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宁陈氏源出客家,雍正年间始由福建上杭迁至江西修水,属于被土著士绅排斥的族群,其家族用了百年时间从“棚民”跃升至乡绅;直到陈宝箴中举,才为家族初获功名,以后更因缘际会,成为独掌一方的大员,可说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再到第二代的陈三立,尤其是更下一代的陈寅恪,才算在文化上取得了成功。
何休三世说将“异内外”、文质论皆纳于其中,通过书法辞例呈现王道至备之渐进进程,其核心为新王“改制”说,其说兼具渐进与复古义;同时,《春秋》制因寓孔子之道,超迈于先王政教体系之上,更具完备性与普适义,故由先王法至《春秋》制,确实有渐进趋势。郑玄历史观以礼为纽带,呈现逐渐美备之上升趋势,“周礼”承载五帝三王之道,并有益···
儒学包含了成己安人、“为政以德”与推己及人、“为国以礼”两个方面,前者由道德而政治,可称为孔孟之道,后者则由政治而道德,可概括为孔荀之制。
从接受的视角分析南宋史家郑樵在明清时期的形象,明显受着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学术思潮与学术宗奉的影响。明代力图扭转郑樵在《宋史·郑樵传》中消极形象的努力,始于中期开始的地方史叙述中表彰乡贤的活动。
《诗经》十五《国风》的地域文化特点是一个古老话题,也是现代《诗经》研究中的热点。但迄今为止的《国风》地域文化研究,始终未能涉及它与底层民间风俗的关系问题。
通过何休来解释董仲舒的春秋学,是历代注释者共同遵循的方法。近来有学者从学理上否定了这一路径,认为董学未明的症结正在于此,力图突破何休的框架另立新说,并举“远近内外”问题为例。本文从该例证出发,阐述新旧两种解说,分析出新说错误的原因在于误解了何休的“义例”。以此广论何休的“义例”与董仲舒“《春秋》无达辞”观念之间的关系···
晚清公羊学风靡海内,腾挪跌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程和学术的变迁。对此作专题探讨在哲理上有深刻启示意义:传统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转变的内在基础、内在动力;晚清时期虽然危机深重,但又是中华民族克服艰危局面、有识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关键时期,可以形象地称之为“经学史上壮观的夕照”。
董仲舒不仅把饮食指向仁义道德和礼乐制度的实践层面,而且上升到了自然神论和精神信念层面。
比较古典学”不应仅限于平行或交叉的比较研究,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古典文明,正面直切地通过西方原典或译本,不断借鉴和吸纳其古典语文学、博物学、校勘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的理念、方法和范式,来观照、研究中国古典,以重振古典文明,我以为这是“比较古典学”当前乃至今后长时期的主要面向。
《易林》之筮法,此關係到漢代《易》學的流派問題。蓋筮法本即由蓍策演算得數(後簡易為銅錢)定出本卦,復據老陽或老陰變爻定其之卦,合本卦、之卦而求占斷,《易林》即占斷之辭、備檢之冊也。此歷來相傳之法。然唐以來又有直日占斷之法並《焦林直日》一文,以《易林》筮法與六十四卦卦氣直日混而為一。及至近代,學者多據《焦林直日···
“活埋”的决断使船山的生命打成了一片。如此获得的整全生命,无论长短,都是长久的。否则,即使长寿,也是短的。如此打成一片的学问,无论经史义理汉学宋学,都是为己之学。学而已矣,其乐无穷。否则,经史义理相互龃龉,汉学宋学顾此失彼,支离破碎,“道术将为天下裂”,“与接为构,日以心斗”,苦不堪言。孔颜所乐何事?船山所埋何物?···
周炽成人性论/性朴论及荀韩研究著述目录初编
中国文化自孔孟开始,从整体上看,就始终强调两头功夫:一是向内体认生命存在的真谛,认知自己、了解自己,净化和提升心灵世界;再是向外了解世界存在的真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建构合理的人间社会秩序。在内是仁义、是本心、是良知,在外是天道、是天德、是天理,都属于本体论范畴,具有形而上的特征,不仅要对其做出学理性解释,···
康有为的悟道从境界上说并不新鲜,但特别之处在于“自谓从致知格物悟得”,反映出他对近代科学实测特点的把握和由器入道的新思想动向。但是,他并没有将实测限制在自然科学领域,而是予以泛化应用。这对后来的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六经》去古甚远,其义难求。荆公知难而进,籍《六经》以成务,托古改制;朱子反之,依《四书》修己,以身心之理,而代经世之道,二人学说呈互斥之势,其实质是由二人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地偏执,所产生的张力。
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规模弘大,人体造型优美,是亚欧草原独一无二的青铜时代大规模摩崖石刻岩画。该摩崖岩刻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王炳华先生已有两部学术著作出版,此外学界研究关注的论文较多,研究多侧重于生殖崇拜。
如何重建古典视域?首先当然是重建经学。重建经学迫在眉睫,这已是学界共识。然而,古史、诸子是否需要重建?如果需要,又如何可能?如果可能,又应当以何种恰当的方式推进?这些,都是建设中国的古典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魏晋时期,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品行和从政能力如何,只能从宗族乡党舆论那里得到正确的评价,这是中正对乡党人士考察的重要一环。
在马克斯·韦伯深邃的思想中,理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其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考察不同宗教,确切地说,考察不同宗教“祛魅”之于理性的影响。
《新唯识论》问世后即饱受争议,熊十力与内学院诸君曾为此多番辩难。通过回顾双方几次正面交锋的情况,可知熊十力对唯识学的一些关键性概念的理解是有意误读,而刘定权对熊十力的批评多为意气之辩,吕澂则意在借批评《新唯识论》抨击整个如来藏佛教宗派,只有王恩洋对《新唯识论》的回应是立足《新唯识论》义理本身而发。实际上,《新唯识论···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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