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学统的形成及其学术源流

作者：朱汉民

来源：《孔学堂》2022年第4期

摘要：南宋以后，道学家主要通过创办民间书院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组织，从而形成有各自学术宗旨的地域性学统。陆九渊在家乡创建“槐堂”“象山精舍”讲学，最终完成道学思想与地域学统建构，成为他一生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事业。陆九渊热衷讲学而不注重著述，加之他善于启发人心，讲学效果很好，故而他在槐堂、象山精舍的讲学影响很大、传播很广，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弟子。

关键词：陆九渊　象山学派　象山精舍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道学大盛，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被看作是道学乾淳之盛的“四君子”。但是，淳熙年间张栻、吕祖谦早逝，朱陆二派成为备受关注的学术焦点。正如全祖望所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1]特别是陆九渊的学术主张独树一帜，朱熹闽学和陆九渊象山学的学术分歧与论战，成为宋学史上的重大学术事件，并对元明清的学术思想都有重要影响。与宋学思潮中的其他学派一样，陆九渊建构了自己的学统，并且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陆九渊的象山学统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看待与象山学统相关的思想渊源与学术传衍？

一、象山学统与象山精舍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陆九渊出生于一个仕宦家族，曾受孝宗皇帝“陆九渊满门孝弟者也”的赞扬。陆九渊三十四岁时中进士，只在短时期断断续续担任过实职，而其余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在从事讲学、研究和交流学问。他主要在家乡贵溪创建槐堂、象山精舍，从事讲学与学术活动，推动了象山学统的形成与发展。南宋以后，道学家主要通过创办民间书院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组织，从而形成各有学术宗旨的地域性学统。纵观陆九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是在家乡从事学术研究、民间教育。特别是他通过创立书院（包括书屋、精舍）从事学术与教育活动，形成地域学派，是他一生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事业。这里将陆九渊从事民间书院教育、推动地域学统的建构分为两个时期，以展开论述。

第一个时期，从乾道八年（1172）至淳熙九年（1182），陆九渊在家乡金溪建槐堂书屋讲学，初步奠定所谓“槐堂之学”。

乾道七年（1171）秋天，陆九渊参加科举考试，于次年年初赴临安参加礼部省试，得到主考官吕祖谦的叹赏：“此人断不可失也。”五月廷对后，赐同进士出身。乾道八年（1172）七月之后，候职的陆九渊回到家乡金溪，“远迩闻风而至，求亲炙问道者益盛”[2]，他便把故居的东偏房——槐堂辟为讲堂，正式开始授徒讲学。此后除了几次短暂的外出讲学访友，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槐堂教书育人。此时陆九渊不仅是取得了功名，由于他的学术独特、重视讲学，故受到当时士林的普遍关注，具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家乡的读书人纷纷前来问学。据《年谱》记载：

远近风闻来亲炙，初以“存”名读书之斋。与曾宅之书云：“某旧亦尝以‘存’名读书之斋。”家之东扁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尤存，乃学徒讲学之地。[3]

由于来求学者甚众，陆九渊在其故宅开辟了一个“学徒讲学之地”，名“槐堂”。尽管还是陆九渊的故宅，但是其性质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个人读书之所的“存斋”，发展到了聚徒讲学的“槐堂”。应该说，此“槐堂”与宋儒创办的“书堂”“精舍”“讲舍”的性质基本一样，完全具有宋代书院的一般性特点。尽管陆九渊没有直接称其为“书院”，但是从其外在的教学设施与内在的教学宗旨来考察，会发现这确实是一所书院性质的民间教育—学术机构。

其一，“槐堂”的教学设施初具规模。宋儒最初创建的书院都比较简陋，故而取名为“书堂”“精舍”，如周敦颐在庐山的“濂溪书堂”、胡安国在南岳的“文定书堂”、朱熹在武夷山的“武夷精舍”等。这些具有书院性质的教学机构最初主要以讲学设施为主，尚不具备其他正规书院的完备规制。据《年谱》记载，“槐堂”是一个包括多个教学设施的院落，即“堂东有陋室，西有高轩，北窗南窗，东有隐室，又曰留轩，西有王渊，又近家之西有茅堂”[4]。可见，“槐堂”可以说是一处以讲堂、斋舍等讲学设施为主体的“书堂”。

其二，陆九渊具有创办一所体现自己教育理念的书院性质教育—学术机构的构想。许多宋儒在创办书院时，希望从书院制度上落实自己的教育理念，故而制定相应学规，如朱熹有《白鹿洞书院学规》，吕祖谦有《丽泽书院学规》。显然，陆九渊的“槐堂”也有自己的教育理念。陆九渊坚持自己注重心体上下工夫的教育理念，不主张制定外在的“学规”。《年谱》载：

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谓学规者，而诸生善心自兴，容礼自庄，雍雍于于，后至者相观而化。盖先生深知学者心术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怀于中而不能自晓者，为之条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无雅故，闻其大概，而尽得其为人。[5]

从陆九渊的“槐堂”讲学实践，可以发现他一直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而且，这一教育理念，在槐堂的教育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人才培养的效果。

可见，陆九渊在槐堂的讲学活动，其实就是一种书院类型的教学实践，体现出宋代儒学通过民间讲学、形成以书院为学术基地的特点。槐堂讲学期间，恰恰也是陆九渊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的高峰期。陆九渊以存心、养心、求放心的讲学宗旨，启迪槐堂诸生，引起学界的密切关注。朱熹说道：“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竞相祖习，恐误后生。恨不识之，不得深扣其说，因献所疑也。”[6]这一段时期内，朱陆之间的学术分歧已经明显呈现。吕祖谦为了消除他们的学术分歧，寻求学术共识，故而邀请二人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一次学术会讲。这是宋代学术史上的一次著名会讲活动，虽然最后两人不欢而散，但是这一次学术辩论却让他们能够清楚辨析两大派的思想分歧，同时也让他们理解了彼此的共同点。所以，朱陆二人又有淳熙八年（1181）的南康之会。淳熙八年（1181）二月，陆九渊及其弟子因朱熹知南康军，故从金溪到南康拜访朱熹。朱熹邀请陆九渊到他复兴的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为白鹿洞诸生专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陆九渊所讲“义利之辨”，紧密联系现实，直指人心，受到朱熹的高度赞扬。

总之，陆九渊通过槐堂讲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弟子，自己的学术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所以，这一段时期正是陆九渊的学术思想、学派群体、地域学统的大发展时期。《宋元学案》作者罗列陆九渊的门人，专门设立《槐堂诸儒学案》，可见槐堂讲学的重要性。

第二个时期，从淳熙十四年（1187）至绍熙二年（1191），陆九渊以祠禄官回到家乡，他在贵溪建象山精舍讲学，使陆学学派得到进一步发展。

陆九渊于淳熙九年（1182）任国子正之后，一直在京做官，其政治地位提升，特别是学术声望更高。所以，他于淳熙十四年（1187）再回到家乡金溪时，更加受到家乡的关注和欢迎。家乡的读书人纷纷前来求学，迎来了陆九渊民间讲学的第二个高潮，而且比前一阶段的规模、影响更大。《年谱》记载：

既归，学者辐辏。时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7]

显然，由于陆九渊的学术声誉空前提高，原来依托于故宅的“槐堂”从事民间学术与教育的事业已经受到限制，他只好转移到寺庙、道观和县学等更加宽敞的专门讲学之地，以满足听讲者的需求。

淳熙十四年（1187），陆九渊门人彭世昌到贵溪应天山访旧友，见到此地环境优美，又十分宽敞，便与其友商议，在此建一所书院，以代替槐堂。陆九渊来此考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经过陆九渊师徒的共同努力，终于建成一所有一定规模的正式书院。当然，陆九渊最早并没有称之为“书院”，而是以“精舍”称之。他解释说：“精舍二字，出《后汉包咸传》，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讲习之地，用此名，甚无歉也。”[8]应天山形状似象，故改名象山精舍。与槐堂相比，象山精舍不仅自然环境更好，地方也更加宽敞，故而建设有许多教学设施，包括居仁斋、由义斋、养正堂等斋舍、讲堂。与朱熹一样，陆九渊虽以“精舍”命名，其实仍然将其看作是“书院”。绍熙二年（1191）陆九渊出守荆门之时，曾经委托其金溪家乡弟子傅子云说：“书院事，俱以相付，其为我善永薪传。”[9]

由于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更加成熟，同时也渗透于象山精舍的教育制度、教学活动之中。陆九渊讲学注重“发明本心”，其《年谱》对这一段的书院讲学活动，有更加详细的记载：

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轿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兴起。[10]

陆九渊在精舍中有非常隆重的仪式性讲学活动，而且他总是将“启发人之本心”作为自己讲学的宗旨和方法。陆九渊的门人毛刚伯也说：“先生之讲学也，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明此理，尽此心耳。其教人为学，端绪在此，故闻者感动。”[11]陆九渊创建象山精舍讲学，使其学术和教育活动皆达到极盛，据其《年谱》记载，陆九渊“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12]。可见于象山精舍从学陆九渊者人数之多，继槐堂之后，象山精舍成为陆九渊之学的学术基地，并因此而成为闻名全国的道学基地之一。

陆九渊创建象山精舍讲学期间，也是他的学术进一步成熟完善时期。陆九渊利用这一段集中从事讲学和学术研究的时间，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自己的心学思想。槐堂讲学期间，朱陆之会集中讨论、争辩工夫论问题，而象山讲学期间，朱陆二人通过书信的方式，又展开激烈的学术论战，这一次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周敦颐的“无极”“太极”问题，涉及新儒家的本体论问题。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主要是为儒家伦理建构一个宇宙论的依据，而朱熹对这一问题特别关注，故而对《太极图说》及其“无极而太极”作出很高的评价。相反，陆九渊对周敦颐引入道家“无极”概念十分不满，并提出许多批判意见。这一次学术争辩，鲜明地反映了象山之学的学术立场，朱陆二人的学术争辩对道学体系的建构十分重要。

总之，陆九渊在创建“槐堂”“象山精舍”讲学，其实就是宋代道学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即通过创办书院、汇聚生徒、创建学派，以最终完成道学思想与地域学统建构。陆九渊创建的这一学派、学统如何称呼？因为陆九渊最早在故宅创建“槐堂”讲学，而且时间较长，故而《宋元学案》设立《槐堂诸儒学案》，集中了陆九渊的主要门徒，而参与陆九渊建构学派的士子往往统称为“槐堂诸儒”，史学家全祖望也曾经称陆九渊的学派为“槐堂之学”。但是陆九渊思想成熟、学派规模的奠定完成，却是在淳熙十四年（1187）于贵溪建象山精舍讲学期间。这一时期，陆九渊不仅完成了学派基地象山精舍的全面建设，同时也完成了学术思想的体系建构，完成了学术群体的学派建设。此后，陆九渊均被学者以“象山先生”称之，其学派也以象山学派称之。尽管《宋元学案》以“槐堂诸儒”命名陆九渊的门人，陆学有“槐堂之学”“象山之学”两种地域学派称呼。但是，从该学派的学术成熟程度、学术规模，以及从后来学界使用的习惯来看，称象山学派、象山学统更为合适。

二、象山学统的学术渊源

陆九渊以槐堂，特别是象山精舍为基地而开创了象山学统。但是，象山学统渊源于何处？宋学学统的研究不仅要探讨学统形成过程，同时还得通过溯其源而知其学统的来源，通过辨其流而知其学统的衍化。《宋元学案》对不同地域学人学派作不同学案时，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溯其源与辨其流。然而，关于象山学统的溯源问题，一直存在一些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

宋学兴起于北宋初，宋儒特别倡导“师道”，“师道”既包含着儒家价值信仰的“道”，还强调传承此“道”的“师”。所以“师道”复兴其实强化了共同价值信仰的道统观念，同时也强化了师徒授受的学统观念。其实，宋代的道学群体，既是以传承孔孟之道作为自己的文化使命与学术使命，而且还特别强调具体师承关系的传道意义。这一点，在与陆九渊同时代的朱熹、张栻、吕祖谦那里，均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是他们坚持将自己的学统与道统结合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个问题在陆九渊这里，就显得有些麻烦。不像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人那样，均有自己的清晰道学授受的师承关系，可以将自己的学统与周程道学联系起来，进而上溯到先秦的孔孟之道、上古的尧舜之道。陆九渊并没有通过具体师承而获得学统或道统的合法性，他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主要依赖于自己读儒家先贤的著作、对陆氏家学的耳濡目染、与同时代学人的交流切磋等等。但是陆九渊偏偏是一位资质优异、自视甚高的道学家，他的道统意识一点也不低于同时代的道学家。所以，他在回应自己的学统问题时说：

某（詹子南）尝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陆九渊）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13]

他显然希望越过北宋诸多自命传承道统的大儒，自信地直接传承孟子之道。这一句话，一方面表明陆九渊承认自己在学统上与其他宋儒并没有授受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又明确表明他对道统论的认同，并将自己纳入到儒家的道统谱系之中。自从韩愈《原道》一文认为孟子之后，儒家之道不传，加之北宋诸儒不断提升孟子的地位，到了陆九渊的时代，孟子思想代表孔子之道已经成为南宋诸儒的普遍共识。陆九渊自己也认为，孔子之后学，曾子、子思、孟子独得孔子之道，即所谓“故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外此则不可以言道”[14]。陆九渊说自己的学术来源于孟子，就是对自己道统地位的肯定。特别是陆九渊还在《与路彦彬》一书中，还非常自信地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15]明确表明自己的学术源于孟子，而且是对孟子思想的发扬光大。

陆九渊的自诩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如果考察陆学中的许多重要的心性论、工夫论思想，确实是与孟子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陆九渊在谈到道德来源时，多次谈道：“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16]他继承孟子之说，以仁义礼智源于人心之“四端”，可见他关于“心即理”的重要思想，就是以此为其理论基础。陆九渊在论述心性修养的方法时，也是直接照着孟子的说法讲，他说：“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17]“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铄我也。思则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积善者，积此者也；集义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进德者，进此者也。”[18]这里所说的“存心”“养心”“求放心”“先立乎其大者”“积善”“集义”等等，其实均是来自于孟子的学说。可见，陆九渊之所以能够将传承孟子之道作为自己道统谱系的依据，就是不讲究直接的学术授受而强调跨越时空的思想传承或义理脉络。

既然陆九渊可以与孟子有跨越时空的思想传承，与此相关，他和没有学术授受关系的北宋诸儒是否也可能有义理脉络的联系？对于宋儒的思想脉络、学术传承，还可能有另外一种探讨的思路，即除了师承关系的学术授受之外，也能够以义理脉络、思想谱系作为探讨学统关系的依据。虽然陆九渊并没有认为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二程及其弟子有传承关系，但是事实上，北宋新儒学思潮对南宋学术思想均有深刻影响，特别是南宋的道学学派的问题意识、学术宗旨均是直接从北宋道学思潮而来。从道学的义理脉络、思想谱系而言，陆九渊之学与二程及其弟子有密切联系。许多从事思想史、学术史的学者均充分肯定这一点。南宋道学大盛的乾道、淳熙年间，朱熹、张栻等因与洛学有着直接的学术授受的师承关系，故而特别热衷讲述自己与周程的学统关系。尽管陆九渊与二程之间并没有学术授受关系，但是他对二程之学表达了自己的尊敬和肯定。陆九渊曾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19]他也受朱熹、张栻等人的影响，肯定二程洛学得孔孟“千载不传之学”，但是他和程门弟子不同的是，他认为二程子之学只是道学的“草创”，而陆氏兄弟等人受孟子之学影响提出的发明本心，才使得儒家道统得以传承并“大段光明”。

而且，陆九渊对二程之学的肯定是有选择的，在二程兄弟之间，陆九渊明确表示了对大程的景仰和推崇，他说：“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20]“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21]陆九渊对大程的推崇，是因为他的学术在义理脉络、思想谱系方面与程颢更为接近。程颢的学术思想早就明显体现出心学倾向，他曾提出“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22]“心是理，理是心”[23]。程颢的这些思想，与陆九渊之学更为接近，故而可以从义理脉络、思想理路方面确定程颢与陆九渊之学的密切联系。陆九渊也提出“心皆具是理，心即理”的命题，应该说与程颢之学有着学术脉络与思想理路的关系。

陆九渊之学，与程门弟子也有学术脉络与思想理路的关系。程门后学中，一些学者也与陆九渊一样，有明显的心学思想。南宋时，朱熹就曾将陆九渊之学与程门弟子谢良佐、再传弟子张九成联系起来。朱熹说：“上蔡（谢良佐）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九成），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九渊）。”[24]所谓谢良佐→张九成→陆九渊的关系，当然不是直接的师承关系，而是指一种义理脉络、学术谱系的思想理路关系。朱熹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学术史家的进一步肯定。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

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图片）、林竹轩（季仲）、张无垢（九成）至于林艾轩（光朝），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25]

根据这一看法，许多洛学弟子均与陆九渊有着学术理路的脉络关系，这包括谢良佐、王、林季仲、张九成、林光朝等。《宋元学案》十分重视学术承接关系，在《象山学案》中，全氏认为“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离之学。但象山天分高，出语惊人，或失于偏面不自知，是则其病也”[26]。在此，陆九渊被列为“上蔡、震泽、横浦、林竹轩续传”。《宋元学案·震泽学案》中，全祖望案语说：“予读信伯集，颇启象山之萌芽。其贬之者以此，其称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矣。”[27]黄震以为象山之学“遥出于上蔡”，全氏以为“兼出于信伯”，综合两方面，全氏肯定“程门已有此一种”。应该说，这里均不是指学术师承的授受关系，而主要是指义理脉络、学术谱系的思想理路，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二程及其弟子对陆九渊之学的学术影响。

三、象山后学的学统传承

陆九渊与许多宋代士大夫一样，一生中只有少量时间居庙堂之高，出任实职，承担“大夫”的政治职能，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个人的学术教育事业，主要承担“士”的文化职能。陆九渊有大量的候职、赋闲时间，能按照自己的心愿从事学术教育活动。特别是他在家乡故里创办槐堂、象山精舍时期，是他的学术思考、思想创造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他从事教育活动最繁忙的时期。陆九渊在主持槐堂、象山精舍讲学期间，来学者络绎不绝，多达数千人。尽管陆九渊也有国子监短暂讲学的经历，但是他的主要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活动均在家乡故里。所以，陆九渊开创的学派、学统，学术史家均是以其家乡讲学的地域或精舍、书堂、书院命名，并获得一些地域性学派的命名。如在《宋元学案》的《象山学案》与《槐堂诸儒学案》案语中，全祖望曾经分别称陆九渊之学为“象山之学”[28]与“槐堂之学”[29]，王梓材在《槐堂诸儒学案》中则称之为“金溪学派”[30]。人们之所以将陆九渊开创的地域学派与学统，统一称之为“象山学派”与“象山学统”。其原因有二，其一是“象山精舍”是一所比“槐堂”更为成熟、完善的书院，并且是兼学术与教育为一体的书院，史载陆九渊“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逾数千人”[31]，故而成为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并列的“南宋四大书院”；其二，陆九渊在象山精舍讲学期间，恰恰是他的学术思想更为成熟、完善的时候，故而当时人们就普遍以“象山”称呼陆九渊的学术与学派。所以说，“象山之学”“象山学派”应该是一个比“槐堂之学”“金溪学派”更为合适的称号。

由于陆九渊热衷讲学而不注重著述，加之他善于启发人心，讲学效果很好，故而他在槐堂、象山精舍的讲学影响很大、传播很广，能够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弟子。象山后学中有许多杰出者，特别是那些对自己听课有深刻体会和感受的弟子。如杨简是陆九渊弟子中学术地位最高的，他很早就受学于陆学门下，对陆九渊讲学的特点有很深的体会。他描述说：

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谓学规者，而诸生善心自兴，容体自庄，雍雍于于，后至者相观而化。……先生深知学者心术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怀于中而不能自晓者，为之条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无雅故，闻其大概而尽得其为人。尝有言曰：“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为不正。有可以形迹观者，有不可以形迹观者。必以形迹观人，则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绳人，则不足以救人。”[32]

南宋书院往往制定学规，如朱熹制定了《白鹿洞书院学规》、吕祖谦制定了《丽泽书院学规》，但是陆九渊并不需要“学规”，而能够在教学中“深知学者心术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杨简对其师心学教学的特点、效果有十分深入、细致的了解，并对其教学成果给予全面赞扬和充分肯定。杨简自己就是这种教学方式的受益人，他个人的学术成就与此密切相关，他后来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

陆九渊在槐堂的讲学吸引了众多弟子，推动了金溪地域学统的建设和发展。后来《宋元学案》将陆九渊的江西弟子，统称为“槐堂诸儒”并作专门学案。傅子渊在槐堂有一段求学经历，比较鲜明地体现出陆九渊在槐堂的启发式讲学的特点。《年谱》记载：

旴江傅子渊云：“梦泉向来只知有举业，观书不过资意见耳。后因困志知反，时陈正己自槐堂归，问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己曰：‘首尾一月，先生谆谆只言辨志，又言古人入学一年，早知离经辨志，今人有终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梦泉当时虽未领略，终念念不置。一日，读《孟子·公孙丑》章，忽然心与相应，胸中豁然苏醒。叹曰：‘平生多少志念精力，却一切着在功利上，自是始辨其志。’”[33]

“辨志”是陆九渊心学工夫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在槐堂、象山精舍讲学的重要教学方法。陆九渊曾经在白鹿洞书院讲《论语》的义利之辨，就以“辨志”为切入点，白鹿洞诸生深受启发，故而受到朱熹的特别赞赏。陆九渊在槐堂的“辨志”教育思想，深刻影响了众多弟子，傅子渊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对“辨志”教人，有豁然贯通的深刻体会。

由于陆九渊一生讲学甚勤，培养弟子众多，这些弟子对传承、发展陆九渊的心学发挥了极大作用。学术史家往往根据象山学派之后学的籍贯以及相关的求学经历，将他们分为两大类型：江西金溪的“槐堂诸儒”与浙江宁波的“甬上诸儒”。

《宋元学案》在为象山后学立学案时，将陆九渊在“槐堂”“象山精舍”的江西门人统一归之于《槐堂诸儒学案》。清儒之所以选择“槐堂”而不是影响更大的“象山”，应该是因为“象山”已经是陆九渊的名号，并已经将陆九渊的学案列为《象山学案》，故而只能够启用另一书院，即“槐堂”之名确立陆九渊的江西弟子。陆九渊在家乡创建书院讲学，弟子达数千人之多，《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共列江西弟子数十人，其中著名者有傅梦泉子渊、邓约礼文范、傅子云季鲁、陈刚正己、俞廷春寿翁、李伯敏敏求、詹阜民子南、包扬显道等等，这些人为象山学派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陆九渊在国子监讲学和其他地方游宦期间，也收了不少弟子。其中浙江宁波地区的学者特别突出，著名的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诸人，历史上合称“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作为陆九渊的弟子，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四人有一些共同特点。其一，他们都是浙江四明人，是相互熟悉的老乡；其二，他们都曾经在国子监求学，彼此之间还有许多学术交流，大多也问学于朱熹、张栻、吕祖谦以及陆九龄等著名学者；其三，他们均是象山之学的重要传人。“甬上四先生”在南宋学术史上地位较高，《宋史·陆九渊传》称“门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能传其学云”。《宋元学案》列象山门人表时，也是将杨简、袁燮、舒璘列至最前面。特别是在为象山后学制作学案时，为“甬上四先生”专门作了《慈湖学案》（杨简）、《絜斋学案》（袁燮）、《广平定川学案》（舒璘、沈焕）三个学案。而陆九渊的江西学者只有一个《槐堂诸儒学案》，全祖望在为其作案语时说：“槐堂之学，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34]黄宗羲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陆子之在象山五年间，弟子属籍者至数千人，何其盛哉！然其学脉流传，偏在浙东。”[35]从学术思想上来说，“甬上四先生”的确是陆学的忠实传人。但是，从地域的角度而言，“甬上四先生”是浙江宁波人，他们的思想对宁波地域学术也有重要影响，如杨简的思想对明代阳明心学产生影响。

无论是“槐堂诸儒”，还是“甬上四先生”，他们都是象山学派的传人，象山精舍对他们而言都具有地域学统的象征意义。所以，他们总是希望通过象山精舍的延续办学，使象山学统得以传承、弘扬和发展。浙江的象山后学袁甫（甬上四先生之一袁燮的儿子），就是一位通过修复象山书院、增设祭祀陆氏兄弟以弘扬象山学统的重要人物。象山后学在象山书院的祠堂祭祀，同样是基于对本院学统的继承和弘扬。袁甫修复了象山书院并创三先生祠，他将这一活动的动机与目标归之对象山学统的继承与弘扬。他明确“书院之建，为明道也”的宗旨，增设祠祭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象山书院的学统是直承孔孟道统而来。袁甫在祭祀象山先生的祭文中说：

先生之学，得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识本心，如云翳日；既识本心，元无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备，不堕一偏，万物无蔽。书院肇建，躬致一奠。[36]

袁甫在祭文中反复申明象山学统的大旨在“我之本心”，同时强调这一学派宗旨来之于孟子，其实就是将象山书院的学统与儒家道统联系起来。

注释： 
 
[1]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水心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四，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38页。
 
[2]  杨简：《象山先生行状》，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三，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89页。
 
[3]  陆九渊：《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钟哲点校，第488页。
 
[4]  陆九渊：《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钟哲点校，第488页。
 
[5]  陆九渊：《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钟哲点校，第488页。
 
[6]  朱熹：《答吕子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91页。
 
[7]  陆九渊：《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钟哲点校，第499页。
 
[8]  陆九渊：《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钟哲点校，第500页。
 
[9]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槐堂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七十七，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2573页。
 
[10]  陆九渊：《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钟哲点校，第501页。
 
[11]  陆九渊：《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钟哲点校，第502页。
 
[12]  陆九渊：《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钟哲点校，第502页。
 
[13]  陆九渊：《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钟哲点校，第471页。
 
[14]  陆九渊：《与李省干二》，《陆九渊集》卷一，钟哲点校，第15页。
 
[15]  陆九渊：《与路彦彬》，《陆九渊集》卷十，钟哲点校，第134页。
 
[16]  陆九渊：《与李宰二》，《陆九渊集》卷十一，钟哲点校，第149页。
 
[17]  陆九渊：《与舒西美》，《陆九渊集》卷五，钟哲点校，第64页。
 
[18]  陆九渊：《与邵叔谊》，《陆九渊集》卷一，钟哲点校，第1页。
 
[19]  陆九渊：《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钟哲点校，第436页。
 
[20]  陆九渊：《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钟哲点校，第401页。
 
[21]  陆九渊：《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钟哲点校，第413页。
 
[22]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
 
[23]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三，《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39页。
 
[24]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上蔡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四，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931页。
 
[25]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八，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884页。
 
[26]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八，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884页。
 
[27]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震泽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九，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047页。
 
[28]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八，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884页。
 
[29]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槐堂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七十七，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2570页。
 
[30]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槐堂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七十七，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2570页。
 
[31]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八，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1885页。
 
[32]  杨简：《象山先生行状》，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三，钟哲点校，第389页。
 
[33]  陆九渊：《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钟哲点校，第489页。
 
[34]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槐堂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七十七，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2570页。
 
[35]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槐堂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七十七，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第2571页。
 
[36]  袁甫：《祭陆象山先生文》，《蒙斋集》卷十七，《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