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儒行天下”——论儒学国际传播的主体、立场及原则

作者：常樯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谢清果、韩立新主编《华夏传播研究》（第八辑），九州出版社2022年

摘要：站在中国立场上讲，“儒行天下”是我们的美好梦想。“儒行天下”要靠儒学国际传播。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儒学国际传播做一整体性谋划。儒学国际传播至少应涉及主体、立场、原则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本文认为，儒学国际传播的主体主要可分为儒学从业者、涉外事务从业者、海外汉学家。推动儒学国际传播，应持奉两大立场：一是坚持求同容异，既承认全人类拥有共同的价值判断，又接受世界文化多元多样的现实；二是坚定文化自信，把“中国性”当做儒学国际传播的根本立足点。从具体实践层面上看，还应坚持六种原则：跨界原则、分层原则、物化原则、双向原则、线上原则、共荣原则。

关键词：儒行天下；儒学国际传播；主体；立场；原则

2021年5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目前来看，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个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儒学国际传播绝对不容忽视。

颜炳罡先生曾言：“我们应走出‘儒化天下’的迷思，以成就‘儒行天下’的梦想。”[1]这就是说，我们不可抱有用儒学来取代世界其他文化或用儒学来统领世界文化的幻想，这不务实，也不可能实现，但我们要积极争取让世界理解儒学、包容儒学、善待儒学、接纳儒学。就操作层面来看，“儒行天下”的问题，其实就是儒学国际传播的问题。严格来讲，从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出现开始，便已出现儒学国际传播的问题，其在当时可能尚属于无意识、随意性的商贸附属现象，但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持续加快，“儒行天下”必然会变成一个受人关注、发人深思、催人热议的时代话题。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趋势，也是外国认识中国的必要路径。

就源起而言，“儒行天下”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这项工作却需要我们一直认真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格局，不断以活在当下、与时俱进的精神和态度走好脚下的路，解决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当然应是“儒行天下”，让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世界的理解、包容甚至赞许、认同、信仰。“儒行天下”，是一种理想，更是一条实践路径。那么，何以“儒行天下”？就当下来看，我们有必要对儒学国际传播所关涉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一重新梳理与阐发，从而确保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确保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国。本文拟围绕这一话题，从主体、立场及原则几个方面发表一点浅见。

主体：儒学从业者、涉外事务从业者、海外汉学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国家形象塑造可谓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那么，何谓“国家形象”？对此，程曼丽女士曾说：“它首先是一种主体意识，是国家或民族精神气质中的闪光点。它是在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的要素，经萃取、提炼而成。作为民族精神、意志的集中体现，它不但有助于形成公民对国家、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更有助于向外界展示一个鲜明的、一贯的国家形象。”[2]儒学国际传播，与我国的国家形象塑造有着紧密关系。推动儒学国际传播，必将大大有利于我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

钱穆先生有言曰：“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谁也会承认。”[3]很大程度上讲，传播儒学，便是传播中国文化，便是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但这里也要明确，儒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儒学，主要涉及民族精神的表达、人生价值的规定，是人生的哲学、道德的宣教、精神的武学。自古以来，儒学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其以德为本、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和为本的道德偏好，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知行合一的实践风范，仁义至上、开放包容、刚健中正的理论品格，活在当下、用行舍藏、忧乐圆融的生命境界，等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面貌、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动指南，儒学书就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广义的儒学，则有层次之别，是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既包括作为内核的狭义的儒学，也包括以前者为灵魂的国家制度、社会规范、民风民俗等“中层”文化，还包括儒学价值体系支配下的以器物、言行等为载体的“表层”文化。本文所言及的儒学，当然是就广义而言。

“近年来，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的国际传播正在向广义的国际传播即多主体、多通道、多样式的传播过渡，呈现出新的繁盛景象。”[4]国家形象塑造不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专属事务，我们已进入国家形象塑造主体多元化的新时代。“凡是存在国际交往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应该承担起国际传播主体的职责。每一位中国公民，无论是身处国内还是走出国门，只要与外国人打交道，就会成为外国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具体符号。可以说，建立多元化传播主体，就是在新时代走国际传播的群众路线。”[5]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迫切需要我们不断反思、重新布局儒学国际传播的问题，首当其冲者当然就是其主体问题。简而论之，儒学国际传播的主体，主要有三类人群：儒学从业者、涉外事务从业者和海外汉学家[6]。

（一）儒学从业者。儒学从业者主要包括身居各科研院所的儒学学术研究者和身居各社会组织的儒学普及应用者，后者主要包括儒学活动组织者、儒学思想宣教者、儒学理念践行者。以上两大类儒学从业者，本身都应为儒学价值服膺者和实践者，其本身也都具有“传教”的职责和使命。将儒学传播开来、传承下去，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其本职工作，是其内在的职业道德和身份属性。以往儒学从业者多把业务重心放在了儒学国内区域性传播上，除学术交流以外，国际传播工作总体涉猎偏少，且缺乏必要的高度自觉性和统一规划性，很难产生较好效果，很难发挥案例作用。

（二）涉外事务从业者。“所有的传播，最终都要回归到价值层面上，无论是物质利益的传播还是文化精神的传播，在本质上，都是追求‘价值’。”[7]面向海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儒学篇章”，其本身也就是宣传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宣传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职责所在。涉外事务从业者身处国家形象塑造的第一线，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乎国家形象、民族声誉，外交无小事。所以我们说，在我国从事涉外工作的一切人员，都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向海外人士传播儒学理念、传递儒学价值的工作和使命。但要特别注意，这绝不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渗透，而是意在传递一种中国式的美学和善意。“通过文化传播要使受众获得对我们历史或现实的真实感受、善意与包容性、美与快乐的属性，它最忌讳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属性。”[8]现在来看，如果我们不格外强调涉外事务从业者兼具传播儒学之责，不特别明确儒学国际传播主体的工作动机与目的所在，恐怕就会在儒学“走出去”的成效和力度上大打折扣。一切涉外事务从业者都应以高度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认同感、使命感，投入到这项神圣的工作中去。

（三）海外汉学家。除以上两类人群外，海外汉学家在儒学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视。于中国而言，海外汉学家虽为外国人，但往往却对儒家文化、中华文明保持着高度的情感认同，加之深厚的学术根底、系统的理论创建，他们是典型的所谓“鸡蛋人”，且不失为儒学国际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彭龙先生指出，要“充分尊重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大贡献。”他说：“汉学家是世界各国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使者。习近平主席曾专门与俄罗斯、德国汉学家代表座谈，充分肯定汉学家在传播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要通过共同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学术合作以及举办来华短期访问、国情体验、翻译培训、写作休假等方式，团结世界汉学家，汇聚世界汉学家智慧，使遍布世界各地的汉学家资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9]也有学者曾撰文强调：“古有‘遣唐使’和‘丝绸之路’，而今，海外汉学家仍在，‘一带一路’倡议仍在。海外汉学家作为海外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路人’之一，其‘逆向’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值得当今的我们重视、期待。”[10]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和中国文化深度“走出去”，我们相信将来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海外汉学家，那么，我们中国又该如何造就、引导、服务这一群体呢？这的确是下一步值得我们开展深度探讨的一大问题。

立场：坚持求同容异，坚定文化自信

谢清果先生在谈及“华夏传播研究的初心”时指出，华夏传播研究始终坚持着“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的初心，一方面求索中华文化如何延续五千年的传播学原理，一方面展望人类和平共处的传播学机制。[11]他还提出了“文明共生论”“共生交往（传播）观”“人类沟通共同体”[12]的概念，对我们开展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在儒学国际传播过程中，其主体也应秉持这么一种“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的立场和态度，这不仅于儒学传承发展本身至关重要，更对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大有裨益。具体而言，我们主要应秉持以下两大立场：

（一）坚持求同容异，既承认全人类拥有共同的价值判断，又接受世界文化多元多样的现实。

传播儒学，需要具备一种全球视野，懂得“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13]，“儒家学说要实现国际传播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儒家学说的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儒家学说的历史本质和世界性意义；只有从世界多元文化的大局观看儒家学说对世界各国的意义与价值，才能推动儒家学说真正走出去。”[14]在此前提之下，我们应坚守钱锺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判断，承认不同国家与种族之间可以拥有相同的是非观、善恶观、美丑观，就是说，在人类基本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上，东西方只有表述方式和呈现载体的表面上的不同，却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道不同，不相为谋。”[15]没有相同的价值观，便难以擦出友谊的火花，更难以结下合作的硕果。但要说明，这种“相同”，是成分性、元素性的，或曰基本性、本质性的，而不是整全性、系统性的。许嘉璐先生就指出：“在过去和当下的世界中，各个文化里只有普世性的成分或元素，而不存在一种普世性的文化。在这个方面，对自己或他人的文化既不可以认为一无是处，也不可认为浑身皆宝。”[16]总之，我们应辩证入微地看待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异同之处。

与此同时，还应认识到，将来世界不论如何变化发展，全人类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思想，这绝对不是世界最好的愿景。“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是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其特有的宝贵财富，没有一种文化是在世界范围内占有绝对优势的。这就决定世界共同问题的解决必须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追求世界各国文化的多元共存，在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实现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17]世界是一座文明的百花园，世界因文明多样多元而绚丽多彩。我们当然期待以儒学为灵魂的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大放异彩，但也对季羡林先生在晚年所倡导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持商榷态度。中华文化将随中国和平发展、民族振兴而受到越来越多海外人士的关注和欢迎，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也将越来越大，但并不能因此而预判中华文化将在世界文化殿堂上独领风骚或冠绝群芳。我们绝不能天真地以为未来某天，地球上将形成一种新的、真正一统天下的文明，这根本不可能！以中国为例。中国幅员辽阔，自古及今都是多种文化形态并存并荣、和乐共生的，中国历史上，维护国家大一统的政治力量一贯强大有力，但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的格局，而非“一元一体”的格局。在那样强大的政治力量之整合下，中国尚未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化，没有出现“一元一体”，何况今日的全球了！

正如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所言：“本国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

坚持求同容异，一方面承认全人类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标准、道德追求，另一方面真切尊重、热情拥护世界文化多元、文明多样的客观事实和未来走向，乐于包容、接纳异己文化，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开启中外之间交流对话、寻求共识的文化乐旅，人类才能更加和平、更加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是我们从事儒学国际传播应秉持的一种必要立场。

（二）坚定文化自信，把“中国性”当做儒学国际传播的根本立足点。

中国人对外传播儒学，旨在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儒学与中国，拥抱儒学与中国，实现“儒行天下”，为全面深入的中外友好往来奠定必要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在儒学国际传播中，我们要牢牢把握“中国性”这个根本立足点，始终如一地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增强弘扬儒学的主动性、自觉性、责任感、使命感。

其一，要坚信儒学基因根植于中国人精神血脉之中，体现在言谈举止之间。儒学是人生哲学，是既易世又融世还出世的哲学，其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君子人格的涵育、信用经济的打造、贤能政治的培塑、和谐社会的建构、天下主义的倡行上。儒学于中国人来说是日用而不知的，是生活化、社会化、时代化的，我们要坚信儒学是活的，是传承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思想文化体系。当下中国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特色”所在，便是深深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包括儒学在内的一切有益文化资源都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提供着重要的人文滋养。今天有种声音，叫“越出国越爱国”。中国人只有跨出国门，身处海外，才能更加浓烈地对祖国产生依恋之情，才能对民族文化产生自豪之感。缘何如此呢？因为我们根在中国、生在中国、长在中国，骨子里本身就是中国人。许嘉璐先生曾言：“孩子只要坚持跟父母吃中国饭，大概吃到10岁，中国心就留下来了，将来在外面也不会改变。这就是文化的力量。”[18]所以我们说，坚守“中国性”，热爱中国，与其说是一种美德，倒不如说是一种实惠。

其二，要坚信儒学智慧不是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包袱和负担，而是更好融入世界的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儒学从不教唆人们因循守旧、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儒学恰恰鼓励人们自强不息、开放包容、承前启后，在学习中革新图强、守正创新，在对外交往中撒播仁爱种子、传递和合正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光辉历程，同时也是儒学精神重现荣光、儒学智慧发扬光大的一个关键时段。在很大程度上讲，儒学助推了当代中国人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因此，我们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绝对不能抛弃传统、丢掉根本，恰恰要更好地坚定“中国性”立场，建立高度的民族文化自信。

原则：跨界、分层、物化、双向、线上、共荣

在儒学国际传播中，坚持求同容异、坚定文化自信的立场不可动摇，应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大方向的问题。而在具体实践上，还应全力做好“方法论”这篇大文章，重点把握好以下几点原则：

（一）跨界原则。推动儒学国际传播，以实现“儒行天下”，切忌就儒学谈儒学，切忌儒学研究专家在小圈子内坐而论道、自说自话。有学者曾撰文提醒我们，要全面把握儒学国际传播的跨界特征，并指出，跨界具体体现在传播者跨界、传播内容跨界、传播渠道跨界、传播对象跨界、传播效果跨界。[19]其中，人的因素（传播者、传播对象）最为关键。儒学要想真正走进生活，走出国门，不仅要面向中国民众，赢得中国民众的支持和认同，更要面向中国各界精英，赢得中国各界精英的支持和认同，特别是要赢得企业家等中国商界精英和科学家、工程师等中国知识精英的支持和认同，真正实现儒学传播的跨学科、跨行业。儒学若不能做到跨界，儒学传播若不能参考商界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宝贵意见，不能获得商界精英和知识精英的高度认同，讨论走出国门、参与中外交往的话题便必然是纸上谈兵！离开跨界思维、跨界原则谈儒学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谈“儒行天下”，必然言之无物、秀而不实！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充分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由此而后，在通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上，中国只有通过科技自主创新，参与全球科技、商贸竞争，才能确保经济稳步增长、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把中国科技、中国制造业提升到全球产业链的顶端，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物质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说，现在很有必要搭建起儒学界与科技界沟通对话的桥梁和平台，推动儒学主动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的相互理解、相互关照、相互助益、相互融合。在很大程度上讲，“儒行天下”的实现，有赖中国广大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的直接参与和倾力推进。

（二）分层原则。推动儒学国际传播，以实现“儒行天下”，切忌将传播对象笼统化、一体化，切忌用统一的标准来“一视同仁”。人以群分。我们必须将儒学国际传播的对象进行分层，区别对待，“量身定制”传播内容和方式。目前来看，传播对象至少应分成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海外华人华侨，第二层次是非黄种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国人。）华人华侨属于中国海外移民，他们长着黄皮肤黑眼睛，是龙的传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天然的亲切感和归属感，故而，针对这一庞大群体进行儒学传播，我们要制定专门的传播策略。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每年新出国的中国移民，究竟是儒学、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种子”呢，还是坚决与儒学、中国文化一刀两断“叛徒”呢？对此，我们应做细致的田野调查，力争把更多中国移民培养成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和儒学价值理念、中国文化精神的承载者、宣扬者。面对海外华人华侨这一“中华民族的向外延伸部分”，“我们在进行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时，就不能采取对其他国家的做法，而应以更亲和力和亲近感的形象出现，尽可能将一些问题和矛盾‘内化’，突出‘自己人’效应，在与华人社会的互动中营造和谐氛围，争取更多的支持者。”[20]这项工作，明显要通过跨学科、跨行业的协作团队来承担，绝非儒学学者或传播学学者一己之力便可做到。对于非黄种人，我们则要采取另外一套传播方案。就方向而言，这必然还要涉及到“走出去”和“请进来”两个方面，对此同样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立有极强针对性的传播思路，制定务实可行的传播策略。有人曾提醒道：“对于绝大多数外国人民来说，中国太过遥远，他们仍然主要关心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活处境，中国仅仅是一个参照系。中国人民的核心关切，很可能外国人民并不关心。国际传播应该以受众需求为导向，结合当地实际将传播内容形象化、通俗化。”[21]具体到儒学国际传播，则更是有待我们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切实可行的行动举措。

（三）物化原则。推动儒学国际传播，以实现“儒行天下”，切忌私塾先生式说教和填鸭式灌输，切忌进行带有极强目的性的价值输出。就经贸发展、科技进步的角度而言，世界是全球化的；但就文化传承传播的角度而言，世界是逆全球化的。故而我们才会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经贸、科技全球化与文化逆全球化的融合，必然会带来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文化传播理应是润物无声的，要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以寓教于乐的方式，逐渐受到感化与启发。大约在2018年下半年，笔者曾与一位借助央视平台向海外推广中国文化的媒体人交流，当就“当下什么样的中国符号最受外国人欢迎”的话题向他发问时，得到的答案是“李子柒”。这是笔者第一次听到李子柒的名字。李子柒是以中式田园风格为主的中国内地短视频创作者，据统计，截至2020年4月，她在YouTube平台上传了100余条原创短视频，拥有世界各国的订阅用户1000多万，视频累计点击量超过10亿次，高居YouTube中国区排行首位。“从文化的多层次内涵看，李子柒的视频里不仅呈现了大量令人惊艳的典型中华文化符号和文化意向，……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文化符号、文化意象和生活场景的集合，完整而有机地呈现出一种中国式生活哲学和美学意境。”[22]这里所提到的“中国式生活哲学和美学意境”，其本质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物化呈现，或曰可视化呈现。与单一枯燥的说教相比，通过可视化的元素把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呈现出来，将取得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所以说，欲取儒学国际传播的预期效果，有必要将其生活化、趣味化，而具体表现便是物化。比如讲中庸、讲谦德，我们完全可以引入先秦时代的“宥坐”之器——攲器，结合对攲器的操作，将使中庸、谦德等重要的儒家理念变得更加形象具体，这样便更容易为人所理解和接受。此外，还应高度重视文物在中外人文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此笔者提出一个观点：文物是有形的价值观。这就是说，任何流传至今的器物，其身上必然都承载着一种精神价值，经由此物，我们可以读出一种历史观、民族观、价值观、人生观。文物无声，却胜似有声，文物不失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得力使者。

（四）双向原则。推动儒学国际传播，以实现“儒行天下”，切忌单向思维，切忌片面引入“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教学原则。《礼记·曲礼上》:“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按照儒家的观点，学习需要屈尊，学生要主动到老师那里去求教，而不能让老师到学生的住处去。这是一种道德、一种礼教。儒学国际传播虽同样属于文化传播，却并非是教学，其行为双方不存在尊卑高下关系，彼此应平等相待。今日中国也已不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自大狂，我们越来越趋向真诚、理性、包容。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现实，在进行儒学国际传播时，我们就应同时做好“请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规划。“请进来”与“走出去”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阵地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海外，因此必须要因人施策，因地制宜。以往我们通常只把儒学国际传播理解为单向性的“走出去”，这是很不全面的。关于“走出去”话题，学人已多有高见，无需多言。关于“请进来”，倒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限于题目，此处也只能抛砖引玉。我们不妨从区域的概念说起来。今日，海外人士来到中国，感受儒家思想的最佳地点，可能便是“孔孟之乡”济宁。新时代的圣人故里，应跳出旅游城市的单一定位，更多思考如何让海外人士全方位体验儒学——不仅仅是走马观花的看，也不仅仅是大快朵颐的吃，更重要的是在一种“人人彬彬有礼”的空间环境中，让人感受到、体悟到“活”的儒学。此外，可以说，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具有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风范和品格。基于这样的风范和品格，每个城市也都有必要去主动思考如何有效进行儒学国际传播。特别是那些作为我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23]，更应注重在频繁的中外经贸交流合作过程中，书写好儒学国际传播的时代华章。经贸的自由，应建立在心灵的自由之上，心灵的自由有赖于心灵的相通相契，而儒学恰在促进心灵的相通相契上独具优势。反过来说，经贸的自由也必将大大推动儒学的国际传播。

（五）线上原则。推动儒学国际传播，以实现“儒行天下”，切忌在方式方法上泥古不化、固守经验主义，切忌一味把“线下”当做开展工作的唯一空间。今天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时代，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互联网早已成为各种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各种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媒体的发展进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而言，既是重大机遇，也是新的挑战。通过互联网新兴媒体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应成为我们的一大努力方向。李子柒的成功，便是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红利。因此，在推动儒学国际传播中，除做好“线下”工作以外，还要高度重视“线上”工作的谋划开展。特别是在全球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国际大背景之下，中国国际传播更是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线上传播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儒学国际传播应纳入中国国际传播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之中，而在具体策划、执行中，特别应充分考虑到线上传播的实现路径。

（六）共荣原则。推动儒学国际传播，以实现“儒行天下”，切忌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的心理倾向，切忌“你死我活”“有你没我”的极端心态。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之于中国，扮演着两个极其重要且相互矛盾的角色：一是老师，二是敌人。由于我们的器物、科技、制度等处处不如人，所以欲实现国富民强，就必然要向西方学习，拜西方为老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百年多以来，西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敌视、打压，甚至侵略、盘剥，所以我们欲追求独立自由，就必然要向西方开战，视西方为仇敌。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掀开崭新一页，中国真正走向了一条开展全面国际合作、与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国际化之路。在这样时代大背景下，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都应成为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对外传播的最终目的，不是炫耀自己国家的文化与经济国力，而是通过文化这种方式，使别人认识你，了解你，并形成文化与价值上的共识。”[24]推动儒学国际传播，必须要持奉一种互补与共荣的原则，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仍然要积极建构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全球文化格局。全球化带来物质同质化，但却没有改变文化多样化，其所改变的只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方式。古今中外文化交流史不断告诉我们，这种相处方式要么是对抗的，要么是共处的，但最终结果一定是在相辅相成中互补互鉴、共存共荣。在共荣原则指导下，有一点需特别留意，那就是我们还应主动避免将儒学国际传播的对象做笼统化、一体化对待，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模式、内容、情感对一切国家和地区、一切海外人士一视同仁。但话又说回来，异中还要有同，这个“同”便是同一个目标，即通过儒学国际传播，展示一个和平友好的中国、开放包容的中国、典雅精致的中国、独具魅力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建美好地球。只有如此，我们所倡导的“儒行天下”才不会是一句空话，这样的梦想才值得我们不断去建构、去追求！

小结

回首过往，我们已在“儒行天下”的道路上走了很久，其中不乏经验教训。当下，很有必要以新视角、新方法、新路径对既往历史做一系统总结，在此基础上，开展加强新时代儒学国际传播的相关研讨，将更具实践根基。展望未来，我们可说，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大背景下，促进儒学国际传播不失为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关键性领域，应当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讨论。本文针对儒学国际传播的主体、立场、原则等问题所做的论说，就是在总结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相关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发出的一点粗浅言论，敬请同道方家不吝赐正。

注释：
 
[1]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贵阳，孔学堂书局，2016年，第6页。
 
[2]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第5页。
 
[3]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中国儒家与文化传统》，载《中国学术文化九讲》，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年，第2页。
 
[4]刘明洋、王景强：《多元与整合：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趋势》，载《青年记者》2017年第34期，第46页。
 
[5]陈作平：《新时代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系统化建设》，载《对外传播》2021年第7期，第18页。此外，也有学者从汉语国际传播的角度提出“传播主体多元观”的观点。见李宝贵：《汉语国际传播的“五观”问题》，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第2期，第28-32页。
 
[6]明确指明海外汉学家在儒学国际传播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是受到谢清果先生的指教。专申谢忱。
 
[7]吴祚来：《对外传播与文化焦虑》，载《对外传播》2009年第9期，第15页。
 
[8]吴祚来：《对外传播与文化焦虑》，载《对外传播》2009年第9期，第15页。
 
[9]彭龙：《推动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载《对外传播》2016年第2期，第55页。
 
[10]周湖越：《中华优秀文化对外传播中海外汉学家的作用》，载《传播力研究》2019年第3期，第40页。
 
[11]谢清果：《华夏传播研究的初心、求索及其方向》，载《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50页。
 
[12]参见谢清果：《文明共生论：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思想体系》，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3期，第72-83页；谢清果：《共生交往观的阐扬——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1期，第5-13页；谢清果、徐莹：《建构人类沟通共同体的理论依据、可能路径及其价值取向》，载《传媒观察》2019 年第6期，第46-54+2页。
 
[13]周有光语。见常强编著：《孔子学堂微访谈》，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5页。
 
[14]佘远富、莫凡：《儒家学说的国际传播：回顾及启示》，载《学海》2020年第6期，第66页。
 
[15]《论语·卫灵公》。
 
[16] 许嘉璐：《未央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
 
[17]佘远富、莫凡：《儒家学说的国际传播：回顾及启示》，载《学海》2020年第6期，第66页。
 
[18] 许嘉璐：《未央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19]张璠：《全面把握儒学国际传播跨界特征》，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22日第006版。
 
[20]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第8页。
 
[21]彭涛、何雯雯、张琳曦：《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和实践路径》，载《对外传播》2021年第2期，第33页。
 
[22]潘皓、王悦来：《短视频叙事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以YouTube平台李子柒短视频为例》，载《中国电视》2020年第10期，第92页。
 
[23]截止到本文止笔之时（2021年8月底），中国共设有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24]吴祚来：《对外传播与文化焦虑》，载《对外传播》2009年第9期，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