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因道立 道以人传——访朱汉民教授》

受访者：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采访者：王琦（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来源：《哲学动态》2024年第10期

朱汉民，1954年生，湖南邵阳人，博士生导师，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岳麓学者杰出教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担任岳麓书院院长二十多年，推动了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出版著作二十多部，发表论文三百多篇，主持国家重大学术工程项目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项，其他国家级项目多项。获教育部、湖南省委省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十多项，获评“徐特立教育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等，为“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等系列学术文化活动发起人。

01

从湖湘学派、湘学史

到湖湘文化的研究

问：朱老师，您好！您担任岳麓书院院长二十多年，不仅推动了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而且您的学术研究也是从与岳麓书院相关的湖湘学派开始的。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湖湘学派研究的？与国内其他研究湖湘学派的学者相比，您的研究路径与学术特色是什么？

答：我是学哲学专业的，留校在岳麓书院工作之后，就开始关注与岳麓书院关系密切的宋代湖湘学派，有机会就查阅胡安国、胡宏、张栻的文献资料，开展湖湘学派的研究。大约从1985年开始，我陆续在《求索》《孔子研究》《福建论坛》《中国文化月刊》（台）等刊物发表了十多篇研究湖湘学派的论文，后来又相继出版了《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1991年）、《湖湘学派源流》（1992年）等著作。我有几位朋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向世陵、四川师范大学的蔡方鹿等也在作相关研究，但是我们各有自己的特点。蔡方鹿关注四川籍学者张栻，向世陵对作为理学家的胡宏和张栻都有研究，我则更为关注作为地域性理学学派的湖湘学派及其源流。当然，我也从哲学角度探讨胡宏、张栻的理学思想。我在湖湘学派相关专著中，将理学分为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性本论，并将湖湘学派的胡宏、张栻作为性本论的代表。后来我发现自己的这一观点与向世陵不谋而合，但是向世陵由此进一步作专门研究，写了宋代理学“四系说”的系统性哲学史著作，我却关注地域性学术传统的历史传承等问题。因学界一直比较关注近代湘学和湖湘文化，我于是从近代湘学之源的意义上探讨了宋代湖湘学派。我在自己的两部著作中都探讨了湖湘学派对湖南地域学术文化，特别是对明清时期湖南的学术、书院和人才群体的历史影响，其实也是在回应近代湘学、湖湘文化之源的问题，希望将古代湘学与近代湘学打通起来进行研究。

问：请问您是如何从湖湘学派拓展到湘学史、湖湘道统史研究的？您特别关注湘学与中华道统之间的联系，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您对中华道统精神的传承和思考？

答：我在完成湖湘学派的研究后，又开始将自己的研究拓展到从北宋到清末时期的全部湘学，先后出版了《湘学原道录》与《湘学通论》（2016年）。《湘学原道录》初版于2002年，去年岳麓书社约我修订再版，我作了大幅度的扩充与修订，故而重新取书名为《湘学学统与中华道统》。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我的湘学研究特别关注哲学意义的“道”“道统”视角。我为什么选择“道”“道统”的视角？因为我认为不应该仅从地域性与特殊性来考察湘学传统，还应该从作为中华文化灵魂的道、道统的角度来考察湘学的哲学高度和历史深度。

由于中华文化之道的哲学内涵包括了宇宙法则、社会理想、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等问题，深入探讨湘学传统与中华道统的关系，能够更加深入地挖掘湘学的地方知识与中华文化之道的密切关系，更加鲜明地展示湘学的思想特色与学术成就。特别是近代湘学学者大多是立志于救国救民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的内心一直怀有中国文化的家国情怀、天下有道、大同理想的精神追求，并自觉承担中华文化之道的建构。所以湘学学者在推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同时，又在致力于中华文化之道的传承和重建。因而，我关注湘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关注湖南学人承担中国道统传承发展、参与中华道统建构的历史。

我在《湘学通论》中还进一步探讨了湘学学术旨趣与地域学统的关系问题。地域学统是由开创学统、创立学派的宗师及继承学脉、发展学派的后学组成，因而要探讨湘学史的发展演变，就必须将其放入湘学学统及其历史建构的脉络之中。由于湖湘学者往往在为学宗旨和知识兴趣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因而可将湘学学者们的学术思想统称为“湘学”。其中，这种相似的学术旨趣构成了“学统”的核心价值，并在一代又一代的学术传承中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地域学统。中国传统的学术旨趣常表现为对道、治、学的共同追求，然而，不同地域的学术传统又会对道、治、学产生不同的学术偏好和知识兴趣，表现出不同的学术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湘学学人在“道”“治”“学”上的共同追求，不仅体现了湘学的地域性特征，而且凸显了中华传统学术中“道”“治”“学”的普遍价值。

问：您在承担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湖湘文化通书”中，又将地域学术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了湖湘文化的全面研究。请您谈谈这项国家重大项目所取得的成果？

答：为推动中华地域文化的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10年度的重大项目招标项目中列有“地域文化研究”，我申报了“湖湘文化通书”并获得立项批准。该项目包括“湖湘文化通史”与“湖湘文化通论”两个子课题，故最终成果也是两项：一项是我担任总主编的五卷本《湖湘文化通史》（2015年），另一项是由我独立完成的《湖湘文化通论》（2024年出版时改名为《文化·学术·人格——湖湘文化历史建构论》）。《湖湘文化通史》对湖湘文化作了一番“通”的系统研究。此“通”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数千年湖湘文化历史的“通”。湖湘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形成、演变、发展、重构的历史过程，《湖湘文化通史》作为一部通史类著作，对湖湘文化从上古至近现代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演变进行了整体性的系统梳理，勾勒了湖湘文化发展的全貌。二是研究视域的“通”，即打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等不同的层面和因素，展现了它们之间的互动与交融，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文化、宗教、民俗、文献、考古、科技、教育等多种学科，对湖湘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与展示。

问：您在《文化·学术·人格——湖湘文化历史建构论》一书中，特别深入地探讨了历史上著名的“湖南人精神”现象。请问这一人格现象与学术思想有什么关联？

答：“湖南人精神”的说法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提出来的，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影响很大。当然，近代以来早有许多类似的说法。湖湘文化的贡献和特色不仅体现在湘学上，而且特别体现为那些杰出的湖南人的精神气质。在书中，我探讨了“湖南人精神”的来源问题，认为湖南人的精神气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湖南人既承袭了楚蛮、苗蛮那种彪悍正直、勇敢任气、刚毅果决的民性，具有不畏强御、刚直耿介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湖南人继承了理学的德性精神传统。其中，湖湘理学与书院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所谓“湖南人精神”，其实就是将湖南人的霸蛮气质与理学修身结合起来，所以湖南人精神常常来自各种文化、不同基因的结合，包括精神文化和心理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中原文化和楚蛮文化等，从而造就了湖南人身上特有的精神气质，体现出德性和血气、狂傲和狷守、尚武和崇文、务实和理想等多种相反相成的文化特质与精神风貌。譬如，德性和血气两种对立的特质结合起来，便塑造了湖南人“忠义”“拙诚”“血性”“明强”的精神气质。狂傲和狷守的结合，使得湖南人往往具有既狂又狷的人格特质。正是由于湖南人身上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兼具崇高理想与实际事务、崇文与尚武、圣贤与豪杰等多重相反相成的人格特征与精神特质，使得他们在面对政局动荡、民族振兴的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将其丰富多彩的精神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问：请您谈谈湘学、湖湘文化在中国哲学史、中华文化史上的意义是什么？

答：湘学及湖湘文化形成、发展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们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形态、发展演变及其历史贡献，实际上都与中国文化主体建设密不可分。湖湘文化因其对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家国情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坚守，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经历周秦、唐宋、晚清之变的同时，湖湘文化也经历了楚汉之变、唐宋之变与近代之变等重要阶段。湖湘人为中华文化发展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湖湘文化的发展顺应了中华文化建构的历史潮流，体现了中华文化主体建构的诉求。

楚汉时期既是中华文化集大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湖湘文化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时期。这时的湖湘地区是楚文化的中心地带，屈原的《楚辞》就是中原精英文化与沅湘民间文化结合而产生的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学艺术作品。两宋是中华文化历史建构的重要时期，也是湖湘文化逐渐进入中华文化核心建构的历史时期。湖湘理学的崛起与书院教育的兴盛，推动了宋代湖湘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在理学奠基、发展的不同阶段，湖湘地区涌现出了周敦颐、胡宏、张栻、王夫之等著名学者。可以说，湖湘地区书院教育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与传播。从晚清到民国是中华文化近代化重建的重要时期，也是湖湘文化成为中华核心文化中杰出典范的重要时期。在清末民初的近代化进程中，湖湘文化开始进入全盛的历史阶段。近代以来，湖湘知识分子为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在积极引进与汲取西方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大力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同时，又坚守着中华文化中具有恒常价值和意义的文化精神与思想理念，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可见，一部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史，既是传承中国文化道统的历史，也是参与中华文明现代化重建的历史。

02

从理学、《四书》学

到宋学源流研究

问：您在从事湖湘学派、湘学、湖湘文化研究的同时，对宋明理学、《四书》学、宋学史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请问您是如何实现这些学术研究拓展的？

答：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哲学的典型形态。在历史上，岳麓书院一直是宋明理学研究的重镇。我在完成湖湘学派的研究后，就计划全面展开对宋明理学史的研究。应出版社的约稿，我陆续写作出版了《宋明理学通论》（2000年）、《旷世大儒朱熹》（2001年）等理学著作。在中国哲学界，宋明理学一直是学界的热点，我在进入到宋明理学领域后，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对这一学术领域作出新的贡献。我认为从中国经学史的视角能够更好地考察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成就，因为中国哲学家并不是将创建哲学体系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而是以注释经典、解说圣人之言为使命，故四书学恰恰是理学最有代表性的内容。

问：您后来承担了“宋代《四书》学与理学”“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请问您是如何展开《四书》学研究的？

答：中国经学史经历过以五经学为核心经典体系转化为以《四书》学为核心经典体系的历史过程，其背后其实是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的巨大变革。我希望进一步从经学史角度研究理学，故先后申请了“宋代《四书》学与理学”“《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我与肖永明共同完成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2009年），希望以《四书》学作为切入点来研究理学，探讨理学思想与经学之间的关系。宋代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推动了唐宋之际的思想变革，主导了一种新型儒学的兴起和发展。理学是一种新型学术形态：它既强调回归传统经典，又追求思想创造；既追求现实政治功利，又向往超越性宗教情怀。理学家通过对《四书》的宋代诠释，将《四书》原本就有的“仁义”“中庸”“修身”作出了新的诠释，使得这些儒家价值观念由人道上升到天道，重建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最终形成了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正统的新经学体系。我希望以四书学作为切入点来研究理学，探讨理学思想与经学之间的关系，揭示其诠释方法与思想贡献。

我最新出版的《四书学的思想世界：宋学的经典转型与思想重建》（2024年）是一部以四书学为中心的中国思想史著作，对宋学的经典转型与思想变革作了历史学考察。该书首先追溯了《四书》的早期学术形态，考察了《四书》如何从先秦诸子之学演变为汉代传记之学，最后又演变为核心经典。由于唐宋变革中士大夫群体崛起，创造出了一种崇尚“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士大夫之学”。但是，自从熙宁新政失败以后，宋学主流明显开始向内圣化演变和转向。宋儒集中追求“内圣之道”，提升了《四书》学的地位。宋代士大夫对内圣问题的关注，推动了《四书》学的发展，使《四书》学成为士大夫追求内圣之道、身心之学的经典依据。他们通过对《四书》的宋代诠释，重建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由此推动了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

问：您在开展理学研究的同时，还承担完成了“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的课题，请问您为什么会关注玄学与理学的关联？

答：虽然学界对玄学与理学分别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但是对二者内在关联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我运用内在理路、谱系学、比较哲学的方法，希望解答玄学与理学的相通之处是什么等重要问题。通过研究，我发现玄学与理学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对先秦儒、道两家学说的会通，体现了秦汉以后中国学术思想走向融合发展的大趋势。由于玄学是以道家为主体而兼容儒家，故被称为“新道家”；理学则是以儒家为主体而兼容道家，故被称为“新儒家”。

宋儒在回应佛教挑战和实现儒学重建中，十分重视整合传统思想资源。由于魏晋玄学的身心之学、精神追求、哲学思辨有其独特内容，故对宋儒所喜欢讨论的“孔颜乐处”“圣贤气象”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他们化解佛道挑战的危机、建构思想体系、回应时代需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我采用了“人格理想—身心之学—性理之学”的架构，来呈现玄学与理学两大学术思潮之间发展演变的逻辑脉络，进而探寻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思想体系形成的原因。

魏晋名士对个体身与心、形与神等关系的探讨，为宋儒解决个体安顿、道德修身、哲学思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他们对先秦诸子所提出的“性”“理”概念的提升，为宋儒以“性理之学”来建构思想体系提供了致思方向与思想框架。同时，我还以《论语》《周易》为个案，从经典诠释学的角度，分析玄学与理学对它们不同的诠释方法及学术脉络，从而揭示了玄学与理学之间传承、创新、发展的内在理路与逻辑线索，弥补了学界研究的不足。

问：近年来，您特别关心“宋学”研究，并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请问您为什么会将研究领域从理学拓展到宋学？您希望取得哪些突破？

答：确实，我近年来比较关注“宋学”问题。2019年还申请到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陆续发表了一些专门以“宋学”为题的论文。我之所以将研究领域从理学拓展到宋学，是因为学术界多以“宋明理学”来表述宋明时期的主流学术。从理论贡献和历史影响来看，“理学”或“道学”在宋代确实具有代表性。但是，如果从宋明儒学实际发展的历史过程和丰富内容来看，以“理学”研究来取代宋明时期的 又显得有一些局限。宋学其实就是宋代的儒学形态，在唐宋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儒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原来以汉代经学为核心的儒学形态不能满足新时期的需求，而唐宋变革后究竟需要重建一种什么样的儒学形态，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由于两宋时期宽松的政治背景与文化环境，故而再次形成了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相似的文化局面，学术领域出现了“学统四起”的多元思想局面。所以仅仅以“理学”或“道学”来代表宋明学术，既窄化了宋明儒学的丰富学术内涵，又不能真实描述宋代儒学的多元化历史。唐宋之际发生了政治、文化变革，促进了儒家士大夫通过复兴孟子师道精神，重新确立自己在政教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宋儒以师道自居的责任担当，表达了他们在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的主体意识。宋儒师道精神的形成，使得宋代的儒学发展、人才培养主要是借助民间师承与书院学统，故而宋学往往呈现为“学统四起”的时空布局。我希望将宋代儒学还原为历史形态的学术和地域性的学统，通过不同学派、学统的深入研究，考察宋儒在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以及现实政治领域中的开拓，以展现宋学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思想贡献。当然，宋学的多元化学统最后发展为理学独尊，最终建立了一个以儒学为主体、兼容佛道的思想体系。这可以理解为宋学的文化使命之完成，即实现了中国哲学思想传统的重建。

宋学不仅是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阶段和发展高峰，也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学术的现代建设和发展趋向。在中华文明崛起的21世纪，我们迫切需要全面总结、深入探讨宋学的学术渊源、建构进程和基本形态，进而研究宋学的历史演变、现代形态和发展前景。我希望以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为背景，将“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写法结合起来，将哲学与史学的不同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对“宋学的学术渊源与思想背景研究”“宋代儒学的学术形态研究”“宋学地域学统研究”“宋学传衍研究”“宋学现代传承研究”等问题的探讨，对宋学作一溯源式的历史考察，解决宋学的内涵与外延、宋学多元学派等重大问题，探究宋学的多元化学术是如何演变为传承各异的学派和学统的内在理论与发展脉络，考察宋学在历史传承中出现的许多复杂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在中华文化复兴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大潮中，宋学精神复兴和“新宋学”建构的可能性。宋学精神中包含许多中国现代学术必须传承的内容，也代表着中国人文学术转型的方向。由于宋学既坚持和继承了中华学术传统，又善于积极吸收外来思想文化，因而对宇宙、社会与人生的终极依据作出了穷源推本的深刻思考，并建构了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价值信仰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为此，我正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是否应该包含着“宋学精神”的复兴甚至是“新宋学”的重建。

03

对中国思想传统与

中华文明之道的探索

问：我注意到，您在从事湖湘学术与宋明理学等具体领域的研究时，总是会把它们纳入中华文明发展的思考框架中，并特别强调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答：你的问题其实也是在问为什么这些具体的学术可以纳入中华文明的视域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教学的学人，都能够深切感受到全球化、现代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强烈冲击与深刻影响。近代史上，中国人曾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惊叹来表述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但是经过百年来的艰苦奋斗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得到了加强。我相信21世纪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文明自觉、文明自信会进一步加强。现在人们注意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诸多考古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其实中华文明包括器与道两个方面，如果仅仅满足于考古文化的器物层面是不够的，更要关注器物之上的“道”，这就是我们从事的中国思想传统与中国哲学研究的任务。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可以说均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中国思想文化的各种具体形态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点，其根源就在于中华文明的独特体系。所以，我常常会将自己的具体学术研究纳入中华文明之道的宏大视野中。譬如，我从事传统书院研究时，往往会进一步思考中华文明为什么会产生书院这种教育形态？我由思考书院教育开始，进而关注传统书院承载中华文明之道的特点和意义，并探寻传统书院在现代中华文明复兴中的意义。我的湘学研究也是如此。由于“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柱，故而挖掘湘学学统中的中华道统，就能够在源远流长的湘学脉络中寻求中华文明的精神传统，从而更全面、更透彻地展示这种地方学术史的中华文化之道的意义。我的宋明理学研究也是一样。我并不仅仅将宋明理学看作中国哲学的断代形态，而是从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演变发展来考察其形成、演变和发展。我对玄学与理学学术思想理路的考察，其实也是在思考中华文明史的连续性问题，以进一步发现中国思想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最终指向对中华文明如何得以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系统的理解和解释。

问：您在承担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的项目时，其实就是直接参与到中华文明之道的建构过程之中。请您谈谈对这个项目的构想。

答：我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是原生性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明清思想家提出的一系列思想理念，包括生生、家国、仁义、民本、天下、大同等，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思潮、新文化思潮、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领袖人物，其实都是在秉持中国思想理念的同时，积极学习、借鉴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可见，中国传统思想理念不仅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实践中智慧的结晶，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与深层文化基因。

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学科虽形成只有百年历史，但它开拓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学术史的新学科，体现出20世纪以来新文化建设的学术要求和思想特点。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是在20世纪中国特殊政治文化情境下形成的，如今一百年已经过去了，作为文明自觉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多元性与一体性、阶段性与连续性等问题，重新作出既有时代特点、又有恒长历史价值的学术回应。

问：在您的《四书》学研究中，您特别强调经学与中华文化之道的内在关联，同时又特别注重诸子学与中华文化之道的内在关联。请问就中国思想之道的建构而言，经学与子学哪个更重要？

答：我认为就中国思想之道而言，经学与子学同样重要，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是经学和子学的密切结合与积极互动。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古代学者与现代学者都会关注经学与子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二者的密切关联。但是在当代学术界常常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将经学与子学对立起来。如果考察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的中华文明之道能够既传承又发展的原因，恰恰是经学与子学良性互动的结果。凡是圆满完成六经原典与诸子互动的历史时期，就能够实现中华文明之道的传承和发展。如周秦之变的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儒家诸子整理六经原典并作出创造性的诠释，从而创建了具有中华文明典范意义的经学。西汉时期最终成型的经学体系，其实就是对三代先王的思想传统与先秦诸子思想创新的成功结合，从而最终奠定了以经学为思想核心的汉唐盛世，也创造了在世界历史上先进发达的中华文明。到了唐宋变革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汉唐经学面临着极大危机。两宋时期的儒家士大夫推动了新的子学崛起，宋儒诸子纷纷推出自己的新思想，并通过创办书院等民间讲学的形式推动了地域性学派的“学统四起”。在此过程中，宋儒诸子与早期儒学元典的互动和结合，创立了宋学的新经学形态，新经学的典范形态就是宋儒的《四书》学。《四书》学乃是宋儒根据唐宋变革的时代要求，将早期儒家子学提升为核心经典，同时以宋儒诸子的新思想对其作出创造性解释，从而为两宋之后的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最重要的历史贡献。

问：当代中华文明的复兴和重建，是不是依然离不开经学与子学之间的互动发展？

答：由于晚清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更加迫切需要推动中华文明之道的传承和发展。考察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其实都是经学与子学互动的结果。经学之道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思想传统和知识传统，而子学之道则体现出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的与时俱进。只有通过经学与子学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够完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变革。

考察近代中国哲学的变迁，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经学日益衰落而子学日益发达。一方面，原来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经学被逐渐边缘化。特别是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以后，经学逐渐淡出现代学术与现代教育的视野，甚至成为批判的文化垃圾。另一方面，表达个人思想的子学的地位得到大幅提升。其中先秦的墨家、法家、道家等诸子思想受到特别推崇，同时还大量引进了各种新的学说和思想，这些不同的学说和思想大多可以理解为现代子学。我对近代中国大量引进外来的多元化思想和学说向来持肯定态度。但是，中华文明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连续性文明，中国传统学术经典所承载的知识与价值就必须能够延续下来。所以多年前，我就在一次全国经学会议上提出：“回归经典，重建经学”。我说的需要回归的“经典”，除了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之外，还包括中国传统的子学。考察宋儒创建的《四书》经典体系，其实就是将先秦的子学确立为核心经典。而所谓重建经学，就是希望现代学者能够继承现代的子学思想，即以现代性思想重新诠释历史经典，从而创建出既具有中华文明精神传统、又具有现代思想的学术体系。

问：多年来您一直呼吁建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国学，希望中国传统学术能够进入现代中国的国家学术制度、教育体系。这是为什么呢？

答：我认为，国学不仅具备人文学科的普遍性特点，而且还具备不同于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关于如何建设国学学科，需要我们知识界达成一定的共识，尤其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就学科知识形态而言，国学是中国的古典学；第二，就学科知识内容而言，国学是民族精神之学。那么如何实现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的统一？这一直是当代中国人文学科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中国传统国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总是与“人”这个主体息息相关，体现了对人的本质及其价值、意义的思考与追问，具有强烈的人文价值传承、思想文化主体性建设等特点，因而总是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密切相关。“国学”以“国”名“学”，强调的是国学学科的“民族”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建构要求。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呼吁、推动国学学科建设，体现了他们传承中国 、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文明现代重建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