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序》一文的作者,自南宋至今,有“程伊川作者说”与“朱子作者说”两种说法。本文对两种旧说提出质疑,并举出五条证据,即内容之一致、篇名之吻合、《礼记》著作之有无、思想内涵之相符、卫湜《礼记集说》之引用,考定《礼序》作者乃程伊川门人周行己,《礼序》即今本《浮沚集》卷四所收《礼记讲义序》。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基于耶林式的法权观念批判旧伦理与旧道德,并以此建构新的社会伦理。但他并未因此而完全否定了旧伦理与旧道德,而是基于新的权利义务观念对旧伦理进行规范性重构,将旧道德淬厉为新道德。
历代荀学史重要书目清单
「存有三态论」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构支柱,它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程中重新调适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内圣)的方法途径。一方面恰当的调适而上遂于「道」,另方面则具体而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调理出「一统」。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
在今中国文哲界,身体学、工夫论是显学,本体论、心性学亦是显学,新书迭出,新论纷见,不可不了解学习。
《乐记》是中国首部专论歌乐舞的乐论专著,系汉武帝时刘德与毛生等所作(公元前130年前)。西汉末年刘向校《乐记》得23篇,11篇于东汉马融时编为《礼记·乐记》,另西汉褚少孙采《乐记》补《史记·乐书》,余篇散佚。郑玄说“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乐记》要义为何?“乐”字当作何解?
判定“四有说”的依据不在于是“至善无恶”,还是“无善无恶”,而在于“有善有恶意之动”。相对以“先天正心”为理论基础的“四无说”,“后天诚意”是龙溪语境中“四有说”的基本内涵。“四有说”体现了龙溪对阳明“四句教”的特定理解和定位。
2019年11月3日,海峡两岸(首届)孔子后人与朱子后人对话“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价值”论坛在福州举行,台湾学者朱高正作主旨发言,分享了他对“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孔子与朱熹的精髓与异同”“新時代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强基础、补短板”等问题的看法,以下讲稿授权凤凰网国学发布,有所删节。
“孝”在儒家传统中发挥着双重功能,既是公共生活的规范,也是家庭生活中的个人美德。作为公共规范的“孝”,往往意味着公共生活中的政治品格和家庭伦理生活的顺从关系,被统治者所关注、舆论所监督、公权力所保障,由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孝道”可能演化为一种“道德表演”。
“贱丈夫”并非孟子对商人的定性,乃是贱人心之贪婪。教玉人雕琢成为妨碍治国任贤的代名词,但治国任贤并非如玉人雕琢那样只是一个专业问题。士君子之尚志不似梓匠轮舆之事,其所为可谓功在千秋。孟子论孔子为委吏或乘田,表明家贫亲老之时不择官而仕。最后通过矢人与函人之论显示慎择其业之意,又由“君子远庖厨”论出慎养其心之义,全面···
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心性儒学重良知本体与政治儒学重王道仁政的分歧,但都较少关注孔子“中庸”的“时中”维度。实际上,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正是中国先秦儒家本原文化对世界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它所蕴含的从“慎独”到“群治”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平衡,构成了对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和党派政治所存弊端的纠偏。
本文从《春秋》学的现世主义和未来主义进行分析,认为高拱的理论是取消了未来主义面向,将《春秋》降为一代之史,时王与新王合一,使得《春秋》的批判性大为减弱。
我相信中国智慧的力量,也相信六经是中国智慧最高的表现形态,其中有一个非常强大、非常系统,也有丰富的解释空间的思想体系。郑玄与朱子分别从自己的角度,诠释了这个体系,成为汉宋之学的两大高峰。现代人要讲出中国思想的意义,必须以现代方式重新阐释这一体系。
全面认识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需在易学背景下来理解,显然,“中正仁义”才是其人极思想的核心与主体,“主静”是实现“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一种修养方法。
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全盘评估与优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同时,对“一国两制”及香港制度完善提出若干关键性判断及安排,是应对香港危机的中央管治思路。但“一国两制”下,中央管治需依法而富有智慧地进行,香港本地的自治与自救仍是关键。
历来研究《大学》与《中庸》,多关注这两篇脱离《礼记》作爲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却无人注意《大学》、《中庸》在明清时代重返《礼记》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影响甚大,在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也非同寻常。
旁尊降和余尊厌是丧服制度中的两种降服,然而两者的制服原则并不十分明确,且在适用上多有纠葛。本文旨在探明旁尊降和余尊厌的性质,相互间适用的规则,以及各自适用的亲属范围。
有关荀子“政治正当性”的主张,已经有许多有益的探讨。站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政治正当性”所预认的观念前提在于民众的自我意志的自由和自决,舍此,则任何权力的“正当”或“不正当”皆无从谈起。正是从此前提出发,荀子在权力来源的问题上并不曾追问权力本身的正当性问题,而更多的是在意统治者统治权力在效果上的合理性问题。造成此···
朱子理学以程颐为宗,虽遍解诸经,却无《春秋》学方面的著述。其先,胡安国本于程颐《春秋传》而治《春秋》,尤崇尚“一字褒贬”之书法。朱子则不然,而颇攻胡氏之学,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已,且不信条例之学,而于《春秋》三传中独重《左传》,则纯粹以史书视《春秋》也。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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