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化大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建立,中国社会形成了以社会精英为圆心的“新差序格局”。“新君子”则是“新差序格局”中出现的行业精英和社会中坚,既有传统“君子”概念的意涵,也包含对专业水平与职业成就的肯定。与传统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伦理约束不同,市场经济活动因其主体之间的非熟人关系有着相互平等的内在要求,从而与传统经济活···
首先,早期儒家理解人的存在方式有人为父母生与“人为天生”两种维度,这表明孝与仁两类道德有不同的存在纽带。其次,这就决定了孝与仁在适用空间和能力要求上各具特质,又在道德修养的意义上形成“孝弟为仁之本”的联系。最后,根据这些特质,儒家构想了一种君子行仁义忠信、民庶尽孝慈弟友的秩序理想,反映出一种明确且恰切的公私分际。
孟子直接论述教师的文字不多,也未直接提出“师道”的概念,但其言语及行为中实含着师道的精神。面对纷乱的天下,他欲以大道来相救,并自视为道之化身,故而与诸侯相处,既不愿“自鬻”,更不受其征召,而是以师的身份教导他们。对于求学的弟子,他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所选择。他认为师职具有正当性,育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概言之,师···
自得精神,是人类认识中思想创新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人类文明的每一次明显的进步,都与自得精神保持着稳固的、内在的联系。自得精神是正确而又富含创新意味的思维方式,是产生名垂青史的大思想家的前提。朱熹与王阳明对自得精神不谋而合的重视,表明自得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学术资源。
基于社会分工,孔子及其后学认为统治者应该更多地关注“义”而不是“利”,但这不意味着“义”和“利”完全对立。孔门清楚地认识到人之“自利心”的普遍存在,认识到追求利益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同时也认识到“自利心”驱动下的恶性竞争问题,所以提出以“义”限制和引导人们的求利行为
盗与宰杀马牛等畜产的行为对象一致,但古今各时期对二者的处罚轻重不等,此缘于不同时期对两种行为之罪恶程度、一般预防必要性等多重因素的不同考量。以“足食足兵”为目标,传统时代对马牛等畜产的保护在表面上是对牲畜的“不忍之心”,实则体现出对人自己的“不忍”。
孔门清楚地认识到人之“自利心”的普遍存在,认识到追求利益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同时也认识到“自利心”驱动下的恶性竞争问题,所以提出以“义”限制和引导人们的求利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孔门之“义”作为一套从人类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演化出来的普遍性社会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通过促进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可以改进经济效率,从而更···
船山以“思诚”即“尽天下之善而皆有之”进一步界定“尽心”工夫,从而“尽心”工夫的实际意义便有着落处,强调“尽心为知性之实功”,批评朱子“知性乃能尽心”,认可张载“尽心为知性之功”;而且凸显“尽心”工夫不仅仅局限于修身的道德领域,而且亦可运用于治人的政治领域。
在结合韩注解释《系辞》中“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二句时,面对《易传》原文与通行圣人观的矛盾及韩注包含的问题,《正义》援用玄学理论及当时常说,给出了表面可通的解释,却也制造出诸多矛盾,陷入了理论困境。这反映出时代观念的变迁对经典解释的影响,并提示解释臻于极限可能也是义疏学衰亡的原···
不过蒋庆并不孤单。重新燃起对孔子兴趣的也不仅仅包括政府宣传机构和学术期刊。中国政府的领导者日益接受孔子,针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采取了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也前所未有的宽容态度。社会处于不断流动之中,缺乏明确方向的指引,而且如蒋庆所说面临道德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没有转向西方,而是在历史和传统中寻找指引性的···
本文从唐文明先生讨论“天地之心”的三篇文章出发,探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地之心”究竟是否有宗教式的创生含义。《周易·复·彖传》中“复其见天地之心”强调的是生生,《礼记·礼运》中“人者天地之心”强调的是人的主宰意义。朱子哲学中虽有对“天地之心”之主宰义的强调,但天心并非直接生物,而是使万物生,更不会判别善恶,没有目的论和神···
结束冷战,实现永久和平;追求民主,实现良政善治,这是中国与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戈尔巴乔夫带来的更多是教训,但历史教训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尊重和善用,然后坚定地走好我们自己的路。
杨慎对明代前期至中期理学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束书不观、内向求道的空疏学风极为憎恶,由此溯及作为其思想源头的程朱理学,为朱子理学及其经注纠误。杨慎自身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对儒家诸层面义理的融贯解释,但这并不妨碍杨慎揭示朱子学学术思想之缺陷的思想史意义,并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学术风气与学术方法,体现出蜀学“敢为天下先”···
“踊”作为一种身体动作,是哀情的直接表达,踊礼则在丧礼开展的特定时段施行,将哀情调节到“无过无不及”的范围内,并具有发明孝子“本心”的意味。较为特殊的“奠时之踊”更能营造宗教氛围,进一步实现了哀情的道德性升华。
南宋“中国”认同的建构有三个相关的思想脉络,一是正统论,一是道统论,一是华夷之辨。当我们把正统论、道统论与华夷之辨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南宋“中国”认同并非现代的国族意识,而是给出了一套继承汉朝“大一统”而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为新的“大一统”准备了思想条件。
中华法系以其鲜明的特色与合理的内涵,在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维系民族团结、助力文化繁荣方面,展示其独到的功能。而中华法系在思想理论层面所展示的中华法律精神,则在中国古代、近代、当代社会秩序构建、社会关系调整方面,始终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龙场至平藩阶段,阳明工夫论的焦点乃是克服支离,使工夫具有切要性。他认为,格物工夫唯有以诚意为统领来实施,才能避免支离之弊,真正克服私欲对心之本体的遮蔽,从而实现成圣的终极目标。1520年致良知宗旨的提出,将本体问题凸显出来。本体工夫成为阳明在工夫问题上关注的焦点,由此阳明工夫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长期以来儒学背负“专制学说”之恶名,在西学的话语优势下长期处于守势。本文以话语命题的三重内涵作为诠释范式,以中西之间的价值命题“视差”,提出与西学“权利命题”相对应的“责任命题”,并在话语命题的三重内涵中诠释此命题之整全性、失真性以及所蕴含遭逢当下范式转换之机遇。
新发现的熊十力五篇佚文及相关史料表明,辛亥革命以前,熊十力曾使用“熊叔恒”“熊定中”之名参与晚清革命活动。流亡江西德安、湖北黄冈期间,曾化名“周定中”,暗寓鼎定中原之意。辛亥革命以后,熊十力曾参与湖北革命实录馆的义务编修工作,发起了“政治研究会”等民间政治团体。
孔子“一以贯之”的“一”指什么,历来解释各异,但很少看到此说是在“厄于陈蔡”的情境中提出的。据此把握“一贯”的语境,可知“一”并非某一个贯穿孔子思想体系的概念,而是指君子行道能始终如一。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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