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悌等各种美好品德往往融合并集中到一个人格形象即君子人格身上。学习时报即日起开设“我看君子文化”栏目,意在弘扬君子文化,焕发人们内心的美好价值理念和道德情怀。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教授主编的《陆陇其全集》。陆陇其是清初的朱子学家,号称理学名臣。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清初朱子学的研究将会有重要的推动。进而言之,我觉得明清朱子学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将会成为未来新的增长点。
现代孝行,不仅要在道德文化上给予倡导弘扬,还要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支持,尽量不要出现这种现行规章制度甚至法律与行孝服丧送终的矛盾。解决这个冲突的现实可靠办法就是建议国家立法部门启动丧假的立法程序,这虽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但应该立即着手进行。
现代孝行,不仅要在道德文化上给予倡导弘扬,还要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支持,尽量不要出现这种现行规章制度甚至法律与行孝服丧送终的矛盾。解决这个冲突的现实可靠办法就是建议国家立法部门启动丧假的立法程序,这虽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但应该立即着手进行。
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中国研究方法是经史之学。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是传统经史体制崩解后,被迫寄身于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残片。如果我们意欲接续中国学术传统并予以弘大,那就应当接续经史之学传统,尤其是发现并弘大20世纪的经史之学,从而在更大范围的新天下发展中国式社会科学体系。
我们的历史课本有“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而海外汉学界则有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的论断,那么,这“萌芽”与这“拂晓”之间,究竟哪一个更加富庶呢?或者干脆点说,哪一个时代的平民生活水平更高一些?嗯,有必要来比较比较。
黄仁宇先生这么描述宋王朝:“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而当他将目光投向明朝时,则认为,朱元璋创立的“洪武型财政”过于迁就农村经济的习惯,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的商业作进一步发展。
本文标题中的厌女者指的“是我”(c’est moi),这是法国作家福楼拜(Flaubert)在《包法利夫人》中使用的词语。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中不乏饱学之士,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多年,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札记、书信和报告,向欧洲人展现出一幅幅中国历史的宏伟画卷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场景。传教士热心于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在欧洲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上起尧、舜、禹传说时期,下讫秦穆公时代,是考察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然而《尚书》在流传过程中,命运多舛,屡遭劫难。2008年7月,清华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一批珍贵的楚地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以无字残片为标本···
圣诞节这天,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为全体国民送上一份“大餐”,但很多人并没有胃口来享用它。真相在于它根本引不起任何食欲,与其说是现场烤制的美味倒不如说是廉价的速冻食品。首相的贸易协议并非“天大喜事的好消息”,只不过是对特殊亲密关系已经沦为纯粹交易的最终确认而已。
哲学教导我们如何面对死亡,这是获得自由和生存的关键。
我们都很熟悉下面这些话:只有失去了之后,你才意识到曾经拥有的东西。
可以说,我的整个成年生活一直都是在逃避童年的影响——现在我很少再想到童年了,如此说来,这是成功的逃逸。回顾童年总是让我感到悲伤,有时候还非常痛苦,因此,大部分时间我都禁止童年闯入意识的前沿:这与宣称童年对我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的说法大相径庭。
本文讨论了热衷长生不老的坏脾气老头的问题。
思考就是把自己局限在单一想法内,就像天空中的一颗星星,你静静地站立一整天。
本文解释了临终时刻为什么更重要。
在我看来,自发的协调性(即没有统一操控的协作)要比具有神秘色彩的荣格的共时性更能说明儒家的和谐概念。同时,我不排除因果联系在和谐过程中的作用。我尤其赞成范教授关于“和谐主义是儒家伦理学的首要特点”之观点。
我认为,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契约传统,而是超越国家的全球化是由为了自己利益可以不顾一切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主导这一悖论。对此,我也在我的新着里提出了以“仁责高于主权”为原则的儒家新天下体系。我想,上述在政治与制度层面上的努力,也许才是大疫当前,儒家能够做出的贡献。
范教授强调儒家不以契约关系理解家人关系乃至五伦,可能是出于对契约的某种成见,这种成见以为,凡说到“契约”,就是西方功利主义所讲的那种带有很强的物质利益交换意图的契约。儒家固然没有这种强烈的功利意图,但也并非毫无平等互利的契约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