，也就是引经决事，特别是在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作为判案的依据，就是后世所谓的“《春秋》决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春秋公羊传》的部分判例却不符合逻辑。

根据《公羊传》，在鲁庄公、鲁闵公的时候，鲁国先后发生了内乱：鲁庄公时，叔牙试图弑君，但是还没有开始行动，就被季友处死了（“君亲无将，将而诛焉”）；鲁闵公时，庆父连弑两个国君，但是根据《公羊传》，庆父并没有被季友处死，而是被季友放走了。叔牙只有弑君的犯罪预备(“弑械成”)，而庆父则完成了弑君行动，是犯罪既遂，显然庆父的罪责重于叔牙。根据罪刑相当原则，应该叔牙的刑罚轻，庆父的刑罚重。而季友却不是这样处理的——处死了叔牙，放走了庆父。只要有点常识的人，都会觉得季友的处理方式是不对的，所以《公羊传》也觉得有必要对季友这样的处理作出合理的解释。

根据《公羊传》，鲁庄公、庆父、叔牙、季友既是兄弟，又是君臣。季友在处理庆父和叔牙时都涉及“亲亲”原则与“君臣之义”。基于“亲亲”原则，对于叔牙，只是让叔牙逃脱弑君的罪名，留一个体面的死法（“从吾言而饮此，则必可以无为天下戮笑，必有后乎鲁国”）；而对于庆父就不一样了，庆父杀了子般，季友因为找到了直接凶手，就没有再追究庆父这个教唆犯的责任；庆父杀了闵公，畏罪潜逃，季友故意把他放走了。如果严格按照“亲亲”原则，季友要么像处理叔牙一样，只是给庆父留一个体面的死法；要么像处理庆父一样，让叔牙畏罪潜逃，放叔牙一条生路。但季友却不是这样做的，显然，“亲亲之道”无法解释季友对叔牙与庆父的不同处理方式。

所以，《公羊传》在解释季友处死叔牙的时候还引入了“君臣之义”。基于“君臣之义”，季友因为叔牙有弑君的犯罪预备，所以必须处死叔牙（“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对于庆父，虽然接连弑杀两个君主，但是却没有提到“君臣之义”。如果严格按照“君臣之义”，季友就应该像处死叔牙一样，处死庆父，何况叔牙只是有弑君的犯罪预备，而庆父却成功弑杀两个君主。但季友却放走了庆父，显然，“君臣之义”也无法解释季友对叔牙与庆父的不同处理方式。

《公羊传》中有两处对此进行解释，第一处是在闵公元年庆父弑杀子般之后，第二处是在闵公二年庆父弑杀闵公之后。

杀公子牙，今将尔，季子不免。 庆父弑君，何以不诛？ 将而不免，遏恶也。 既而不可及，因狱有所归，不探其情而诛焉，亲亲之道也。 （《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

杀公子牙，今将尔，季子不免。 庆父弑二君，何以不诛？ 将而不免，遏恶也。 既而不可及，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春秋公羊传》闵公二年）

叔牙只是犯罪预备，但季友却处死叔牙（“将而不免”），是为了阻止恶行（“遏恶”）；季友不处死庆父（“不探其情而诛焉”、“缓追逸贼”），是因为弑杀已经成功，不可挽回，并且已经归罪于邓扈乐（“既而不可及，因狱有所归” 、“既而不可及”）。其实，是否处死直接凶手邓扈乐，并不会影响季友对庆父的处罚。根据《公羊传》，庆父弑杀子般，季友不处死庆父，是因为“既而不可及，因狱有所归”；而庆父弑杀闵公，季友不处死庆父，则只因为“既而不可及”，所以，季友不处死庆父，与“狱有所归”的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既而不可及”。

从罪行的轻重来说，犯罪预备（“将”）肯定比犯罪既遂（“既”）要轻，所以，处死叔牙而不处死庆父显然不合理。在《公羊传》的作者看来，仅仅根据“将”还是“既”也无法解释季友的处理方式。《公羊传》又引入“将”与“既”的可能后果，叔牙已经准备弑君，如果不阻止就可能弑君成功；而处死叔牙，就可以阻止弑君行动（“遏恶”）。庆父已经弑君成功，即使处死庆父，人死不能复活，所以没有处死庆父的必要。《公羊传》的这一解释符合典型的结果论，结果论主张奖赏与惩罚应基于行为的结果，看其是否能带来最大好处，关注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

如果仅仅根据未来的结果来决定对叔牙和庆父的处理方式，那也应该与《公羊传》的描述不同。对于叔牙，虽然已经做好了弑君的准备，有可能弑君，但是也可以把叔牙软禁起来或者投入大牢，甚至可以把他流放，只要能阻止他弑君就可以，毕竟庆父都可以被放跑。对于庆父，虽然已经弑君成功，即使处死庆父，被弑的子般、闵公不会复活；但是不处死庆父，谁能保证他未来不会再次弑君，毕竟他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而事实上，庆父在弑杀子般被姑息之后，又弑杀了闵公。所以，仅仅根据结果论，也不能合理解释《公羊传》中季友对叔牙、庆父的处理方式。

其实，这样的解释，《公羊传》的作者也不自信。所以，在解释季友不处死庆父的时候又提到了“亲亲之道”。这就又要引起注意了，基于“亲亲”，只是给叔牙一个体面的死法，但是却让庆父逃脱了弑君的罪责，显然，相差太大了。并且，紧接着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如果弑君的不是庆父，而是跟季友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季友还会因为“既而不可及”不追究责任吗？应该不会。所以，根据《公羊传》，季友不处死庆父，一方面是因为“既而不可及”，另一方面是因为“亲亲之道”。

季友以体面的方式处死叔牙，可以用一个公示来表示：君臣之义+遏恶>亲亲；因为君臣之义与遏恶，必须处死叔牙，但因为亲亲，所以给他一个体面的死法。季友不处死庆父，也可以用一个公示来表示：亲亲+既而不可及>君臣之义。上文已经指出，“遏恶”与“既而不可及”并不是作为解释季友不同处理方式的理由。所以，季友处死叔牙，就是因为君臣之义>亲亲；季友不处死庆父，就是因为亲亲>君臣之义。

《公羊传》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问题，就是因为它为了强调“亲亲”而导致的不合理，在提到庆父的时候，《公羊传》根本没有提到所谓的“君臣之义”。一般而言，《左传》在记事的真实性上要高于《公羊传》。根据《左传》，庆父是在知道自己将被季友处死的情况下自杀的。《公羊传》在知道《左传》关于庆父结局的情况下还是要重新编排一个结局，就是为了表达它的“义”——“亲亲之道”。但显然，为了片面强调“亲亲”，导致在解释季友处理叔牙、庆父不同方式上的不融贯。所以，即使是后世的公羊家对于季友不追究庆父的弑君之罪有很多争论（黄铭、曾亦译注《春秋公羊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225页）。

综上，非常明显，《公羊传》既强调“君臣之义”，又要兼顾“亲亲”原则，当一个案件同时涉及这两个原则的时候，就出现了混乱。以这样的《公羊》义作为判定是非的依据，能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作者信息：王泽春（1988—），男，山西祁县人，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先秦哲学、儒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