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创立了蕺山学派,被后人称为“刘蕺山”,起源于他在蕺山讲学。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当道,缇骑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刘宗周慨然于天地晦冥,人心灭息,认为只有讲学明理,才能给公义留一线生机。天启五年(1625年),他召集诸生,会讲于蕺山之麓解吟轩。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源于不学无术;讲学的目的,正···
人立于世,凡事有所节制,懂得适可而止,能够准确地定位自己,有一定的方向、目标和愿景,领悟好“止”字中的哲学极为关键。
《鹿洲公案》,又称《蓝公案》《公案偶记》,是清代蓝鼎元(1680—1733年)纂辑的案例集。因作者号鹿洲,故书以此名。《鹿洲公案》一书完成于雍正七年(1729年),主要刊本有雍正十年(1732年)刻本,光绪五年(1879年)重刊本等,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
晚周诸子百家争鸣,彼此诘难,势同冰炭不同器,但他们在君臣孰劳问题上却表现出难得的一致。“君逸臣劳”论调在晚周诸子著述中频见,俨然成为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如《管子·宙合》曰:“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荀子·君道》将“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视为“人主之要守”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合多民族文化为一体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支撑。尽管中华文化不能仅用儒家文化所涵盖,但儒家文化却占据了核心地位。
班固《离骚序》云:“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其中“贬絜”语焉不详,古今学者唯汤炳正先生有所考证,他在《楚辞类稿》中论定“絜”当为“清洁”之脱误。“洁”繁体作“潔”,“贬清潔”脱去“清”字与“潔”之偏旁,即成“贬絜”。
西夏文是宋辽夏金时期西夏王朝创制的文字,记录西夏统治民族党项族的语言。西夏灭亡后,党项族与其他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于明清之际消亡,融入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中,西夏文便成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比如,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又比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也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
如果你去安徽省桐城市,会看到当地有一条古风犹存的小巷,旁边的石碑上刻着“六尺巷”三个字。2007年4月,六尺巷被列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成为象征中华民族谦让美德的实物标志,背后凝聚着“无讼”思想的智慧,是推进当下诉源治理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形成的知识体系及实践,体现着顺天应时的思想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儒家学派本身的发生、存在和延续是与儒学教育事业密不可分的,事实上,在我看来,儒家之为儒家,甚至可以说与其对人的教育、教养乃是一而、二而一的问题。就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来讲,把人文教养或对人的教育事业作为自己创宗立派之根基的学术思想流派,当首推孔子和儒家,此外还有墨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形成的知识体系及实践,体现着顺天应时的思想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标识。
网上看过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是《离骚》的作者姓名是什么?回答“屈原”是错误的。《史记·屈原列传》开头就说了嘛,“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史记·楚世家》也说了,楚国是芈姓的后人。那屈原自然也是芈姓了。那为什么我们要管屈原叫“屈原”,却不叫“芈平”呢?这就涉及古人的姓、氏、名、字四个概念了。
说起山东,人们往往首先提到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凭借中国思想史上这一最伟大成果,山东才有了“圣地”所特有的、中国其他任何地域都无法替代的文化影响力。即使现在,解读山东各种文化现象,大家还是习惯从儒学故乡的角度去寻找答案。
正念是现代社会治疗抑郁症的一种心理治疗手段。卡巴金(J.Kabat.Zinn)将其定义为是一种精神训练的方法。在这种精神训练中,强调的是有意识地觉察、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以及对当下的一切观念都不作评判。正念一般被认为源自于佛教的禅修,包含坐禅、冥想、参悟等内容。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哲学重视德性的涵养而轻视知识的获取,挺立了道德主体而未能开出认知主体。但这种说法其实值得商榷,因为荀子已经注意到知识的形成有待于主客的分化,“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人具有能知之性,故可成为主体;物具有所知之理,则可成为客体。“知有所合谓之智”,主客相合而有知识的形成。
儒家慎始。经书开篇,大都寓意颇深,统摄全篇,如《诗》之《关雎》、《书》之《尧典》、《易》之《乾》《坤》。至于《春秋》为何自鲁隐公开始,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1年,清华简《系年》的公布,为解开这一谜题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新的视角。《春秋》始于隐公,实是源自西周末期“二王并立”开启春秋各国乱局,霸权迭兴,孔子···
《典语》是三国之际吴人陆景所撰,著作时间不详,最迟当不晚于吴天纪四年(280年)。是年,陆景遇害,年仅31岁。此书有感于东吴末年内忧外患的背景而作,针砭时弊,言无虚物,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然世已久佚,赖唐初魏征等人所编之《群书治要》得以保存其大概,内容既反映了陆景救弊于一时的殷切考虑,也逐渐凝练为一种治道主张,至···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而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形成及流传于我国先秦时期的经典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根本和主要源泉,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关键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