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状》所载“为可恨耳”方为阳明临终遗言的实际,“此心光明”是绪山编写《年谱》的杜撰。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内容上存在差异。
先秦社会器以藏礼,漆器如同青铜礼器一样是时人表达礼差的物化载体。饮食器具、舞乐器具、弓矢、冕冠与车舆等髹漆器物内化了通鬼神、禳灾异、别尊卑、昭名分、辨等威等礼仪内涵,蕴含着尊卑性、通神性、权威性、等级性等礼意特性。因此,以吉礼为中心研究漆器藏礼现象对重新探讨先秦礼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后期,治、教二分,并分头演化:孔子构建文教,各国竞争造就官僚制国家。汉立国之后,儒家士人曾致力于推动两者之合一,但在当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下,接连遭遇挫折。文翁作为接受过五经教育而入仕之早期士大夫,凭借其志于道的精神担当和政治主动性、创造性,绕开阻力较大的中央,在相对僻远的蜀郡进行地方制度创新,兴办公立···
今天应当怎样对待孟荀?这是儒学复兴的一个重大课题。孟荀思想本身具有复杂性乃至矛盾性;并且它们向来就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演变和社会形态的转换而不断地被重新诠释、塑造和利用的,其影响力也随之而消长。
宋代礼制的变化与理学的兴起、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祀高禖这一礼仪活动自古以来需要男女共同参与,而宋代高禖礼中出现的男女分祭现象,使皇后不再能出宫门行礼。综观其他的赵宋皇家礼典和礼制,出现的诸多变化,很明显受宋代礼治格局的影响,表现出重内外之别、强调闺门之礼的特点。
在元伦理学中,特别是在道德本体论问题上,存在着道德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前。实在论者承认(1)道德命题有真假,而且至少其中有些是真的;(2)其真假取决于客观存在的道德事实或道德性质。反实在论者都否认(2),有的还否认(1),而对(1)的否定又可采取两种形式,要么根本否认有道德命题存在,要么承认有道德命题存在,但否认···
作为当下学界的研究热点,学者对荀子人性论的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基于回应和解决荀子人性论这一理论问题,首先对关于荀子人性论所提出的五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性恶论、性趋恶论、性危说、性朴论和性恶心善说,进行综合考量与探讨。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出土文献郭店简《性自命出》中的“心”“性”范畴,以老庄道家和孟子思想作为重要参照···
《新论》谈“用”有两层涵义,一为生化流行或翕辟妙用,一为物质世界。他施设物质世界之目的乃是使科学知识有“安足处所”。为了使西方科学知识在儒学体系内获得积极性的存在,在《明宗》篇,熊先生又以“二智圆融”阐释了量智之于性智的必要性。
依据宇宙本体论层面的生成关系,邵康节首先就“太极”(“道”)之“一”与万物之“多”间的对应关系作了相应说明。基于一多对应由本然向应然的“致用”,邵康节不仅在形式上确立了儒家“圣人之道”对于天下万民的普遍范导意义,还从实质内涵方面阐发了“圣人之道”自身的普适性意蕴。
孟子的超越观念并非“内在超越”,而是继承了孔子“外在超越”的神圣之“天”。这根源于孟子的问题意识,即对人民水深火热处境的关怀所引出的对政治权力的批判,由此导出“规训权力”的根本宗旨。而这在逻辑上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是规训者的确立,他必须具有对于权力的价值优越性,于是孟子树立了拥有“天爵”的“天吏”即“王者师”形象。
祭祀先圣孔子的礼仪行为,贯穿于朱熹生活之中,但这种礼仪行为所产生的经验,及其对于朱熹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透过朱熹对于祭祀的理解可以发现,他很坚定地相信在礼仪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祭祀对象的“感通”,由此,祭祀孔子过程中与“先圣”的感通,对于朱熹有着特别的精神意义,因为在朱熹的信念中,先圣与自家的修身成圣密切关···
孟子与荀子对王道与霸道持不同立场,学界经常将二者互为对比。既有的共识通常认为,与坚决反对霸道的孟子不同,荀子多少有些容忍霸道,有妥协的倾向。甚至有学者认为荀子认可了霸道的道德性。那么,荀子是否是对现实妥协的思想家?事实上,虽然与孟子不同,荀子对霸道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但他只是在分析非儒家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反儒家的···
成人与成己、成物密切相关,学者或持成己包含成人成物说,或持成物包含成己成人说。但基于荀子成人概念的辨析,应当是成人包含成己成物说。成人,是指成为一个全人。全人既要成己也要成物。成己指向的是“内自定”,突出的是自我身心的德性成就。成物指向的是“外应物”,突出的是类意义上的整全发展。成人不是与成己相对的概念,成己与成···
但凡复古的形式,若无当代意义,就会成为假古董。我们当代人,面临民族文化复兴的机遇,要秉持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敬天法祖”。要缅怀祖先开拓的精神、继承其功业而贡献于新时代。同时,疫情严重,我们也要彼此祈福。所以我们的启幕仪式,恢复了东汉的傩舞趋疫,逐疫净场。然后又依汉制礼敬先祖,奏《嘉至》《永安》、跳佾舞。这些歌···
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
荀子所处时代,乃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开始了“精神突破”,并以此为“轴心时代”奠基,而突破的核心是从以帝王为中介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向以圣贤为担纲者的“精神秩序”的结构性转变。在具体秩序内容上,这一转变意味着从“治出于一”(“治”“教”的浑沦未分)到“治出于二”(“治”与“教”的分化)。
“感通”是一种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认识能力,感通所成之“象”在超出感觉经验的同时又不走向概念。由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是在感性与理性二元区分的框架下展开的,因此,以“感通成象”为认识论根基的中国古代哲理从根本上溢出了西方传统哲学的视野。
学界往往重视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而忽略了熊十力与唐君毅的观点。事实上,熊十力的“良知推扩”说与唐君毅的“良知虚通”说,以及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共同构成了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的一条思想线索。
在清代理学史上,陆陇其地位甚高。然而,如果我们结合历史背景,难免会发生若干疑问:陆陇其究竟是理学名臣,还是儒学异端?他如何看待清初的夷夏之辨?如何看待商品潮流萌芽背景中的义利之辩?如何处理民间的自发暴力?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索、探讨。作为一个个案,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儒学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发展自身的努力与挣扎。
《周礼》对“史官”及其下属“史”职人员职责的系统安排,为探讨先秦史学提供了不可忽略的参考资料。本文认为,《周礼》中的这些“史官”及其“史”职人员,他们日常的书写事务,不是一种以编撰史书为目的的历史书写,他们的职责是以所掌、所书来参与和服务当时的王国行政。大量“史”职人员在《周礼》中的设置,反映了战国时期官僚制兴起后对文···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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