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儒学社团一方面应做到“守正”——加强党和政府政策宣讲平台、学术成果转化平台这两大平台建设;另一方面也应做到“创新”——拓展其新的业务增长点,这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盘点儒学资源,倡行中式礼俗,开发线上内容,培育美德讲师。
郭店楚简《五行》篇是作为弘教者的七十子后学的作品,其弘教之着力点在对心之功能的开发上,首次提出了儒学史较为成熟的心论,其大义有三:其一,心之主宰及其无限性;其二,慎独与动力之开辟;其三,圣与天道之谛听及其冥契。这三步开发工作,初步确立天人贯通之弘教模型,且为子思与孟子进一步完成天道与性命相贯通的弘教基型作了先···
考察当代《论语》注本,重视文字训诂的汉学系统著作以杨伯峻《论语译注》和高尚举《论语误解勘正》为代表,重视义理阐发的宋学系统著作以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和南怀瑾《论语别裁》为代表。此外,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论语新识》因全新的诠释特点与诠释思想成为近几年来《论语》诠释的典范,对《论语》后学研修进学极···
朱子认为的条件有三:理是心的本质,理必然要发用出来以及心不受私欲遮蔽。只是他经常将心与理对言,仅仅视理为形而上,而又认为现实中人的心往往不能合于理,才让人容易忽视他“心即理”的观点或误解其内涵。尽管在内涵上有一致的理解,我们却也不能忽视他们之间的重要分歧。
公共伦理生活始终需要人的具身性现象在其中勾连、表达,但是如果没有心体层向身体的跃迁便无法实现在他人一侧的感发效应,从而个体自身还是隐匿在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中。程朱所提供的显仁之法——“公而以人体之则为仁”,从“人体之”的具身的道德实践理解,充分显示了由工夫所构建的身体现象的统一性,及以之奠立公共化的可能。
公羊学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国与君为一体,君权能够全权代表政权,臣子效忠于君主即等同于效忠于国家;但在特殊情况下,当君权与政权发生冲突而分离时,臣子即当行权,即转而尽忠于国家与国民而不再效忠于君主个人。公羊经权说的实质涵义概括说来就是“国君以国为体”,社稷为重,“国重君轻”。
刘咸炘为弟子们规划选题,批点习作,指示治学法门,弟子也从师说中汲取论学旨趣。刘咸炘与弟子间的授受源流清晰可辨,为认识一百年前尚友书塾内旧式师弟子间的日常学术传承提供了鲜活的材料。罗体基、熊光周、李泽仁、王树梁诸弟子得刘咸炘之衣钵,以“风”“势”论史,上至政风、士风,下至民风、土风皆有发微,足见刘咸炘的“察势观风”已···
美学意识并不是审美意识,而是对审美的反思。因此,中国美学意识的诞生的标志是“美”这个词语的出现。汉字“美”的本义是“羊大为美”,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最初是对食物的一种价值评判。而“美与善同意”则揭示了中国美学意识与中国伦理学意识的同源,因为“善”的本义是“膳”,意味着中国伦理学意识最初也是对食物的一种评价评判。这就铸定了“···
“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理性与人文的交叉,对于人文理性的成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唯以此来衡定荀子哲学中所蕴示的古老而常新的天人观,方既可以开显出荀子之于传统天人观的批判与超越、奇变与跃迁,又可对今日处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资鉴。
李二曲一生的为人为学,体现出一代大儒人格和思想之美。这就是孤苦自奋、自强不息的坚忍不拔之美;志向高远、天下己任的经邦济世之美;注重实修、悔过自新的追求至善之美;倡道救世,明体适用的经世致用之美;实实体究、务求有用的务真求实之美;虚怀若谷、博采众长的谦逊开明之美;专心致学、读书守志的学高品洁之美;威武不屈、不事···
本文基于荀子人性论基本范畴和义理结构的分析,认为“性恶”、“性善”、“性朴”三种概括都与荀子人性论的义理结构不符,“心善”、“性善”、“伪善”三种解释方案也都无法单独解释“善”的起源。“善”从积极的一面来说是源于先验的德性,从消极的一面来说是源于才性的后天强化。欲性解释了“善”为何必要,才性与德性解释了“善”如何可能。
在当今时代,全球化、民主化的潮流已经席卷各国,当代中国已经跨入全面改革、大国崛起新阶段,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民主仁学”论提出了一种既重视道德人文精神又兼融现代民主价值的新儒学思想模式,提供了一个能够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儒学发展新方向,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的,因此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
不德之德将统治活动的本性定义为限制性的,而不是证成性的,它并不指向被统治者的各正性命,而只能为之提供秩序条件。由于天下是天下人物多元性与差异性的复合体,这使得天下如同天那样是不可测度的,无法以同质化、单一化的形式加以规整,因而统治者必须具备“立乎不测”的品质,以向天下开放自己,以“虚”己的方式成全天下之“实”。
中华传统孝道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人们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但其蕴含的爱亲敬老、自爱尽职、慎终追远的基本精神,在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家庭文明和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戴震提出的“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的新伦理学命题,恰恰是将北宋以降的新儒家传统的伦理学、道德修养学由个人向内的心性修养模式,从理论上转化为一种在社会关系的过程或领域中处理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这种理论的转向真正地展现了伦理学的本初意义,以及儒家道德哲学重在处理人我关系方面的思想特质,剔除了受佛教和道家、道教偏···
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不同,在中国大一统的思维框架下,天人乃是合一的关系,人生的完满追求也应该是圣俗不二。因为好的生活既需要世俗性的烟火气,也少不了神圣性的精神升华。面对着越来越物质化的现代社会,大一统的天道思想有助于我们重建人与自然以及自我身心的和谐统一关系,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达成平衡,而不偏执于一端。
中国古代是先有大学,包含了教育、祭祀、政治和伦理多种功能;后有孔庙,主祀孔子,并及于四配、十二哲、历代先贤先儒。自汉代以后,儒学逐步经学化、制度化,祭孔讲经亦逐步常态化、制度化。东晋国学“增造庙屋”,“庙学合一”教育规制雏形初具。
近四十年的儒学研究,也许可以大致描述为一个由哲学范式经思想史范式向文明论范式转换的过程。从文明论范式出发,我们则要反思近代以来以理学为儒学展开的中西比较与传统论证是不是遮蔽了什么?它也许适合强化“西方文化重物质,东方文化重精神”的简单分类与肤浅乐观,但一个关于个体心性修养的工夫论体系难道能够支撑中华文明并承诺其···
文章立足于儒家传统对羞耻与“义”的联系进行了具体的描述。第一部分澄清孟子的立场:义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尽管义具有规则的含义,它原初地是由我们内在的道德情感所意向到的。第二部分说明如下观点:如果一个人意图或行为不正当(不义),自发的羞耻感就会产生并且推动自我改正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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