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在继承儒家哲学仁爱传统的基础上,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诠释了儒家仁体论的基本内涵。仁体论是以仁体为实体的本体论,也是以仁体为实体的本体论,对于仁体的论证,陈来先生有高度自觉。通过儒学史的叙述彰显了仁体的特质,展现了儒学的价值取向。仁学本体论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典范。
随着周人宗法制度的崩溃,宫廷音乐呈现出僭越、尚奢等弊端,各种夷俗新声也大量进入宫廷,宫廷音乐的正当性由此受到墨家、法家士人的激烈批评。作为礼乐文化的推崇者,儒家士人也开始重新思考音乐的价值,《荀子·乐论》由此提出“以道制欲”的命题,强调“道”的体悟在乐教传习中的关键意义。
何心隐对友伦的论述,不能仅从实践意义上来看,还要看到其背后的形上学向度。一方面,他从“拟天地之交”的角度来诠释“友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对“友伦”的诠释内在于阳明学乃至泰州学派“万物一体”的思想结构当中,“万物一体”才是何心隐乃至整个泰州学派对朋友关系论述的理论根基。
在阳明心学中,理即天理,亦即道德价值之理,它透过一个客观的价值级序呈现出来。天理与良知的关系是关联式一元论的相互预设与确立,而不是化约式一元论的化天理为良知。二者的互生,在于道德情感活动中显现的“引导与指向”的交互作用。
孙奇逢在反思明末儒学乱象的基础上,总结汉初至明末的儒学发展史,建立起以“本天之学”为根基的夏峰北学。夏峰北学并非偏于一隅之学,它揭示了何为儒学、儒学以何为根基的儒学根本性问题,强调天是儒家道统的源头,以“本天”作为评判儒学的根本。
自清末民初至全国抗战爆发前,为因应不同时期的对华侵略需求,日本朝野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对孔府活动:从辛亥革命时期拥立衍圣公为帝的论调,到参拜孔庙、结交孔府、支援孔府文化事业、干预国民政府反孔运动、游说衍圣公东渡,甚至提出扶植衍圣公为傀儡政权首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尊孔活动和圣裔拉拢,直接推动了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
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最基本的理论要求之一,是参照西方民族的哲学观念,结合中国哲学的实际,阐释哲学的意涵,从理论上界定何谓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只有先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才可能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
全书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既“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不仅在学术上是进步的,在政治上也是进步的。全书坚持学术创新,采用新的体系和不少新观点、新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境界。
《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的新书写主要体现在彻底摆脱了旧研究范式及其话语体系的限制,直面秦汉哲学自身的观念、命题、思潮、人物和著作等,并对秦汉哲学作了正面意义的梳理、发掘和诠释,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在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方面,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明确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范围;大致弄清了该时期科学与儒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初步论证了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二者应当协调发展;尝试提出了科技儒学的新概念等。
从一代大儒张载的生平事迹,为人与思想,人品与学问来看,我们深切感受到其身上体现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之美,其思想的开新创造之美。
因此,从“是哲学”的角度为中国传统哲学合法性辩护是成问题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有哲学”的角度谈论“中国古代哲学”或“儒家哲学”,就象我们谈论基督教哲学、佛教哲学那样,指现代人从哲学立场研究古人、从中建构出哲学。
随着文明与社会的发展衍化,耕稼逐渐由政教整体的中心、急务隐退至边缘。经由君子小人之辨、力与德之辨,孔子的耕稼观念从实义向德义转化。一方面,掌握耕稼知识无助于挽救礼崩乐坏的危局,孔子推重更具政治文化影响力的君子之学;另一方面,耕稼与修德在转化原始力量上又具有同构性。
生活儒学的态度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为此,必须追溯到“前本体”即“前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即: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
马一浮一般被认为精通多国语言、泛滥西学而后归宗儒家。但据资料显示,马一浮对外文的掌握远谈不上“精通”,对于西学也未达登堂入室之境。“学贯中西”之誉之于马一浮,很可能只是出于后学之附会或以讹传讹。马一浮对西学的轻蔑乃至敌视,与其对西学理解之局限性、片面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日本的文化侵略是促使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出于加强文化上之国防、防止日本挟持圣裔的需要,国民政府克服内部分歧,于1934年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与此同时,为改善中日关系,国民政府以中央名义派员参加孔庙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配合了1935年的中日邦交调整。凡此举动,均在国民党尊孔史和对日关系史上具有代表···
对于孟子性善论之内涵,释之者众说纷纭。歧解迭出的根本原因,在于诠释者无视其方法论前提,只是根据孟子的某些个别言论推衍发挥。孟子“道性善”的方法论前提是:谈论人性,就是在谈论人生的正常状态;而正常与否,则取决于其人生状态是否有利于人类之生生不息。
北宋道学的奠基人张载与二程则独辟蹊径,分别通过其“气本论”与“理本论”的哲学建构昭示出契合于价值应然性特质的客观天道模式,从而以更完备的理论形态建立了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关联。这一独创性的“实质性进路”,对于解答现代伦理学“如何从实然推出应然”的问题亦具有启发意义。
近代大儒刘咸炘在继承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个人主义”与“社会本位”二论之偏弊,创造性地提出了“个人本位的社会主义”之论断,堪称继往开来以创新中国教育理论之典范。“个人本位的社会主义”主张个人是无限时空关联中的一个点,纵向贯通祖先后代,横向连贯家国天下,因此教育要从个人的自我完善做起,以个人达于社会。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深厚的软实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抓住根本,即唤醒人们内在的良知、良心,激发人们对自我的向善、向上的要求,而不是向生命之外寻求力量。儒家优秀传统可以为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具体的方法指引。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