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国人民团结“抗疫”的精神支撑,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中国作为具有悠久文明的世界大国,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诚实互信、和而不同消除隔阂,以守望相助、胸怀天下增进团结,以谦虚中和、反求诸己滋养人心,为构建全球伦理、推动全球合作抗疫做出更大贡献。
就儒家而言,过于强调“本天”与过于强调“本心”可能都有所偏,本天与本心可以统一起来。“天”表示存在之统体、本体、主宰、义理,心为主体、灵明、知觉、思想,心与天通;但心与天也不能等同起来,以使得主体既不失能动性,又要有敬畏心,避免主体性、个体性的膨胀与傲慢。
先秦时期是贤能政治观由萌生到成熟的重要时期。早期“贤”与今天所理解的道德有很大区别,而道德意涵本身也有一个由最初的“合道德性”发展为“道德”的过程。先秦贤能政治观几经改易,分别经历了以“坚”为“贤”、以“财”为“贤”、以“德”为“贤”三个不同阶段,反映了上古时期尚“力”的氏族社会、殷周前期尚“财”的宗法社会、春秋战国尚“德”的士民社···
宋代理学以易学为理论架构,但各家立论不同决定了对易理的不同阐扬。叶适集永嘉事功学之成,与朱、陆鼎立。陆学以心为本,故叶适于易学尤以破程朱理学为主。叶适从文本与思想两方面否定《系辞传》与《序卦传》,主张以《象传》为依据,兼及《彖传》,还理于象,于事上呈现义理的丰富性,从而为事功学确立易学论据。
“化经为史”是以学科化知识的形态,以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过滤掉了经学所曾包含的、在中国古典社会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伦理价值与信仰体系。在现代《尚书》学的构建过程中,在经学转化为史学的过程中,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传统价值伦理体系失去了文献依托,这一盲区使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
先秦诸子针对现实问题集中阐发了包括均地、均政与均贫富等在内的“均”观念。均地之议主要从保民生、尽民力、土地管理及赋税征收等角度生发,均政之议包含均平爵禄、均用民力、均治天下等不同层面。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革命势力的左右两翼共同发起的。作为新文化运动右翼的梁漱溟先生,以佛学作为信仰,以儒学作为回答人生问题的方便法门,以乡村建设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有益探索,从右到左,左右互济,而后带着问题离开这个世界。
明代儒学的经世取向从宋代“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变为“化民成俗”的下行路线。面对社会世俗化趋势与社会关系变迁,儒学思想在乡村治理上发展出宗族、乡约、讲会三种典型模式。三者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民间社会自治的力量,显示出儒学因应社会实际进行自我调适的实践成就。
荀子政治哲学贯穿着一条法治的市场经济如何可能的基本线索和核心问题,即从性恶论所描述的人在自然状态下依靠暴力争抢谋利的人类生活,转变到通过“化性起伪”的道德和“明于天人之分”的礼法所构造的治理秩序,然后在以互不侵害的方式谋利的法治社会中,通过彼此“给人之求”的供求关系及其欲与物“相持而长”的市场经济原理,获得利益的实现。
众所周知,朱子工夫论的宗旨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其中二者的顺序是不能随意调换的,因为前者是后者之本,“敬”在朱子工夫论中的地位更为基础,朱子自己说“主敬以穷理”[1],朱子大弟子黄榦复述其师工夫论说“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2],都指出了这一点。对于这一基础性工夫,朱子多从实践角度指明其方法,···
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代表了在出处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其相同之处为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另外,在孟子对舜、百里奚与子思等圣贤的论述中同样体现出其特定的进退观。
20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被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之新气象。20年代末至抗战初,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及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40年代,受持续战争之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
相对于“汉地”的朱子学发展,蒙古朱子学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主要侧重于以伦理学为主导的朱子学面向,和以白话文为主导的教育方式。相对于日、韩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蒙古朱子学因时代的发展和内在特点,又表现为一种“边缘式”的朱子学研究
所谓“先师董仲舒”当如颜师古所云,泛指某经之学的早期研治者,嬴公实乃师承胡毋生,并未从董仲舒受学。至于胡毋生和董仲舒之间的关系,我们注意到纬书的相关记载,从而推知二人当在《公羊传》文本成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汉人把胡、董二氏均纳入《公羊》氏家学的传承统绪中来,并且明确揭示二人所起的作用是“推演其文”,亦即文本的···
1930年贺麟发表了论朱子与黑格尔太极说的文章,张荫麟即作了评议和讨论。1934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出版,张荫麟又对其中所述的朱子太极动静说提出了意见。1938年张荫麟以对冯友兰书中朱子太极动静说的意见为基础,发表了关于这一讨论的专论文章,贺麟则对之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评议,使得相关讨论更为深化。这一轮关于朱子哲学的···
本文以中华传统诗学、写作学、美学、儒学、言语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探讨了中华民族实践活动的知识成果中的焦点觉知与附带觉知的整合思维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升华出了“知行递变”的人类实践哲学的内在机制、基本原理的模型框架
本文运用音法、字法、词源学方法和美学史方法将曾子“格物致知”阐释为一种无限生命时空的创生活动,这样一来,“与点精神”“格物致知”的审美化人格与“孔颜乐处”的道德化人格之间具有本末先后的生成性发生学内在联系。于是,揭示了儒学和王阳明“心学”这种“新儒学”是一种“美生真善”的道德发生的审美本体论、动力学的原道德学的实践哲学原理···
儒家学者一方面分疏制作的“法象天地”与“朝向礼乐”两重内涵,说明礼乐本乎自然而非背离自然,以回应“自然”维度之挑战;一方面调整三皇叙事,将伏羲、神农之外新纳入的圣王燧人统贯进“皇”的典型形象,消融来自事功维度的“威胁”。“制作”是儒家关于技术哲学的重要表达,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反思制作的礼乐维度,对于我们理解人与技···
在齐灭纪一事上 ,《公羊传》的作者贤齐襄公能复九世之仇,引起历世争讼。质疑者往往从事理与经义角度批评“九世复仇”为无稽之谈,却不明乎《公羊传》本以《春秋》为借事明义之书,托齐襄能为远祖复仇,实为张大复仇之义,并非真许复仇于九世之后。
象与数是易学的基本要素,具有多方面的内涵,需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从历时态来看有象生数和数生象两种观点;从共时态来看,象数的关系可以通过奇偶、常变、动静、体用、阴阳等成对范畴而得以刻画。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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