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枝】北宋五子意论之体用二重性

北宋五子关于意的相关探讨表明，意在理学中正逐渐成为独立的概念。他们普遍认为，意具有意见、私意、意念、意欲等义，是天人、物我之间的隔碍。然而，正因为意居于天人、物我之间，是贯通天人、物我的结穴，其自私、遮蔽、阻碍的意涵又必然随之消解，潜在地构成意论在体用方面的两重特质。意作为天人、物我之间的隔碍为表象，而沟通天···

【张庆熊】熊十力的“量论”规划及其续补思路

熊十力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量论（知识论）。这是一种在融贯古今基础之上的创造性工作，需要通过自己对宇宙和人生的深切考察和反思加以综合。熊十力在其有生之年没有能够完成他的量论规划。为了续补他的知识论，需要了解他的已有成果和问题意识，需要吸收现代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新成果。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艰巨工作。

【高海波】自律还是他律 ——反思牟宗三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定位

在心学史上，陆象山、王阳明、黄宗羲等人都曾对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其有“义外”之嫌。牟宗三延续了这一看法，他从康德哲学的视角，指出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是将道德法则置于主体之外，从而是一种他律道德。陆王心学家特别是牟宗三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存在误解。实际上，在朱子那里，格物致知就是克服气禀、物欲的影响，从而···

【喻中】依经治国：董仲舒开创的法理命题

从汉至清的中国则是“经治时代”的中国，亦即“经治中国”。“经治中国”实行“依经治国”。“依经治国”是由董仲舒开创的一个法理命题，同时也是从汉至清两千年间中国固有法理学的主题。

【刘全志】论先秦时期最高范畴的多样性与统一过程 ——以道的登场为中心

先秦时期的哲学最高范畴具有多样性，“道”并非一开始就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它在与“一”“太”“太一”“恒先”“大恒”等多样称谓的竞争中逐渐胜出。至战国末年，作为最高范畴的“道”最终统摄了其他称谓，为知识界普遍接受。《老子》对最高范畴的称谓、其他诸子文献的论说，以及相关出土文献能够说明这一思想发展的过程。先秦各家学派对最高范···

【张广生】由仁即礼：孔子之道与中国“轴心时代突破”的特质

为了评估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文教在文明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我们诉诸“轴心时代突破”这一历史哲学概念所敞开的比较视野。相对于以启示宗教为标志的希伯来精神，儒家思想运动毋宁是一种自然之教，与同样强调自然理性的苏格拉底的德性之教相比，孔子把仁德置于智德之上，凸显了原儒学说感通人伦的超越精神。由仁即礼的突破和孔子对古代圣···

【陈赟】“天下归仁”：梁漱溟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儒家叙事

梁漱溟从儒家思想视角“翻转”西方的世界历史叙事，给出了世界历史从西方进展到中国的方向，以给出中国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他不是从黑格尔式的自由理念出发，而是将世界历史展开视为“天下归仁”的实现。这一套世界历史叙事建基于中、西、印三种不同人生态度、三种基本问题与三大文明类型之相应结合的基础上。

【王琦】性理与事功的贯通——陈傅良《经筵孟子讲义》刍议

陈傅良借助《孟子》经义的诠释，寄寓了其以孔子之道一学术明教化正人心成圣王的政治理想，并形成了以义理解经，说理透彻，劝诫帝王等诠释特点，具有言事功而不废性理，重外王而不失内圣，经世致用、兼容并包的学术特质。

【郑泽绵】从朱熹的“诚意”难题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重构从理学到心学的哲学史叙事

以“诚意”为中心来考察，以意念真诚的达成途径、自欺的发生机制等论题为核心，可以揭示朱子晚年修改《大学》“诚意章”注的哲学史意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对朱子“诚意”问题的回应，其“致良知”是对该问题的最终解决。

【李景林】儒学德性修养论的思想架构

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在敬德书院2021年春季论坛上以《儒学德性修养论的思想架构》为发言主题，他从儒家本体与工夫的角度，认为教师须经“以身体道”的工夫，方能真实拥有道体，儒家着重于生命存在的实现。儒家常从“德不可掩”“诚于中”必“形于外”的角度，强调“慎独”的工夫，认为人内在的德性及其道德的抉择，必会影响和转化其情感、气质···

【黄勇】王阳明论对恶人的“同感”

同感（empathy）是当代道德心理学和道德哲学中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作为人类道德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同感当然古已有之。但对同感现象的哲学讨论，则相对不那么古老。根据从哲学角度研究同感现象最重要的学者斯洛特的观点，西方哲学中的同感概念最早出现于英国哲学家休谟（1711-1766）的著作中，那是在十八世纪。斯洛特承认这个概念在中···

【王瑞来】宋元变革视域下的江南儒学

江南经过魏晋南北朝开发，逐渐成为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心。经济的繁荣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江南儒学生长的基础。南宋又回到了南朝，立国江南，政治和经济中心再度重合，北宋士大夫政治催生的理学，经过自然浸润与庆元党禁的刺激，张大为道学，既根植于地域，也为朝廷所崇奉，带来了儒学前所未有的复兴。尽管经历了江山鼎革，江南的···

【徐兴无】议郎与汉代经学

汉武帝建元五年春，始置五经博士[1]，元朔五年夏六月，诏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2]。从此，以博士学官制度确立了汉代经学的传授与官僚的选拔，此可参考王国维先生所撰《汉魏博士考》、《汉魏博士题名考》[3]二文。值得关注的是：博士之职虽为教授五经，课试弟子以补充官僚···

【陈迎年】一桩三重公案：牟宗三良知呈现是康德式的还是黑格尔式的？

1933年“良知是个假设，还是个呈现？”的公案，经1981年“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公案，最后演化为1995年“牟宗三是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的公案。这桩三重公案，对理解牟宗三哲学“先验论”与“经验论”的交融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牟宗三同黑格尔一样“否定”了康德的物自身界线，“呈现”了良知，让国家成为文化物和神圣作品，从而超越···

【郑莉】传统中国宗教的伦理特征及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形塑

在不违背韦伯理论研究目标的基础上，聚焦于他关于中国宗教的论述，对比杨庆堃从制度性宗教/弥漫性宗教对中国宗教的分析，来重新思考韦伯用正统/异端划分中国宗教的理据和意义所在，或可为探讨中国宗教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中国的政治组织结构提供了何种动力支持和形塑力量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黄玉顺】义不谋利：作为最高政治伦理 ——董仲舒与儒家“义利之辨”的正本清源

董仲舒的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惯常被误解，以为它是对于社会全体成员的一条普遍的道德要求；其实，它只是特别针对政治权力与政治精英而言的一条特定的政治伦理。“义”与“利”的对立乃是基于两种主体的对置，即“君”与“民”或“官”与“民”的对置，意味着：民众谋利乃是天然权利，权力谋利则是不义

【谢遐龄】董仲舒礼学思想初探

董学为《春秋》学，按某个维度看，相当于今日的历史哲学；公羊学，是宗教性历史哲学，即王道学。董子的历史使命是重修王教复旦大学，于六艺中特重《春秋》。他响应时代的要求，探讨治国思路与治国活动内涵的宗教性——合乎天命，试图从《春秋》学中整理出礼学的基本结构——国家体制包含“天、君、民”三个层面。当代学者多半未把天看作国家···

【刘峻杉】对传统文化展开教育学研究的意义、难点与方法论省思

当下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形势需要教育学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保障，而中国本土教育学理论的建构也有赖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源泉。当前阶段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学研究，可以从明确问题域、建立有效的研究对接方式、对教学实践展开多样化探索等方面寻求突破，尤其要强化方法论层面的文化自觉。

【王杰】中国文化关于德财关系的思考

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晋语八》记载了“叔向贺贫”的故事。叔向去拜访韩宣子,韩宣子抱怨说：自己虽有正卿之名,却没有足够的官场交际费与贵族大夫交往,为此感到发愁。韩宣子本以为叔向会同情他,没想到,叔向却向他道喜祝贺。叔向列举了晋国历史上栾氏、卻氏两大家族的兴衰存亡故事来开导他。栾武子虽清贫,但能把德行放在首位,乐善好···

【郑泽绵】“以心求心”与“以禅抑禅” ——论大慧宗杲思想对朱熹批评湖湘学派的影响

朱子认为湖湘后学近禅，但他对后者的批评也借用了禅宗，采用以禅抑禅的方式。首先，朱子批评湖湘学派的「观过知仁」会导致「一心三分」，笔者在《大慧语录》中找到了类似「一心三分」的说法，还有朱子批评湖湘学派时引用的公案；其次，朱子批评湖湘学派的「以心求心」，认为：「即觉其失，觉处即心，何更求为？」转而提倡「常惺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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