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徒法不足以自行

——香港新选制的风险在哪里？

受访者：田飞龙

来源：橙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四月廿九日戊子

          耶稣2021年6月9日

田飞龙认为新选举制度在推进过程中仍将面临风险。资料图

【橙讯】5月31日，完善选举制度条例正式刊宪生效。这一改革能否彻底结束立法会内部的政治乱局，还香港一片政清人和的新气象？为解答这一问题，《橙新闻》在北京专访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与读者分享他的看法。

就完善选举制度条例正式刊宪生效，田飞龙表示，此次完善选举制度条例与《香港国安法》所遵循的立法逻辑是一致的。中央立足于「一国两制」所赋予的制度创造权，完全主导此次选举制度改革的法律设计与配置，而港府则需要在中央制定好的框架下进行本地立法的配套填充，此次刊宪便是完成这一功能。

完善选举制度的成功落地有两点意义：第一，确保香港的选举制度仅仅对爱国者开放，非爱国者，尤其是反中乱港势力必须出局——已当选者通过直接DQ或宣誓制度甄别的方式出局，未当选者则是以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拦截在选举之外，从而实现对本地管治体系的改组。

第二，激励爱国者内部的良性竞争，打造出一支贤能爱国者的队伍。这将使香港政治竞争的重心从原本的立场之争转向能力之争。

此次中央出手，绝不仅仅是为了将反中乱港者赶出管治系统，更为重要的是提高目前管治队伍的执行力及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力，从而更好的配合国家完成新时代的战略任务。

田飞龙坦言，要实现「贤能政治」有两个原则，其一是选贤与能。「爱国者治港」的法律化、标准化实际上拓宽了参政人士的范畴与类别，令传统建制派以外的温和反对派和中间派也能获得更多机会。只要他们真正符合爱国者标准，便能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与待遇。

此前的非建制派中人有两个政治负担，一个是不被中央信任，另一个是被迫与外部势力及本地极端势力捆绑来保证自己的政治利益。选举制度改革将帮助他们摆脱这两个负担。因为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只要达到爱国者的标准，便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刻意区分建制与非建制，中央将给予所有爱国者同等的信任。这一更为广阔的参政平台将令一些非建制的人才放下政治包袱，为香港、为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

同时，新选举制度将促进建制派内部的良性竞争，形成「贤能者上，非贤能者下」的局面。这种公开的竞争可以甄别并边缘化「两面派」和「忠诚废物」，「净化」香港的管治系统。

第二个原则是监督问责。港人根深蒂固的认为只有所谓「一人一票」的普选才能实现问责，但其实中央早已有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例如内地就有针对党员干部腐败问题的考核制度。这套制度被一位加拿大籍的学者贝淡宁称为「贤能政治」。香港在这方面是匮乏的，此次选举制度改革就是为在香港建立起「贤能政治」的监督体系。在这一监督制度下，一旦发现有公职人员未能履行承诺或辜负选民及中央的信任，那么问责部门就可以依据法律对其进行处罚，甚至剥夺其职位。

随着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条例的相继落地，不少人都对香港未来的政局充满乐观。但田飞龙认为，风险其实仍然存在。田飞龙说，从两次立法来看，中央的确下定决心要重建「一国两制」的权威。但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无论是国安法还是新选举制度，更多的都是代表了中央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以及对香港的规划，但却未必已经被香港本土的价值观所接受。因此，新制度存在是否能「软着陆」的风险。

例如，国安法若想真正成为行之有效的法律，就必须经历被香港普通法吸纳、转化的过程。从法律地位来看，国安法固然高于香港普通法，但实际在具体的案件判定过程中都会存在着国安法与普通法在法理层面的「斗争」，黎智英案就是一个典型。

田飞龙相信，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若想在香港实现「软着陆」，并成为扎根与香港普通法中的权威法律条文，都需要经历一场复杂的内外部法律斗争。此事涉及香港大律师公会、香港与英藉外籍法官的合作机制以及西方国家对香港法制的认可等多方面问题。

此外，在落实选举制度的过程中，也难以避免会遭到反对派的抵制。他们会主张选举制度改革是中央「强加」于香港的，会破坏香港的民主生态。他们很有可能会进行「选举不合作」运动，或者可以称之为「选举揽炒主义」。尽管香港政府为配合新选举制度落地，已经新增一些本地条款来制约操纵选举的行为，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田飞龙指出，选举过程中选民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而反对派很有可能会通过煽动选民对新选举制度的抵触来达到「选举揽炒」的目的。

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有效手段提高新制度的社会认可度及人心接受度，应让选民理解「爱国者治港」并非「清一色」，新选举制度仍将保持候选人的多样性。而候选人则应该谦卑诚恳的面对选民，而不要「眼光向上」，只关注是否能得到中央的祝福、能否当选，却忽略对社会与选民负责这一基本的政治伦理与政治素养。只有在选民与新制度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互动，才能使新制度成为「一国两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正当性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同时，田飞龙指出现行的公务员队伍也有需要加强的方面。他认为香港目前的公务员教育与考评体系不足以令其全面并准确的运用「一国两制」，无法达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所倡导的「坚定的爱国者」这样更高的要求。的确，目前的宣誓制度会清除一些与政府立场不一致的公务员，但很难以此提升公务员队伍的整体能力。

他称，不排除现在政府内部仍存在一些公职人员，以已有程序或资源条件为借口消极行政，不主动判断问题并承担责任，这在内地被称为「消极腐败」，是指公职人员尸位素餐，不积极履职。这种行为也会影响「爱国者治港」这一理念在香港实现。

要真正贯彻「爱国者治港」，就必须立足于两点，第一就是提升公务员表里如一的忠诚度，第二就是增强他们的施政能力，例如可以与内地进行任职交流，避免公务员长期在单一岗位、单一环境中工作而产生认知的局限性。不同的岗位更加能考验公职人员的忠诚度和行政能力。

田飞龙透露，中央并不是想让香港公务员完成变为内地公务员，而是希望香港公务员可以增加服务意识，成为香港人民的公仆。从世界范围来看，强调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是一种普世的行政文化。强调公务员只需要按部就班完成规定的工作其实是韦伯式的「法理官僚制」，将令公务员丧失灵魂。而香港公务员队伍长期以来的「程序主义」传统，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香港。

香港目前正面临多重挑战：疫情后重振经济、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大潮及国家「十四五规划」、国安法及新选举制度的落地，此外，香港还要面对多变国际环境的考验。因此，田飞龙认为香港的公务员必须要有政治敏感性和斗争意识，不断提升自己身的使命感与施政能力，以应对复杂的内外部局势。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