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进而提出“嫡孙承重”的礼制安排,要求宁宗为孝宗服三年之丧,从而跳过太上皇光宗,强化了宁宗政权的正当性来自孝宗而非光宗这一立场,从而彻底肃清光宗的负面政治影响,树立孝宗这一道德典范(为高宗服三年之丧)。总之,朱熹推出宁宗“嫡孙承重”的礼制方案,可以视为道学集团为了在即将展开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主动权而采取的先发制人···
阳明基于「知孝悌」这类论述来阐释知行合一的思想,「知孝悌」意指「孝悌」的内涵自然灵明,意即某一流行发生自行展现为呈示该内涵的施展。「知」理解为灵明,「行」指呈现该内涵的灵明流行,两者是从不同侧重对此流行发生的论述,而「知孝悌」便是展现这一思想的论述方式。
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
心与物的关系,一方面真有主观原则的心,另一方面有客观的物,都是真实的存在,而心能知物,知物所以然之理。心能穷理,格物是不能离于物,面对物而穷其理,而穷理的主词是人,是人心,穷理后则能有知,此为致知,则人心之知做积累工作,做到豁然贯通。
齐鲁文化有四重意义:其一,轴心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西周到秦统一这一时期齐国与鲁国的文化;其二,经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主要指秦汉到魏晋流行的齐学与鲁学;其三,行政区位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山东文化;其四,思想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始于轴心时代,以德为先,以修、齐、治、平为目的,主张礼法并治的治理体系与生活方式。
人性是有个体差异的(差别一般不大,也不排除极端情况);性中有善的成分,也有不善的成分,主要通过好恶表达出来;人生的现实,取决于后天的养成,一个重要方式是顺着性之好恶而来的引导和塑成。要之,孔子持有的应是一种形式的“性有善有恶论”。七十子后学的“性有善有恶”及“养性”说,就是孔子人性观的明确化和展开形态。
在“《易》为之原”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对“五经”的顺序作了调整,把《周易》置于首位。刘歆提出“《易》为之原”的思想,与其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有关。在“天人之道”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创作了“三统历”,其目的是以天统指导人统。刘歆创建的以“三统历”为核心的系统,不仅体现了其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
汉唐注家往往将“易”“简”解为“无为之道”,并将其视作对乾坤体性的摹状;而朱子认为“易”“简”更偏向“动用”一端。从《系辞》本义来看,“易”“简”分说不能简单地从“静体”和“动用”的角度来理解,“易”指乾以动为本,但同时又兼虚静;“简”指坤以虚静为本,并兼动实。而“易简”合说又是对生生道体的摹状。《易纬·乾凿度》提出了“虚无感动”说,易···
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针对大、小两种传统受众的不同,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学活动,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众,化导移易了民间社会风俗,也培养了不少科考读书士子,构成了王学地域学派的中坚。贵州既是阳明的“过化”之地,也是他的“施教”之区。而黔中王门学者受阳明心学思想的沾溉,主动践行“知行合一”实践哲学精义,不仅人才群体济济兴···
儒家的实践不仅关涉到工夫实践中的身心状态转换,亦关涉本体呈现后的境界体验。目前学界对两者的研究,往往借助“逆觉体证”与“冥契体验”的解释框架,但两者都未触及理学家境界体验表达中的本体状态转换问题,牟宗三透过“超越的分解”与“辩证的综合”方法对阳明与二溪境界体验表达所蕴含的深层义理结构——“抽象置定”与“具体表现”——的揭示,···
今天易学研究当从易学经典出发,借助于传统的象数训诂兼义理等方法,重新解读易学经典和已有研究成果,以客观再现易学文本固有之意为导向。然后在此基础上,以道器关系为出发点,借鉴当代哲学思维方法和学术文化成果及科技知识,促进传统的易学与现代知识深度融合,重建贯通古今中外思想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新的易学文化···
从吕柟、罗汝芳等所行著名乡约可见,明代乡约在与《大诰》《明会典》结合并落实于地方自治之后,与明太祖圣谕六条融合,针对社会全体,提供了覆盖面更广的道德训练。这对明代国家而言,在地方自治层面具有特殊的价值。明代的乡约虽然延续了北宋《蓝田吕氏乡约》的传统,但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其存在具有更充分的合理性,也符合当时思想···
儒家“善恶报应”论的法理实质,是一种“超验审判”理论:审判的主体是至高的超验实存“天”,审判的依据是最高主宰的“天法”,审判的对象涵盖人间的一切人和事。儒家“善恶报应”论,还具有重要的法秩序构建功能。人心的普遍认同,是“天法秩序”得以建立的心理动因;对“善恶报应”的积极遵守,使得“天法秩序”得以自觉形成;对“善恶报应”的消极违···
孟子“以情言性”,从人的情感去阐释“性善”,但这并非以种加属差的思维方式对人性做出的偶然综合判断,不是在讲人的本真情感符合一个外在预设的价值标准,而是从情感角度探赜人的本真存在,揭示“性”与“善”,“情感”与“价值”的非对象化生成关系和人的价值自觉性之必然性。情感的价值自觉创造,凝聚为人格,生成展开为有序的伦理世界。孟子···
经史变奏、经史互释内在于漫长的经学史之中,章学诚、章太炎等所主张的“六经皆史”是清代以来经史问题的一部分。章太炎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于经、史的分歧集中地体现为对“事”的不同态度。章太炎多重的经史互释不仅是为了确立六经的信史地位,也旨在将创造性和典范性开放给六经之后的时代,更···
相比托古改制思想范式,晚清“复古维新论”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围绕西方和三代之关系这一时代性议题建构出涵括中西两大文明古今演进的普遍历史叙事。“复古维新论”对以秦制为代表的中国治理传统的根本性否定体现了中国思想的变革思维范式,但同时对西方政教“以商立国”,“教无本源”等利弊得失的分析则清晰体现了传统立国思维的思想···
以“心学”著称的阳明学实则落在了“意”上。“心”的地位看似至高无上乃至无所不包,却并无对“意”的主宰作用。这就使得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所表达的“心”与“物”的关系,反倒落在了“意”与“物”上。以“意”与“物”的关系而论,阳明学显然没有处理好万事万物的存在问题。心外何以无物,其用意在于为了让人明白亲不存于事亲之外,王阳明为了达到这···
四个维度,一是要了解《周易》的作者与“观象系辞”的成书方式;二是要掌握易象与易理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三是要遵循“师法”,注重“家法”,以象数易注作为入门基础;四是要厘清天文与人文之间的源流关系。一个方向,是指《周易》研究的未来方向是返归本源与开端,回到天地之始,感悟天地人三才之道相生相应、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机理变···
郭店楚简《五行》篇是作为弘教者的七十子后学的作品,其弘教之着力点在对心之功能的开发上,首次提出了儒学史较为成熟的心论,其大义有三:其一,心之主宰及其无限性;其二,慎独与动力之开辟;其三,圣与天道之谛听及其冥契。这三步开发工作,初步确立天人贯通之弘教模型,且为子思与孟子进一步完成天道与性命相贯通的弘教基型作了先···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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