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远庖厨”体现了“不见”的艺术,但关键还在仁术的扩充推广。在强调仁的普遍价值的同时,又须注意爱之实践的先后差序。注重保民爱民的本然初心,恰当把握“仁术”“合权度”的双重蕴含。反求本然初心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推动。“仁术”为“讲仁爱”的社会主流价值的推广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
主体成果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的搜集考释,乃是花费十年心力精心结撰的重要学术成果,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研究的史料环境,而且推动了古文书学的建构与发展。而依据大量原始契约文书展开分析与研究,采用契约文书、传世典籍、田野调查三者互考互证的方法,也催生了一批质量一流的学术论著的出版或发表,显示了可与敦煌学、徽学媲美的清水···
明太祖统治时期,科举考试经历了“兴-废-兴”的曲折历程。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实质是太祖为平衡南北发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对北方因元朝统治和长期战乱导致经学荒芜的一种修复。明初的科举兴废过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的深刻张力,也体现出科举作为一项国家重要制度的政治特征。
只有在性-天模式下,人能回应天的这种给予,善才能被确证为人性的一种真实能力。这正是孔子的工作。孔子在真切活泼之道德生活中,对天与人性之关系作了扭转,即把自然生成论形态的天-性之关系扭转为道德形而上学形态的性-天之关系,由此开启中国文化史上的天人性命之学。
“为民父母行政”是传统行政法制的基本精神,也是传统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具有法律文化价值主体性与治理秩序建构自觉性。此种治理者自觉内生于传统中国治国理政的宪制结构,进而发展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理术提炼及其相应制度安排与运行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蒙先生讲的“情感的转向”是有明确所指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提法,即在20世纪理性主义占绝对上风的大背景下,怎么来容纳非理性的东西,重树“情感”的价值主体性。这样一种哲学思考,和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上的一些资源、从儒家思想的特点入手,来重构当代哲学的问题、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做出新的阐释,无疑是有价值的。
刘蕺山认为,阳明“致良知”不在“未发之中”上用功,却专在念起念灭处着力,是将工夫落在“致和”上,不仅将“良知看得粗了”,也可能会导致工夫“落后一着”。故而,他试图对此“致和以致中”的工夫论进行修正,主张“谨凛于一念未起之先”,体现出自身的学术倾向。
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禁忌文化渐趋融合,形成具有本土色彩的韩国儒学,并在朝鲜半岛扎根,发芽,开花,结果,让儒家文化真正“活”了起来,从而使本土化的韩国儒学更具生命力。
关学是由北宋张载开创,经元、明、清时期的关中儒者继承和发展,而终结于民国初期的新儒学学派。其次,探究关学学者的学派自我认同理据发现:关学既有师承方面“横渠是师”的自觉,也有学承方面“以礼为教”的传承。
两汉察举制与太学制以郡国为责任单位,郡国由此成为君子仕进的重要场域。两汉之际士君子的豪强化使乡论成为选举的关键因素,“给事县廷”不再是必经的吏序。东汉后期,维护乡论的清流势力独占“士君子”名分,他们以天下为政治空间,并将“君子之望”名号化。
通过《论语》《孟子》《中庸》经义梳理,焦循指出“攻乎异端”的本义在兼存不同意见、权衡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之道,以及通过“执两用中”而达至的“一以贯之”“善与人同”的溥博通达,而不是在后世儒学中常见的那种教条主义的、片面排外的狭隘倾向。
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是一本很难用通常学科分化的逻辑去定位的作品。作者本身的专业是宪法学,但无论是从书名、谈论的主题还是思考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这本书的抱负显然远远超越了法学学科的视野,而是深入到对中国1840年以来整个思想史的纵深处进行思考,所见及所思,都是涉及到古今中西交汇、碰撞和融合的大问题、大事···
“杀身成仁”说中的评价逻辑并非是无条件的杀身即可称仁,而是当君子终身推行礼义之道,且在义命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能舍身守道,方可称仁。许仁是一种活化历史、关照当下、激励未来的孔门施教活动。
本文主要以符号学的“内涵系统”及“元语言”为形式构架, 以西方现代诠释学的相关理论为充实性内容, 一方面以之消解“小学”和“史学”对经学文本的“语料化”和“史料化”, 另一方面以期重新阐释传统经学中的相关问题, 并进一步为经学思想和经学信仰的“恢复”开启新的可能性。
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这一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具有“贯穿性”,随着理学的展开,“乐”从境界转化为“本体”,获得此乐的方式也更加的“简易”,此种变化与理学所要面对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也揭示出“孔颜乐处”本身的提出就与理学回应佛教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处理有关,正是汉唐经学在人的心灵安顿上的回应无法应对佛教的挑战,···
除了经典系统本身的改变之外,在对这些经典进行整理、解释和演绎的过程之中,又衍生出了许多超离于一般解释规则的形式,试图在正解之外别选他途,或拟作,或增扩,或神话其事,使原有的经典观念遭到了强烈的冲击。
张载之性始从天道下贯,终又回归与天道为一。他提出了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性即天道也」及「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即」是等同之义。既等同,又何来「合一」?究其实质,前者是存在论意义的,属天道论,其性是天道之性;后者是境界论意义的,属人道论,其性是形下之性。
然而其对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糅合,使王者对天命的兑现和对天道的践行必须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来实现。这样,天下太平就只是一种表象,“天下”也无法获得统一的内涵。“天下”这个“无外”的生存空间本然地意味着整体性,并要求内部的和谐。这需要天下内部的各类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修正偏见,凝聚共识,适时地构成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生存形态和···
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谈误国”论认为王学袖手谈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机乃至崩溃,而这其实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可抽离来界定王学的性质。王学兴盛时,也是明王朝边患剧烈之时,考察王门后学在抗倭中的作为,以及边将翁万达的经历,可以发现,王门后学以国家为己任,勇于任事,履艰危,能自竖立,以志节振拔于一时,远非所谓“清谈误国”可···
本文节选自李菁著《在-是: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最末一章“连山:親親与是”,内容源出在2015年广州中山大学中国现象学年会宣读之论文“親親:从《星际穿越》看现象学第五阶”。张祥龙先生在大会闭幕报告时曾言:“兰州大学李菁教授下午的报告和我的报告有相近的地方。”本文得张祥龙先生之诸启发,兹以纪念。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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