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时文评选中的遗民心态与朱子学思想

——以《四书讲义》为中心

作者：张天杰（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学院教授）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第4期

摘要：生于明清之际的吕留良，因其家庭出身而有着曲折的遗民心态，愈来愈坚守明遗民的节操，同时在思想上也愈来愈尊朱辟王而毫无假借。他的思想通过时文评选这一独特形式进行传播，后汇为《四书讲义》一书，他对朱子的阐发在义理层面是统一、精切、独到的，无论是对王阳明、陈亮学术的排斥，还是对夷夏之辨以及君臣、封建、井田的讨论，都是从节义之道引申而发展了朱子学。

摘要：吕留良；时文评选；《四书讲义》；清初朱子学；遗民心态

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南阳布衣；暮年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县（康熙元年改名石门县，今属桐乡市崇福镇）人。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理学家、时文评选家、刊行“程朱遗书”著称的出版家，后三者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相关成果之一便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以下简称《四书讲义》）。

早在清初，就有人称吕留良思想主旨为“尊朱辟王”，故而每每论及其学术思想，学者们大多强调其“尊朱辟王”的一面，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雍正朝深受吕留良影响、同样倡导“尊朱辟王”的陆陇其获得了清廷的推崇，而吕留良却沦为文字狱批判的对象？［1］于是学者们又转而表彰其“夷夏之防”的一面，或认为其君臣、封建、井田等思想极有价值，那么这些带有“启蒙”色彩的思想，与朱子学又是什么关系呢？学界尚未有专论将其“尊朱辟王”、“夷夏之防”等问题相互之间的关系解释清楚。j事实上吕留良虽受朱熹影响极深，但年轻时对王阳明的心学也抱有极大的兴趣，当时推崇王学的浙东学者黄宗羲也在吕家处馆多年。吕留良后来之所以转而倡导尊朱辟王，改请推崇朱子学的张履祥来吕家处馆，还有他在《四书讲义》之中对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诠释，以及对君臣、封建等问题的看法，都与其曲折发展着的遗民心态有关，只有将此二者充分结合来讨论，方才能够真正明晰其朱子学思想的真正实质，故有必要从明清易代这一时代背景与其遗民心态这个角度，来对其学术思想加以重新考察。

一

吕留良的本生祖吕熯，明嘉靖时为江西淮府仪宾、尚南城郡主，后为了侍养父母而与郡主一同回籍。本生父吕元学，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后谒选为繁昌知县，兴利除弊，有循吏之称。吕元学育有五子：大良、茂良、愿良、瞿良和留良。吕茂良，官刑部司务；吕愿良，官维扬司李。吕留良，父卒后四月，方由侧室杨孺人所生，诞生之后，其母无力照料，将他交给三兄愿良夫妇抚育。吕留良三岁时，三嫂又病故，过继给堂伯父吕元启。不久之后嗣父、嗣母，以及本生母相继过世，故而吕留良的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不间断的服丧之中度过，“计自始生至十五岁未尝脱衰绖”，不可不谓孤苦凄凉。［2］63-72当时的吕家，还是一个深受明朝恩泽的官宦世家、文化世家，故而少年失怙的吕留良，得以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并表现得聪慧超群。

十六岁时，吕留良遭逢明亡清兴，不得不面临艰难的出处抉择。起先，吕留良散金结客、毁家纾难，曾与其友孙爽、侄吕宣忠等人参与过太湖义军的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吕宣忠被杀，吕留良于悲痛之中逃逸他乡。后来，因为害怕仇家陷害，羽翼未丰的吕留良于顺治十年被迫易名应试而成为清朝的诸生。其子吕葆中在《行略》中说：“癸巳始出就试，为邑诸生，每试辄冠军，声誉籍甚。”［3］864由此可知当时的吕留良，虽不汲汲于功名，却在举业上有着非凡的才能，之后从事时文评选而成名也就不足为怪了。直到康熙五年，吕留良方才决意摒弃科考，被革去秀才，这在当时也是惊人之举，吕葆中《行略》说：“一郡大骇，亲知莫不奔问旁皇。”［3］865此时写有著名的《耦耕诗》，表达其隐居不出、终老乡野的志向，其二曰：“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4］443然而清廷却并未轻易放过吕留良，康熙十七年（1678）有博学鸿儒之征，浙江当局首荐吕留良，他誓死拒荐；康熙十九年又有山林隐逸之征，吕留良闻知消息当即吐血满地，无奈只得在病榻之上削去头发，披上袈裟，后隐居于吴兴妙山的风雨庵。［2］255-256即便如此，生前节义之间的挣扎结束了，死后却依旧难以免除是非。雍正十年，吕留良被剖棺戮尸，甚至连累子孙以及门人，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被流徙为奴，罹难之惨烈，可谓清代文字狱之首。［2］378、397

由此可知，吕留良原本就是一个前明的遗少，然而为了其家族在清廷之下的生存，不得不在科考等方面有所让步。但是，与一涉科考便有心功名的变节遗民不同，吕留良的遗民情结是自始至终萦绕在胸的，故而一旦时机较为成熟，便又退守其遗民本色，且颇为坚决，毫不假借。之所以略述吕留良之生平，及其遗民心态之曲折，是因为与其学术思想之发展息息相关。

二

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子学，然与当时其他理学家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著称，而《四书讲义》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相关义理的精华。

时文，也即八股文、四书文，又称制义、时艺等。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就是以八股文考试学子，以《四书》中的句子命题而代圣贤立言，又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故而对于《四书》以及朱子学是否有着正确的理解，成为士人科举乃至人生成败的关键。如果说学风、士风端正则八股取士也能求得真才实学。事实上，生逢明清之际的乱世，学风、士风皆难免乖戾，这在结社、选文上表现尤其突出。吕留良《东皋遗选序》说：

自万历中，卿大夫以门户声气为事，天下化之。士争为社，而以复社为东林之宗子，咸以其社属焉。自江淮讫于浙，一大渊薮也。……凡社必选刻文字，以为囮媒。自周钟、张溥、吴应箕、杨廷枢、钱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之属，皆以选文行天下。选与社例相为表里。［5］160

当时的复社、应社、几社，以及吕留良之兄吕愿良集合浙省十余郡文士所举的澄社，吕留良之友孙爽、侄吕宣忠等所举的征书社，也都有选文之举。而举征书社之时，年仅十三岁的吕留良就曾参与，且能“千言立就，芒彩四射”［3］864。

吕留良本人曾两度从事时文评选，并成为与艾南英、陈子龙等齐名的时文名家，“今者鹿洞之遗书同南阳之评本，无不家庋户肄”［3］871。王应奎《柳南续笔》说：“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6］163其前期的时文评选时间较短，约为顺治十二年（1655）至十八年。抗清失败后，吕留良不知当如何出处，如何治生，于是应他人之邀而从事选文，他在《庚子程墨序》中说：“盖中无恒业，则日见无事，见无事则益凷然无所用其心，心无所用，则其苦有甚于逼迫程限之役者，故欣然受之而不辞也。”［5］167由此来看，吕留良早期的时文评选并无明确目的，主要当是因为出处节义的困扰而内心苦闷彷徨，借以填补无所用之心。康熙五年（1666）被革去秀才之后，再度从事时文评选，直到康熙十二年。

为什么吕留良人到盛年，又再度以此为业呢？一方面，因为放弃诸生后治生之需要，当时的吕家生口繁盛，吕留良也不得不多方寻求治生之法。他在与多位友人的书信之中都曾提到选文之业所带来的财力，如在《与董方白书》中就说：“选文行世，非仆本怀，缘年来多费，赖此粗给，遂不能遽已。”［5］118另一方面，因为寄托议论、讲明义理之需要。其实就治生而言，当时的吕家毕竟还是大家族，当有众多的途径。故而吕留良钟情于选文，主要还是处于一种道义上的担当，也是吕留良借时文而有所寄托的一面。吕留良自己在《与施愚山书》中也说：“某跧伏荒塍，日趋弇固，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而赏音者以为有当于歌讴。”［5］16而在《答张菊人书》之中，则又详细解说了对于时文的态度，他说：

自来喜读宋人书，爬罗缮买，积有卷帙，又得同志吴孟举互相收拾，目前略备。……盖宋人之学，自有轶汉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系乎诗也。又某喜论《四书章句》，因从时文中辨其是非离合，友人辄怂恿批点，人遂以某为宗宋诗、嗜时文，其实皆非本意也。［5］32

所谓喜好宋人之书、宋人之学，主要就是指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而其次则涉及宋诗，故吕留良与吴之振（孟举）一起选刻了《宋诗钞》。吕留良认为朱子学是“直接三代”的真学问，故而通过时文来辨析朱子《四书》学说中的“是非离合”是其内在本意所在，至于外在形式之“时文”虽偶有讲求然并不太在意，故有人说他“嗜时文”、“时文选手”则“深耻而痛恨”［5］71。当时的吕留良，在家中开设了天盖楼书局，还到南京等地售书。自己刊刻并发行所评选的时文选本之后，摆脱了书商约定评选时限、篇幅之类的约束，也摆脱了评语体例上的限制，于是这些与众不同的优质时文选本开始风行起来，这就不只是为了增加收入，而是为了真正实现改革时文，并藉此弘扬朱子理学了。

那么作为一种道义上的担当，吕留良为什么要选择时文评选？其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三大原因。其一，吕留良对于晚明士人的结社、选文之风并不满意，认为是“以门户声气为事”，在他《东皋遗选序》中还说：“于是郡邑必有数社，每社又必有异同，细如丝发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姻戚不复相顾。”［5］160-161可见当时结社之多，社与社之间又因为评选时文等利益冲突，故而产生了门户之争。士风之坏，除了结社本身，影响更大的还是时文评选行业。吕留良《答赵湛卿书》指出：

盖“选手”二字，某所深耻而痛恨者，不幸其行迹如之。尝谓近世人品文章，皆为选手所坏，……若其苟且卑污，靡所不为，一副龌龊肺肠，不堪照看。目未识贵人，辄呼其字甫，若旧知深好；名未通一刺，已谱叙交契，攀撦线索，谓某某手授邮寄。士林廉耻之道，至此扫地尽矣。［5］71

吕留良一再强调虽为“选手”，却又以“选手”二字为耻，他本人亲自从事选业十多年，故深知其中的弊病。确实当时“选手”多有“龌龊肺肠”，以至于坏了“人品文章”，为了谋求暂时的利益，有许多“选手”全然不顾廉耻了。吕留良在其后期，之所以还在坚持时文评选，就是为了矫正此不良之风。

其二，吕留良虽不认同八股取士，但也不认为问题出在八股文上。当时的科举以八股文考试为重，导致了许多考生的枕边秘籍几乎只有时文评选的册子。不过究其病根，却并不在八股取士上头。吕留良《戊戌房书序》说：

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读何书。探其数卷枕秘之籍，不过一科贵人之业。……然以为科目之弊专由八股，则又不然。

夫科目之弊，由其安于庸腐，而侥幸苟且之心生。文气日漓，人才日替，陈陈相因，无所救止。……且此数十万庸腐之儒者，其耳目无所开，其心思无所用，游谈妄议，武断乡曲以为蠹，如此而人心不坏，教化不坏，事业不损，衣食不耗，而无害于国家者，未之前闻。［5］172-173

应该说他看得还是很准的，科举的弊病，其根源还在于人心，人心容易“安于庸腐”，又在科举考试上报有“侥幸苟且之心”。这些庸腐的儒者，不愿认真研读诸如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等经典，只将希望寄托在时文选本之上，方才导致了“文气日漓，人才日替”，导致了“游谈妄议，武断乡曲”，最后就是亡家、亡国。吕留良在《今集附旧序》中也说：

今日文字之坏，不在文字也，其坏在人心风俗。……今天下之视文字，殆不啻糠秕糟魄矣，岂皆学圣贤之学者与？……惟其视文字也轻，故明知其庸恶陋劣而不以为耻，曰：“吾以钓声利，弋身家之腴而已。”程子曰“洒扫应对，可以至圣人”，则知举业亦可以为伊傅、周召，然而闻此说也，则群哑哑而笑矣。［5］163-164

时文之作原本意在学孔孟、程朱等圣贤，代圣贤而立言，然而庸腐之儒者心怀功利，只将之视为谋求进身之工具，故将之轻视，告知他们通过时文、举业可以成为伊尹、傅说或周公、召公，则群起而笑之。

于是吕留良在《戊戌房书序》中提出：“故愚以为欲兴科目，必重革庸腐之习而后可。”［5］172他之所以投入于时文十多年，就是希望用好的时文，来驱逐恶的时文。在他看来，好的时文可以引导学子重回经典、重回成圣成贤之路。事实上，时文也未必没有好文字，比如吕留良就曾在康熙元年将自己所作时文三十篇，汇集为《惭书》一册，为此书作序的黄周星说：

昨得用晦制义，读之，乃不觉惊叹累日。夫仆所恨者，卑腐庸陋之帖括耳。若如用晦所作，雄奇瑰丽，诡势瑰声，拔地倚天，云垂海立。读者以为诗赋可，以为制策可，以为经史子集诸大家皆无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观，真咄咄怪事哉！使世间习此技者皆如用晦，则八股何必不日星丽而岳渎尊也？”［3］498

因此，吕留良以时文名家的身份来做时文评选，也就能顺理成章了，更何况他还是真正懂得朱子《四书》学真精神的少数儒者之一，故而一旦进入此事业，便一发而不可收了。

其三，吕留良更为强调的是，通过好的讲章、时文来反对俗学、异学。什么是俗学、异学？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一说：“除却俗学、异学，即是大学之道。俗学者，今之讲章、时文也；异学者，今之阳儒阴释以讲学者是也。”［7］3也就是说当时广泛流传的时文、讲章都是俗学，主要由村师所授；还有晚明以来的讲学先生，多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将佛、道等异学杂入儒学之中，他们所讲都是异学。吕留良在《程墨观略论文》之中专门谈了讲章之说的弊病所在：

程子曰：“今之学有三，而异端不与焉，一训诂，一文章，一儒者。”余按，今不特儒者绝于天下，即文章、训话皆不可名学，独存者异端耳。……此余谓讲章之说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烂陈陈，人心厌恶。良知家挟异端之术，窥群情之所欲流，起而抉其篱樊，聪明向上之徒，喜其立论之高，而自悔其旧说之陋，无不翕然归之。隆、万以后，遂以背攻朱注为事，而祸害有不忍言者。识者归咎于禅学，而不知致禅学者之为讲章也。［5］180-181

在吕留良看来，训诂、文章在明代的泛滥，其表现即为讲章之说，与时文一样，虽也讲程朱理学却多是“腐烂陈陈”的学问，故而“人心厌恶”，于是讲章便被阳明心学所占据，混入了禅学之流的异端之术，出现了大量攻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讲章之学。对此问题，吕留良还在《答叶静远书》中有进一步的说明：

病在小时上学，即为村师所误。授以鄙悖之讲章，则以为章句传注之说不过如此；导以猥陋之时文，则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凡所为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初未有知，亦未尝下火煅水磨之功，即曰“予既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学之非。鼠入牛角，蝇投纸窗，其自视章句传注文字之道，原无意味也。已而闻外间有所谓讲学者，其说颇与向所闻者不类，大旨多追寻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为圣学之真传；而向所闻者果支离胶固而无用，则尽弃其学而学焉。一入其中，益厌薄章句传注文字不足为，而别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来，诸讲学先生亦正为村师之讲章、时文所误，不屑更于章句传注文字研穷辨析，乃揣撰一副谬妄浅陋之说，以为得之，不觉其自堕于邪异耳。故从来俗学与异学，无不恶章句传注文字者，而村师与讲学先生其不能精通经义亦一也。［5］29

俗学与异学，导致的是士人“以为章句、传注之说不过如此”，“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因此就不会去对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下火煅水磨之功”，却还自以为已经有所得了，而更严重的则是以邪异之说来“别求新得之解”，结果离开正道越来越远。所以，吕留良要用时文评选来重新讲明章句、传注，讲明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以及八股文之中的文字法度，以端正被俗学、异学搞得乌烟瘴气的讲章、时文风气。

上述三点，其实有着共同的指向，也就是世道人心，而人心之坏其根源，本在功利之企求，次在阳明心学、禅学之异端，故想要疗治士人之心也只有以时文为药，通过时文来重新讲明程朱之学、圣贤之道。署名为吴尔尧《天盖楼大题偶评序》中曾引吕留良的话：

读书未必能穷理，然而望穷理必于读书也。秀才未必能读书，然而望读书必于秀才也。识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于识字也……舍此识字秀才读书者而安望耶？［5］

读书之人未必能从事程、朱理学去格物穷理，但是想要寻找传承程、朱理学之人却还是得在读书人当中；秀才们也不见得真正读书，但想要寻找读书之人也还是在那些识字的秀才当中；进而言之，儒门正学的弘扬，也就只能从那些秀才们最有可能接触的书籍入手。吕葆中的《行略》也引过吕留良类似的话：“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而舍四子书之外，亦无可讲之学。”［3］870吕葆中还说其父“晚年点勘八股文字，精详反复，穷极根抵，每发前人之所未及，乐不为疲也”。可见在吕留良看来，改变士风、学风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士人所离不了的《四书》、时文，以最为优秀的四书文之评选来作引导。

吕留良以时文反时文，因而著成一系列著名的时文选本，再由后人汇集为《四书讲义》等书，影响了一个时代。这一点钱穆先生在《吕晚村学述》中分析的最为透彻：“晚村于当时讲章家言，虽极致其鄙薄之意，而其自所致力，则终不出讲章一途。在彼之意，实欲拔赵帜，立汉帜，借讲章之途径，正儒学之趋向。”［8］213显然挽救世道人心，是其进行时文评选的深层用心所在。

当然，对于时文的作用，吕留良也有矛盾的心态，他在《与吴玉章第二书》中说：“但取圣贤之书，虚心玩味，先通其文义而渐求其理之所归，不必作时文。有所见即作古文论说亦得，或作讲义、或作书牍亦得。”［5］136这就是说，读书之后有所心得，与其写八股时文，不如写古文或讲义、书牍，他最认同的还是直接去读圣贤之书，作时文则不见得真有必要。这种矛盾心理，置于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和吕留良的文化认同中来看，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

关于吕留良是否笃信朱子学，学界多有不同说法，其中影响颇大的则是全祖望在《小山堂祁氏遗书记》之中的说法：

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与。交乃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讬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9］1074

全祖望的说法影响极大，比如章太炎《书吕用晦事》就说吕氏之学“本非朱学”，“以太冲主王学，欲借朱学与竞”［10］317。且不说吕留良是否有与黄宗羲竞争之意，但看其学术发展脉络，即可知其于朱子学必然积学深久。吕留良曾在《复王山史书》中说：

某荒村腐子也，平生无所师承，惟幼读经书，即笃信朱子细注，因朱子之注，而信程、张诸儒，因朱子、程、张而信孔、孟。”［5］69-70

吕留良自幼熟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并认为由朱子之注可至二程、张载等宋儒之学，再至孔子、孟子之学，笃信朱子学为儒门正宗。再者，吕留良少年时代就钻研时文，而时文成败在于是否对《四书》之精义、实学有所精通，由此亦可知其必然精通朱子学。当然并不是说不受王学影响，比如康熙初年，黄宗羲到吕留良家处馆时，他在与张履祥的信中就说“平生言距阳明，却正坐阳明之病”［5］2，也就是说吕留良也曾受过王学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朱子学的立场，正因为当时还有一点朱、王调和心态，故与黄宗羲有所交往，然在康熙五年之后则渐渐放弃调和，转而推尊朱子学，又与早就转向朱子学的张履祥多方联系。康熙八年，张履祥到吕留良家处馆之后，吕留良的朱子学自然也就更为精进了。

在明清之际，因为注意到王学末流的弊病，转而推尊朱子学的学者极多，著名的如顾宪成与高攀龙，然而吕留良与他们不同，其主张也并非简单的“尊朱辟王”，究其本意则有三个特点。

第一，此非门户之争。吕留良在与高攀龙之侄高汇旃的书信中说：“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5］9正德、嘉靖以来，各种邪说流行，最后影响人心、政事以至于明亡，在吕留良看来想要明道，也就必须力辟王学以及其他各种邪说，这只是为了学术、人心，而非程朱、陆王之间的门户之见。所以他一直强调，只有朱子之学才是孔、孟正学，不合朱子者都是异学，都需要辟之而后已，除了王学，还有佛学，还有永康学派陈亮（龙川）的事功之学。《四书讲义》中结合朱子的集注，对这些异学的批判极多，比如卷十六、三十四说：

此便是学术义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与龙川力辟之旨也。［7］376

此永康事功之害，朱子辟之与金溪同。［7］764

当然吕留良之所以认同朱子之辟陈亮，不只是因为朱子认为其为异学，而在于认同朱子的义利之辨本身，也即重义轻利。至于为什么必须“尊朱”，《四书讲义》卷二、十、三十九说：

圣人新民之极，三代后惟朱子得之耳。观其与陈、吕辨论可见。［7］27

惟孔子能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孟，其道同也。［7］21-222

在吕留良看来，或是从朱子学术之广大精微来看，或是从朱子与陈亮、吕祖谦等南宋诸子的论辩来看，唯有朱子才是真正传承儒门正学者，传承了孔、孟，乃至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以来的道统谱系，故而必须折衷于程、朱。

第二，不愿有所调停。吕留良《与施愚山书》说：“论人，则可节取恕收，在阳明不无足法之善；论道，必须直穷到底，不容包罗和会。一着含糊，即是自见不的，无所用争，亦无所用调停也。”［5］16清初之时，诸如黄宗羲等人主张朱、王调停，其背后则是为王学张本。吕留良虽然也认为就个人事功而言，王阳明“不无足法之善”，但就学术而言，则将论人与论学分开，在学术上当求唯一性，故而不可调停。《四书讲义》卷十七说：

世教衰，人心坏，只是一个没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孟、老佛、程朱、陆王都一般并存，全不干我事，善善恶恶之心，至此斩绝，正为他不尚德，无君子之志也。才欲为君子，知尚德，定须讨个分明，如何含糊和会得去。［7］391-392

吕留良极力反对晚明以来的三教合一，反对晚明以来孔孟、老佛以及程朱、陆王都可以并存不悖等说法，他认为为了世教、人心起见，就必须要将学术一一分辨，不可含糊和会，这是他与东林学派等倡导朱子学者的很大一个不同。

第三，认为儒门正学唯由朱子学而上方可讲求。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上文也已提及，但有必要专门就吕留良所理解的朱子学之真再作阐明。吕留良一再强调，宋末以来的朱子学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出处、辞受先儒不曾讲究，但是儒门“下手入德”的关键。吕留良在《复高汇旃书》之中说：

从来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而近世阐提陆说者，其权诈又出金溪之上。金溪之谬，得朱子之辞辟，是非已定，特后人未之读而思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窃佛氏机锋作用之绪馀，乘吾道无人，任其惑乱……而所谓朱子之徒，如仲平、幼清，辱身枉己，而犹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为非。此义不明，使德祐以迄洪武，其间诸儒，失足不少。

故姚江之罪，烈于金溪，而紫阳之学，自吴、许以下已失其传，不足为法。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当真得紫阳之是。《论语》“富与贵”章，先儒谓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今示学者，似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札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盖缘德祐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先儒不曾讲究到此，时中之义，别须严辨，方好下手入德耳。［5］10-11

吕留良指出，宋代陆九渊（金溪）流于佛禅而非儒门正学，经过朱子的严词辟陆，是非得以分辨，到了晚明的王阳明（姚江）则更流于佛禅，且多权诈，故而危害比陆九渊更甚，所以要辟邪，当纠正王学之非，讲明朱学之是。他还指出，自从宋末的德祐年间以来，诸如元代的吴澄（幼清）、许衡（平仲）等人，也是徒有尊朱之名，未得朱学之真，因为他们在元代的异族统治之下“辱身枉己”；而朱学之真则是“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也就是“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札定脚跟”。

在吕留良看来，这一道理朱子等先儒未曾讲究，因为他们未曾经历类似“德祐以后”天地亘古未有的大变局，而吕留良本人则经历明清鼎革，其变故是相似的，故对于节义有着深刻、真切的认识。因此，他在《四书讲义》之中，也多有阐发先讲明出处、辞受而后方可讲明致知、主敬的观念，这方才是吕留良朱子学的根本所在、独特所在。钱穆先生也说：“讲理学正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札定脚跟，而岂理气心性之空言，所能辨诚伪、判是非。此一主张，乃畅发于其《四书讲义》中。亦可谓当晚村之世，惟如晚村，乃始得为善述朱学也。”［8］215也可以这么认为，吕留良的朱子学，因为讲明出处、辞受等节义上的大问题，所以才成为真正结合其时代的朱子学，也就是真正承继了朱子，乃至孔、孟的儒家真精神。

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反复阐明的就是朱子学的真精神，就在于倡节义、反功利，这也就是所谓立身行己之道，也即出处、辞受之际札定脚跟。卷三十五、三十八之中说：

近来多讲朱子之学，于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忧有甚焉者，开堂说法，未开口时，先已不是，又何论其讲义、语录哉！故今日学人，当于立身行己上，定个根脚。［7］796

能够做到大圣大贤的人，都是在出处、辞受上必有坚持，“经天纬地事业，都在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7］881-882《四书讲义》卷七还说：“人必取舍明，而后可以言存养。吾见讲学宗师，谈心论性，诃诋古人。至其趋膻营利，丧身失脚，有不可对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讲者何事也。”［7］156吕留良讲《四书》、讲朱学，其出发点都是节义之道，故而对于晚明流行的空谈心性极为反对，自身节义无一可取，将心性说得高妙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样，趋于功利而“丧身失脚”则更不足取。吕留良并不是说“谈心说性”之类存养工夫的讲求本身有错，而是说学问也有一个先后、大小之分，所以一再强调“取舍明”方可“言存养”。

明晰吕留良诠释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核心理念之后，再来看吕留良所论夷夏之防等问题，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论“夷夏之防”，并非从种族出发，而是从节义之道出发，指出必须倡明节义，反对功利，这其间有着更具深度的儒家义理在。他在《四书讲义》卷十七“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章”说：

圣人此章，义旨甚大。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若此节一失，虽有勋业作为，无足以赎其罪者。若谓能救时成功，即可不论君臣之节，则是计功谋利，可不必正谊明道。开此方便法门，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谁不以救时成功为言者，将万世君臣之祸，自圣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7］401

前人对此章关注极多，大多断章取义而说吕留良在强调夷夏之防大于君臣之义，事实上其真正用意不仅于此。唯有钱穆先生指出吕留良讲春秋大义“为域中第一事者”，其立足点是在节义，“人惟节义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晚村所以深斥永嘉而敬推朱子者，其意在是。”［11］89钱先生的诠释当是符合吕氏原意的。在吕留良看来，夷夏之防固然当守，此本不必多言，而需要讲明的则是如何守其防，唯有先明节义而已；至于“君臣之义”，固然是“人伦之至大”，君臣而后父子、夫妇，然而其中需要讲明的也就是节义。也就是说，真正需要讲明的只有节义之道，至于夷夏之防与君臣之义的选择，在于节义大小的分辨，而不在于功名大小的分辨。朱子还在辨析公子纠与小白谁大谁小以及“忘君事仇之义”，而吕留良则指出，不必论及公子纠、小白的是非，更不必论及功名大小，而要讲明管仲所作所为的节义大小。至于朱子等先儒为什么在此问题上会有纠结，吕留良分析道：“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经历讲究，固难晓然耳！”从此可以看出吕留良对于《春秋》大义的思考，是与其经历明清鼎革之变，在节义上有新的体证有关的。吕留良还说：“此章孔门论出处事功节义之道，甚精甚大，……后世苟且失节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谓不识死活矣。”真正需要辨析的就是节义与功名之别，而功名大小则要服从于节义大小，如不重节义而重功名，那就会被失节之徒误用了。

《四书讲义》之中所论君臣、封建与井田，也是在辨析节义与功利，卷六、三十八说：

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只缘三代以后，君臣都忘却了天字，……直弄成一个私心自利世界。［7］142

父子之仁，君臣之义，并行于天地之间，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义，则并其所为仁者，私心也，非仁也。”［7］869

在吕留良看来，父子、君臣之间都有一个“义”在，而“义”则本于“天”如不去讲求天理、节义则会生出种种私心来了。卷三十七说：

君臣以义合，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与朋友之伦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恶，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礼，非君臣之变也。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絶，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但以权法相制，而君子行义之道几亡矣。［7］831-832

因为君臣之义，来自天理，故而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这在周代的封建制之下比较容易实现，在郡县制、大一统之下则很难实现，所以说“有进退无去就”，更何况“尊君卑臣”以至于君臣上下悬绝，更无法实现士大夫的节义了。所以说，吕留良之所以重新辨析君臣关系，并倡导封建、井田，也就是因为倡导“君子行义之道”。卷三十四则说：

封建井田之废，势也，非理也；乱也，非治也。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忧而必争者，正为此耳。虽终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圣王之复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为迂，更复何望哉！［7］764-765

吕留良认为后世废封建、井田然后因循苟且，都是一种私利之心，然而就算终古必不能再行封建、井田，儒者也不可不坚持立场，否则就是所谓曲学阿世，成了孔孟、程朱的罪人，儒者还当有一点迂拙，而死守其节义，方能为世人留存一份希望。

吕留良的上述观念自然会引起统治者的警惕，雍正帝驳斥吕留良，倒是下了一番功夫，且从节义入手，以可谓抓住根本。他在上谕中说：

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12］556

雍正帝并不详论吕留良之阐发朱子学，而论其于明、清两朝之关系，论其最为关切的节义、功利。他认为吕留良在成为清朝诸生十多年后方才坚守明遗民之气节，实在难免“悖逆反复”之嫌，而时文评选则也有“营求声利”的一面。这两点确实也道出了吕留良心中隐痛，然而也只是指出其遗民心态的一个侧面而已，并不能反映其中的真实意义。至于《四书讲义》一书，雍正帝认为“毁之固未必能尽；即毁之而绝无留遗，天下后世更何从窥其底蕴，而辨诸道学之真伪乎”，故未禁毁，而是命大学士朱轼等编撰《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一书，“逐条摘驳”。［12］590到了乾隆朝《四书讲义》等吕留良的著述悉数被禁，其传播便转入地下。

四

基于遗民情结，吕留良的以时文评选为载体的独特的朱子学思想，重在彰显中国儒学之中的节义之道，强调为人为学，当重节义而非功名利禄，并以此来考量诸如吴澄、许衡等后世朱子学者，先问其出处、辞受之际的节义如何，带有朱子学式的道德严格主义色彩。其富有时代色彩的“义利之辨”，用心则在于端正士风、学风，挽救世道人心。吕留良与陆陇其最大的思想差异也在于此n，他的书之所以能风行一时也在于此。而在此理念之下，他的《四书讲义》对朱子的阐发在义理层面是统一的、精切的，且有诸多独到之处的，无论是对王阳明、陈亮等人学术的排斥，还是对夷夏之辨以及君臣、封建、井田等问题的探析，都是从节义之道引申而发展朱子思想的。诚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书中悉就朱注发挥，然体会有得，多有比朱注更精更切者，时亦自出己意，不能尽合朱子。……自成吕氏之书，非一般遵朱不敢失尺寸者可以同语也。”［13］946吕留良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发挥难能可贵，诸如节义之道等论述，虽不尽合于朱子然亦极有价值，绝非当时一般《四书》学者所能及。因此，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以及之后的《四书讲义》，在康熙、雍正乃至曾、吕文案之后，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

受其直接影响者非陆陇其莫属，他在《松阳讲义》之中称引其当世学者唯有吕留良最多，钱穆先生也说：“稼书议论，颇有蹈袭晚村。”且就“蹈袭”还有小注：“稼书松阳讲义十二卷，其间称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处，迹尤显也。”［11］84-85此后，还有多种版本的《四书》类著作，也都引用了吕留良论四书，如王琰编撰的《四书绎注》五卷，钱穆先生在论及吕留良《四书讲义》影响时也有提及，但称其书名爲《吕陆四书绎注》。该书于《四书》各章先摘録吕留良、陆陇其二人之评语，再附以己说，其序赞扬吕留良《四书》评语“于朱子之注《四书》有所发明，一时学者宗之”。［14］477李沛霖、李祯编撰的《四书朱子异同条辨》一书，对吕留良评价极高，称其为“杰出之士”［15］10。该书共四十卷，后又刊行书名为《四书诸儒辑要》的删减版，两个版本都曾一再梓行，影响极广，而又因其大量引用吕留良评语而曾遭禁毁。陕甘总督李侍尧、四川总督文授分别奏缴该书，都说“内有吕留良讲义七百零二条”［16］16、263。还有康熙三十六年刊行的、张庸德增补的《四书尊注会意解》，因为“内多吕留良说”而被禁毁，［17］1096这些事例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吕留良时文评选的思想力量。

至于清初学者对吕留良的评价，则可举隐居深山的王夫之，在其《搔首问》一书中说：“近有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是已。”［18］646王夫之不完全认同吕留良，然而也极为关注其“尊朱辟王”之影响。戴名世《九科大题文序》说：“吾读吕氏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也。……而二十余年以来，家诵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19］102王弘撰《山志》也说：“近时崇正学、尊先儒，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吕晚村也。”［20］266可见当时吕留良的书风行海内，且真正起到了推尊朱子学，维挽风气的作用。到了晚清，文网稍宽，吕留良《四书讲义》等书又再度风行起来，如曾国藩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七月的家书中就说时文当读吕晚村；［21］1024张謇《吕晚村墨迹跋》也说：“謇十四许时，读晚村批评之制艺，义本朱子，绳尺极严，不少假贷，缘此于制举业稍睹正轨。”［2］455由此可见，无论八股文之写作，或是推尊朱子学，吕留良的影响都是覆盖有清一代的。

对吕留良普遍给予极高评价的背后深意在于：节义之道自始至终都是清代士人心中隐藏的大问题。正因为吕留良将节义之道与遗民心态融铸起来，提升到突出的高度，其推尊朱子学才具有了时代意义，而他的时文评选也才能够在清初文章学中赢得富有光彩的独特地位。

参考文献

[1]张天杰、肖永明.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条主线［J］.中国哲学史，2010，（2）.

[2]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吕留良.吕留良全集（第二册）［M］.俞国林，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

[4]吕留良.吕留良全集（第三册）［M］.俞国林，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

[5]吕留良.吕留良全集（第一册）［M］.俞国林，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

[6]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吕留良.四书讲义［M］.俞国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

[8]钱穆.吕晚村学述［M］//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9]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五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12]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3]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4]王锬.四书绎注［M］//四库禁毁书丛刊（经部第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5]李沛霖，李祯.四书朱子异同条辨［M］//四库禁毁书丛刊（经部第2、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6]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17]张书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8]王夫之.搔首问［M］//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19]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王弘撰.山志•二集（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5.

注释

1关于吕留良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文字狱案件，研究其思想最为全面的是钱穆，详见下文论及。此外较重要的还有：容肇祖《吕留良及其思想》，载《辅仁学志》1936年5卷1-2期；陈祖武《吕留良散论》，载《清史论丛》第7辑，中华书局1986年，此文修订之后，载于作者的专著《清初学术思辨录》第七章《吕留良与浙西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美]狄百瑞著、黄水婴译《儒家的困境》第四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日]伊东贵之著、杨际开译《中国近世的思想典范》第五章，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版。另有多篇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吕留良《四书》评语。学界已有研究大多将“尊朱辟王”与“夷夏之辨”以及封建、井田论等孤立来看，又未联系其遗民情结、时代变迁，故得出的论断多有片面、不够圆融。

2吕留良时文评选的著作主要有《天盖楼偶评》、《天盖楼制艺合刻》、《十二科小题观略》、《十二科程墨观略》、《唐荆川先生传稿》、《归振川先生全稿》、《陈大樽先生全稿》、《钱起士先生全稿》、《黄陶庵先生全稿》、《黄葵阳先生全稿》、《江西五家稿》、《质亡集》等。后有吕留良的弟子，将时文选本中的吕氏评语摘出，并以《四书》的顺序加以重组，重要的版本有周在延编《天盖楼四书语录》、陈鏦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车鼎丰编《吕子评语》，其中流传最广则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

3据卞僧慧先生的考证，此序实出吕留良本人之手。吴尔尧：《天盖楼大题偶评序》，载《吕留良年谱长编》，第203-204页。

4除了钱穆，容肇祖、陈祖武等学者也注意到此文，他们认为吕留良讲朱学重视出处，这是其思想特点，但只将其联系于种族、民族气节，而未认为这是理学或儒学的真精神。容肇祖先生说：“种族的思想，他是很看重的，他要分夷夏，在满清入主的时候，他自然对于出处去就的节义，特别的看重了。”容肇祖：《吕留良及其思想》，载《辅仁学志》1936年5卷1期；陈祖武先生说：“他所谓‘先儒不曾讲到’的‘紫阳之是’，呼之欲出，那便是为他所一贯坚持和表彰的民族气节。……这样的朱学观，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同清初陆陇其、张烈、熊赐履、李光地等御用理学家的尊朱辟王殊若霄壤，不可同日而语。”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第141页。

5陆陇其自己也说：“所不能尽合于先生者，程明道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斯言耿耿，横于胸中，遂与先生出处殊途。”陆陇其：《祭吕晚村先生文》，《三鱼堂文集》卷十二，参见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第305页。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