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备受学界关注的“从周”与“正名”的思想线索,接续的是春秋霸政时期以礼维护层级秩序的传统,并非单一维护君主集权。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线索,依托于春秋末期出现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层担负政治责任,以实现良好的政治局面。
跳出尊《序》与疑《序》的二元划分,重新审视《诗经新义》与《毛诗序》的关系,把握荆公对诗歌本质是“法度”的认识以及“教化”的设计初衷,才能真正了解荆公的《诗》学观与政教思想,并对熙宁变法中《诗经新义》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做出更为全面的评判。
圆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圆善包含社会制度问题,狭义圆善只属于伦理道德层面。“伦理共同体之圆善”是其广义,牟宗三所论圆善则主要取其狭义。广义圆善固然有意义,但不能认为据此便可以完全解决狭义的圆善问题了。
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儒医群体的面貌,并对影响这一群体变化的社会背景的分析,认为中国古代儒医群体的历史变化可分为师徒授受时期(两汉)、门阀世袭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朝)、儒医分流时期(唐代至五代十国)、儒医繁荣时期(宋代至清代)四个阶段。而
《春秋繁露·顺命》的部分内容见于《谷梁传》而不见于今本《公羊传》,引起学者争论。由《春秋繁露·观德》与《顺命》篇的文辞在结构与内容上的严格对应,可证《顺命》之文当出董学。进一步分析《观德》与《顺命》二篇的内容,可知“鲁庄公之不得念母、卫辄之辞父命”皆属“天伦”。“天伦”只见于《谷梁传》而不见于今本《公羊传》,《五经异···
在回到对未来经学的展望之前,应该点明的是,那种认为经学已死的观点在今天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现代新儒学的存在以及当前经学视角的复归,足以证明传统学术依然具有活力。经学假如要避免成为外在力量的工具,实现真正的复兴,反而应该像东周一样,从庙堂回到自由的民间,独立地面对整个世界。孔孟皆以师道自任,通过对经学大义的重新···
孔子教授门徒,并非只是后世意义上的“教育”或“教学”活动,孔门本身就是模仿封建时代君臣、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小共同体。。君、亲、师有着共同的来源,封建宗法组织的“君”从血缘而言作为父家长是“亲”,作为首领又掌管领导和教化功能,角色为“师”,孔门则是以模拟血亲的关系,实现了君、亲、师合一的新方式,发展出适合新时代的共同体建···
龙溪学显赫于天泉证道,方学渐追根溯源,辨析龙溪对于王阳明之教的误解与偏离,表现在“良”的本义、有无的对峙、道体功夫的一致、王阳明的开阖、证道的仓促等方面。方学渐之学由其子方大镇与同乡吴应宾推进,至其曾孙方以智集大成,在纠正龙溪学之弊的基础上,道体论发扬“潜无于有”“藏虚于实”,功夫论主张“藏悟于学”,形成阳明学理论发展···
在20世纪初的十余年中,马氏热心批评时政、讨论良政之理,但强烈的道德意识又使得他决意远离恶浊的现实政治。随后的二十年中,马氏致力研究了作为出世法的佛教,同时保留了自己的入世关怀,将大乘思想融入了所宗奉的性理之学当中。在此背景之下,马氏于1938-39年间所成之讲座文稿中系统展示了以道德自修兼济天下的学说,反映了他儒学···
丁耘和吴飞从生育与制作现象的区别入手,对中西哲理的思想关系展开了讨论。他们的论争涉及中西哲学的始点与道路两个方面。生育与制作现象确实可以视作中西哲学不同的思想着眼点,但只有结合取象与定义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才能对中西哲理的差异作出更全面的把握。
两汉诸子对孟子性善论多有讨论与阐发。韩婴汲取了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之本性的思想,又主张通过圣王教化实现后天发展,体现出在荀学影响下对孟子性善论的择取。从两汉诸子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孟子性善论在两汉并未获得广泛赞同,也未成为汉儒人性论的主流,却依然构成了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先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振兴中国文化,只有“从乡村作工夫”,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伸张、发挥、开启”“理性”,重视“自力”,发挥中国人的“主体力量”,重构乡村的“社会构造”,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在整体上达成“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的目标”。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而孝则是“为仁之本”。但从经典诠释的角度,却会发现“仁”与“孝”之间的张力:仁更具备普遍性内涵,孝则更强调血缘性。但如果从生生和万物一体的角度入手,重新审视仁孝关系,就会发现,仁孝之间并不截然分开,仁孝不是二本,仁孝恰恰展现了人在万物一体中的真实存在。
从思想与人物看,孔子等经典儒家阐明“仁道”,强调“为仁由己”“敬鬼神而远之”,为儒家的现世拯救找到了内在的人性根基,天道、人心由此成为国人的基本信仰。儒学在成为国家主导思想之后,又反过来陶冶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现世精神从此在本民族心理中积淀下来。
超级完备性学说的儒家需要打散结构、分散功能,是适应一个价值、知识和秩序均已多元化的社会机制。在心灵(神性)秩序的建构上,儒家转向儒教;在社会秩序上,儒家转向了哲学;在义利关系上,儒家转向了伦理学。古代儒家勿需这种分流即可整合社会秩序、德性秩序与心灵(神性)秩序;在现代处境中,儒家的三种转向努力均有收效、均受考验。
郑玄对《论语》意义世界的建构,重在构画出孔子之圣人形象。孔子隐圣同凡,以谦卑的姿态诱进和教化世人,与凡民共同生活在礼仪共同体中。而礼仪法度实则正是源于圣人之制作,圣人是秩序和文明的开端。制法的圣人与谦卑的圣人构成了圣人的两面,而这两面恰体现于《乡党》一篇中。
一方面陈焕章主张按生产能力分配,并用“禄以代耕”合理解释了不同劳动的价值大小;另一方面又通过“不与民争利”原则限制差等,使其更符合公平正义。陈焕章之所以如此重视儒家的公平分配,是因为要回应工业时代中国何以生产滞后的问题,故而他对西方分配正义学说和经济学方法的使用是一种移花接木、六经注我的形式。
传统礼乐文明在近现代呈现为解体与重构的双重变奏。就对礼乐的现代性诠释而言,贺麟集民国学人之大成,强调礼的宗教性、道德性与艺术性的合一:一方面主张吸收耶教的精神以充实礼教的宗教性,这是对孔教派将礼宗教化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将康德在知识论中的先验感性时空引入行为领域,认为礼是道德律与由理性所规定的时空的合一,其···
《孔子家语》与郭店楚简的“民之父母”彰显出了忠孝两难的现实困境。《孟子》“为民父母”则以“仁政与王道”强调了对统治者的期许与对民生、民权的重视,《荀子》则集“民之父母”之大成,从理论层面解决了忠孝两难困境,涵具了后世“父母官”的大部分意蕴。
《荀子》写作方式、天人观皆透显出其对智性的大力阐扬。建基于此,荀子重智与科学间的关系呼之欲出。前贤对荀子与科学间的关系概有肯定说、否定说与关联说三种观点。其中关联说最为客观中肯。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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