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的宋学学者均以复兴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为目标,但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宋学主流对王安石的政治批判和学术怀疑进一步加深,他们逐渐更为强调内圣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宋儒反对走王安石从《五经》寻求富国强兵的外王路线,转向从《四书》中寻求内圣工夫。宋代士大夫的内圣追求推动了宋学思潮的转向,与此同时也推动了《四书》···
董仲舒“立太学”、“设痒序”对策的付诸实施,儒家教条开始以有组织的方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使之逐步成为一种“弥漫性宗教”。董子要求郡守、县令皆成为“民之师帅”,以官为师,以君为圣,这种官师一体的设计为此后中国描绘出政教合一的底色,但也悄悄地把道统糅合进了政统。重建天道信仰体系则面临来自人文传统和整合其他宗···
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明清两朝修志风潮炽盛,志书中往往有对丁祭祀孔仪式舞蹈过程的记载,但多用字谱,存世图谱较少。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
工夫论从朱子到阳明再到龙溪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在阳明那里可以得到确认,前者是“诚意”工夫的转变,后者则是“正心”工夫的提出。朱子的“诚意”工夫所体现的道德意识是一种“反思—规范”的道德意识,即人对自己意念的判断是根据已经具有的“应当之理”做出一个判断,而后“规范”自己的意念使其合于善。
秦帝国意味着秦以边陲王国君临天下,因此而必然遭遇文化上现实与历史的断裂、政治上国家与社会的对峙。汉武帝困惑的,董仲舒解决的,正是这两大问题。从这一角度解读《春秋繁露》,不仅意味着从周秦之变、汉承秦制的时代转换去理解董仲舒所抱持之文化立场和价值理想,而且也意味着从这一切与我们今天的处境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认定去解···
西汉《春秋》学有以下几个特征:神化孔子作《春秋》,为汉代政治合法性服务;以《春秋》经世,为汉代政治和改制提供蓝图和具体指导;《春秋》流为史学,为后世的历史书写提供了较为成熟的范式、体例。
董仲舒回顾和反思西汉立国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对治国之道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著名的“更化则可善治”这一命题。“更化”的基本内涵是更而化之,需要遵循三条原则,即“奉天”“法古”“爱民”。“更化”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即意识形态的更替、政治制度的改良与文教政策的调整。
在儒教中,天人合一是基本信念,信命、信道、信经典相统一,希贤成圣是人生理想,经学思维是基本思维方式。天授和受命、奉天和尊神观念,与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构成董仲舒儒教思想的核心信念;用有宗教性能的天人感应论为“三纲”制度提供理论说明,是董仲舒儒教思想的现实目的。
如何看待不断兴起的国学机构?少儿该不该读经以及如何读经?进入网络化、数字化、碎片化的人工智能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应该如何进行?诸如此类问题,需要我们在“国学热”背景与语境之下进行“冷思考”。
张新民先生从事史学研究近四十年,在地方志、阳明学、区域史、黔学、清水江学、文献学、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本文对张新民先生的史学成就进行初步总结,以展示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张新民先生之佛学研究因缘乃受中国文化热之时代影响,其直接原因是对生死问题之追问,并在博大精深之中国文化智慧海洋尤其是佛学中找到了解决人生迷惑与生命迷惘之答案,而走入了佛教之历史、文化和思想研究新天地,且走进了中国文化之意义世界。
孙应鳌是王阳明第二代弟子,系黔中王门集大成者,一生著述颇丰,多达二十余种。《四书近语》是孙应鳌关于“四书学”和心学理论的代表作,在阳明后学中建立起颇具特色的“仁本”心学思想体系,包括“仁本论”、“求仁论”、“工夫论”。通过对《四书近语》一书的研究,具体探析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在阳明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先生的儒学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维度,注重天命直觉的内在体验,讲求汉宋佛道的贯通和大小传统的互动,主张以活泼泼的生命境界为导向的政治生活秩序的建构。
本文通过对比殷周两代的信仰因素及殷商与西周的“天命”信仰的异同,总结出殷商迅速灭亡的必然性以及西周制度和文化的创新,解释其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基本格局的原因。
这是一份辑者当年在杭州、徐州居住并留心收集、阅读马一浮文献并拟写一本有关马一浮的书时所辑的文献目录,辑成于2007年底,并发布在孔子2000网“林桂榛文集”里,后研究兴趣发生转移而终止续辑及撰写该书[记得已写成五六万字,但底稿不知何去矣],且首发此目录的孔子2000网早已关闭。
在宋明理学中,王霸之辩主要围绕掌握公共权力的统治者具有何种动机才更为正当的问题来开展,在这一论域中,王霸之辩又转化为公私之辩。传统王霸之辩在建构政治理想、促使政治家注重个人品德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现代政治哲学具有启示意义,但在解释公共权力的来源、约束和运行等方面,缺乏更为深入的解释能力和有效的现实措施。
一方面,船山持守“明德为本”的传统解释,并指出“明德”之所以“为本”就在于“明德与新民”为“理一”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对“慎乎德”的论述揭示“新民”活动有其相对独立的原则与规范,并通过对“教化之权下移”的论述,特别是对“德化天下”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儒家政治哲学的某些反思与批判。
关于《礼序》一文的作者,自南宋至今,有“程伊川作者说”与“朱子作者说”两种说法。本文对两种旧说提出质疑,并举出五条证据,即内容之一致、篇名之吻合、《礼记》著作之有无、思想内涵之相符、卫湜《礼记集说》之引用,考定《礼序》作者乃程伊川门人周行己,《礼序》即今本《浮沚集》卷四所收《礼记讲义序》。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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