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理学”是理学的一个派别,由于它孕育、形成于徽州地区,而徽州古称新安,故名新安理学。它从产生、发展到趋于衰退的过程,跨越了宋、元、明三代,直到清代朴学兴起之后,始转向衰微。
这个城市常年居住着150万人口,‘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而据我所知,伦敦、巴黎、威尼斯,欧洲最繁华的城市,人口也不过10万。尤其难得的是,在我们东京,市民最重人情高谊,但凡有外地商人刚至京城租住,人生地不熟,邻居都会过来帮衬,送上汤茶,指引怎么做买卖。我们城市的大酒店,只要酒户来打过三两次酒···
《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便重视家庭与家庭教育。家庭是“国之本”,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礼记》提出的“大学之道”,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层次。这既承载了儒家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也可视为对传统教育理论的一种概括···
在政治上,集体主义都善于牺牲个体,包括个体的权利、利益和生命。不仅弱势群体容易遭灾受屈,特权阶级也难免受苦受难。在整体上,后者的苦难和后患更为深重,下场普遍悲惨。故东海无数次强调,极权主义没有赢家。 作为一种学说,集体主义蔽于集体而不知人,更不知仁。故集体主义必不讲人权和仁德,讲也是空讲。集体主义之本质就是与···
夫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當權者可不戒慎恐慎也哉!天道輪回,報應不爽——為政者豈不警鐘長鳴也哉!言猶未已,感而欲詩,姑錄於前,聊充小序云。
7月3日,以“守正达人——传统文化教育创新发展”为主题的敦和雅集在杭州良渚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敦和基金会主办、古道书院联合主办,20余位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的实践者、研究者共同参与研讨,希望通过雅集搭建一个更开放创新的交流平台,让彼此了解、相互启发、携手共创。
近些年来,海内外兴起一股“阳明热”。明儒王阳明开创的“心学”深有奥妙,需要把握蕴含其中的精髓真意。南宋大儒朱熹曾言:“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前一句说,所谓“论其世”,就是要研究和论述诗书作者在其所处的时世中的行为和经历;后一句说,读作品,就不能不了解作者的实···
这就是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我宁可淋雨,也不能服从这种行为。当时我就想:一个文明社会,一个良心企业,恰恰应该在此刻降价,而不是抬价。我的想法,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地方实现了,请读者赐告。是的,理想的文明社会是遇灾降价,体现与国同体,仁义礼的高度;一般的平庸社会,即便是不降,也不应涨价,此可理解为行其素行···
山东曲阜是孔子的故里。孔子第77代嫡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先生一生五德践行,尊师重教,他对老师庄陔兰、李炳南一向深怀敬意,尤其与李炳南先生相知相伴40载,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其情谊感人至深。
那么宋仁宗对柳永的态度呢?多则宋人笔记都提到:仁宗皇帝很不喜欢柳三变的“淫冶讴歌之曲”。相传柳三变曾有轻薄小词《鹤冲天》传入内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仁宗便在科举考试中特意黜落了柳三变,御笔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后又有人向仁宗举荐柳三变,仁宗说:“得非填词柳三变乎?”举荐者说:“然。”仁宗说:“且去···
先秦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当时的学者或学派大多都拥有强烈的救世治世精神。各学派极力向世人展示他们的政治理念,目的都是为了重建天下秩序,实现天下的统一和太平,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那时,各个诸侯国都蠢蠢欲动,相互攻伐,造成天下秩序失衡。孔子认为,治世首先要“治心”,人心浮动必然不守规矩,相互侵夺。
在我国传统社会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士人是儒家文化的担纲者。在韦伯看来,士人作为治理者,与天子共享权力。无论二者在历史变迁中所形成的张力如何,都使得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深刻地打下了儒家文化的烙印。这种现象在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占据了主流。诚然,旧的治理思路不可能会在新的时代找到完全再生的土壤。然而,如果将···
在近代奥运历史上,由于国力和体育运动普及的原因,中国曾经只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不过,随着国家社会与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和奥运会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当“我和你,同住地球村”的歌声响起,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传遍世界的时候,中国热情拥抱了世界,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人对于奥运的···
《海东五百年》是一本向中文圈读者介绍李氏朝鲜王朝(1392-1910)历史的作品。不同于现有中文著作多聚焦于中韩文化交流或特定议题,此书是个人所见第一本由中文圈学者所撰写的朝鲜王朝史。基于这项理由,同为朝鲜时代史(以下称朝鲜史)研究者的我收到书稿时非常兴奋,立即开始研读。
2020年世界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疫情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发展。但是我国有效控制了国内疫情,在疫情中的所做所为极大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力量。我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形成的抗疫精神已经成为社会道德共识,这种共识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延续,也经过了无数抗疫英雄事迹等的实践证实。但是很多人仍然缺乏思考危难的能力···
孔子晚年迷恋《周易》,这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人们都知道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他本人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中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表达了孔子的政治观念。没想到的是,马王堆帛书《易传》中竟然有孔子包含类似意蕴的话:“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一句话透露了孔子与《周易》非···
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杜华伟老师经两年多辛苦采访,写作了为当代书院发展略作小结的《养德经邦——当代书院学人访谈录》一书。此书于2021年5月出版,可以做当代书院蓬勃兴起,问题繁多现象的一方镜子,让大家做个借鉴。
制度并非越先进、越超前越好。盖制度形态与社会形态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应性,好制度必须符合时代要求,与时偕宜。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各有其相应的好制度。《礼运》说,礼时为大,就是强调制度的时代性。故好制度不能太超前,太超前的制度不是好制度。
孔子研究院院长,中国著名儒学研究专家,杨朝明先生在他的《鲁国礼乐传统研究》一文中指出:礼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荦荦大者,几千年来它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承载着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宗教、经济、艺术、审美心理、民族个性等多种文化形态源远流长,延绵至今,即使对当今社会,其影响仍是巨大而深刻的。
对于息事避讼,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表达过类似的态度。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体现了儒家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尚“和”的主张。道家表达了谦和不争、不争而善胜的处世态度。法家虽然主张严刑重罚,但究其根本是希望通过法令滋彰来定分止争,并不希望天下纷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