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专辟一章论说智慧,这就是“必仁且智”篇。文章分三段从三个方面对智慧进行论说,即智慧的重要性及在选材用人方面的不可或缺性、何谓仁、何谓智。董仲舒认为,仁,指心理情绪,要对心理情绪进行管控,行为、结果才不会出现偏差;智,是指思维的规范性、判断的合理性及行事的恰当性三者的有机统一,含理性和实践的···
湘学是一个学术传统相继、学术旨趣相似的地方性知识传统。湘学坚持道、治、学三者贯通的学术宗旨和知识兴趣,坚持了理想范型的儒学形态。湘学史上那些不同学者、不同学术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学统,就在于他们在学问宗旨、知识兴趣方面的相似性。湘学学术旨趣上的这一特点,使它能够很好地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本公众号将···
中国哲学史上,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同类”的观念,建立起更普遍的相互感通的学说。董仲舒是其中第一个完整而成体系地论述同类相感运行机理的哲学家。他从数目、性质和位置三方面重新诠释了“同类”观念,以此为基础建构了天人之间同类相感的学说。类感学说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官制、分配制度、任德不任刑的主张提供天道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为···
在不久的未来,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有自主行动的机器人进入人类的伦理社区。机器人跟人类不同的基本之处是前者完全是“伪”的成品。在构造材质上,机器人不属于血气之类,不会偏爱其亲,没有感官之嗜欲,不会以私利私欲争夺逞强,更不会有人情之种种不美。在适当的设计之下,机器人可以成为荀子心目中的“君子”。荀子的伦理方案如何应用于机···
仁是儒学的重要概念,儒学的各家各派无不论仁,但具体方式并不相同。孔子、孟子所论之仁有明显的先在性和逆觉性的特征。荀子不承认仁有天生的因素,不了解化性起伪的结果在处理伦理道德问题之前早已存在了,更不明白逆觉是求仁的根本之法,其所论之仁只与善或道德同义,不具有道德本体的性质。切不可因为荀子也讲仁,就认为其思想系统中包含···
荀子将社会组织分为小人劳力、君子治人两大阶层,在分配制度上试图借由差等原则建立一个“群居和一”的社会。对于治人者阶层,荀子强调“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而对于劳力者阶层,荀子在主张多劳多得的前提下,提出了“利足以生民”的“足够原则”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原则”。
崇学尚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儒家看来,学问之道,在于“求其放心”,希圣希贤。儒家学者倡导读书要注重经典、熟读精思,力求学行并重、德业双修,进而开启智慧、弘扬大道。今天的学者,有必要秉承“学问之道,求其放心”的读书理念,树立“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学术自觉,潜心研读经典,推出学术精品,真正惠泽学林、利益大众。
成人与成己、成物密切相关,学者或持成己包含成人成物说,或持成物包含成己成人说。但基于荀子成人概念的辨析,应当是成人包含成己成物说。成人,是指成为一个全人。全人既要成己也要成物。成己指向的是“内自定”,突出的是自我身心的德性成就。成物指向的是“外应物”,突出的是类意义上的整全发展。成人不是与成己相对的概念,成己与成···
儒家往往把人性论作为构建责任伦理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前提。儒家人性论阐述了“天性”“气性”“才性”“欲性”“智性”“善性”“恶性”“德性”等人性形态的内容、形式、功能和特点,其中儒家所说的“天性”“气性”“才性”对责任伦理具有引导性、推动性作用。“天性”决定了人挖掘人先天潜能、因材施教、尊重顺应人天性和合理开发人本能的责任。依据人的气性···
现代学界有关孟子人性论的解释蕴含两种入径:第一种入径可称之为“直接、素朴式解读”,以汉学家葛瑞汉、哲学家孟旦以及历史学家华霭仁为代表;第二种入径可称之为“迂回、注入式重释”,以牟宗三和安乐哲为代表,他们分别借用康德理论、杜威观点以及过程哲学对孟子人性论说进行重新诠释。讨论孟子人性论,亦不应忽视现代科学的新发现。
本文旨在经由中西哲学的对比,阐明《易经》所隐含的现象学思维,并由此衍申讨论与其相关的“道论诠释学”。首先,揭示《易经》思想为一象征之逻辑,不同于一般的理性逻辑。其次,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为示例,阐明其现象学思路,指出“道、意、象、言”与“道论诠释学”密切关联。再者,经由“存有三态论”的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结构的···
在秦统一后的中国文化中,真正带有地方特色的学派往往产生于宋代,这当然是与宋代“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及其“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治政策密切相关的。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也就预示着“道学”(理学)濂、关、洛、闽之不同学派的形成。但学派的形成必须依赖一定的地域学风,而关学在张载之后“再传何其寥寥”的格局,对于地方学派而言固然是一···
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经、开义利之辩,强调传道济民、经世致用,对儒家道统传···
以殷周二代的诸侯国为例,在郑玄之前,《史记》《汉书》对殷周诸侯国数量的记载各自不同。而郑玄在注经中,通过三代异制来平衡经书异义,把《王制》的大量记载都理解为殷商制度。因此,他判定殷制、周制是弥合群经异义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考证殷代、周代制度。而在郑玄经学的影响下,杜佑的《通典》则以三代异制构建三代制度,最终构建···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系统阐发了自己的“天命”“天道”“元”等概念,并由此展示出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儒家如何借助汉初自然化的天人观念来建构其普遍性的政治原理。在此基础之上,董仲舒进一步借助“元”观念形成了天道对政治秩序、伦理秩序的支撑,完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转折。
在乾道七年与吕祖谦、张栻等的辩论中建立了“仁用义体”的新模型,以区别于传统的“仁体义用”。庆元二年在与董铢的讨论中为了协调扬雄和周敦颐的矛盾提出了“仁体刚而用柔”的命题。同时在庆元三年又在与辅广的讨论中提出了“仁体静而用动”的命题。
以孔子正名思想为中心,儒家所论之“名”有三重内涵:名言义、名分义和名声义。汉学家重名言义,宋学家重名分义,两者对名声义均措意不足。实际上,名声义对儒家亦有重大意义,此义往往为文史家所关注。概言之,儒家关于名声的思考有两个层面:一是注意到常人皆有爱名之心,由此行权而设为名教;二是注意到名声“为人”的属性,由此一经反···
《春秋》在先秦包含三个概念,一是百国春秋,二是孔子所修的《春秋》,三是《左氏春秋》。西汉董仲舒是春秋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春秋》概念是为《春秋》“正名”的重要里程碑。探究发现,董仲舒是一个纯粹的公羊学家,他所说的《春秋》是指《春秋》经与《公羊传》;他的学说中有《左传》因素,是因为他视《左传》为史料;他的学说中···
儒家修身学最早见于《五经》,经历了以培养“君子”为目标的“德性—德行培育”到以“成圣”为目标的“心灵操练”两个不同的时代。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中,儒家修身传统被转化为培育“新君子”(国民、公民)与“新圣人”(“革命圣人”)的精神资源。当今,我们正在步入另一个“过渡时代”,一个“人禽之辨”的2.0版本(“人机之辨”)的时代,如···
赵复所传理学专取修养身心一面,凸显宗教特质,借当时如日中天的全真教得以存续,与日后许衡立朝所传理学崇尚践履各具特色,可以视为理学初立北方的两个分支,而不是由赵复传授姚枢、许衡的单一关系。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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