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四月,朱熹于知南康军任满而归。九月,因浙东地区“灾伤至重,民已艰食”,宋廷遂授任朱熹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负责浙东赈灾事宜。
“臣”字的甲骨文、金文如人受捆缚之形,在上古社会,什么人会被捆缚起来?通常都是战俘,所以,“臣”字的本义指战俘,汉代郑玄给《礼记》的“臣则左之”章句作疏注,便指出:“臣,谓囚俘。”
我们知道,北宋元丰二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诗案的制造者之一便是御史中丞李定,李定当时上札子抨击苏轼,措词杀气腾腾,直斥苏轼犯有四大“可废之罪”
“朝贡贸易”是海外汉学家提出来概括中国古代王朝对外贸易体系的概念。但坦率地说,这个概念并不准确。因为符合朝贡贸易定义的王朝,只有明代中前期与清初。而更长的历史时段都是“朝贡”与“互市”并行不悖,两条腿走路。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与社会改造运动者、民主爱国人士、民盟主要创建人之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西方文化论争、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活跃着他的身影。毛泽东曾经与他深入畅谈,通宵交流,在抗战建国、共谋民族大业方面论辩思索,成为他生命中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不为人熟知的是,梁漱溟对于新闻事业的钟爱···
前些天在深圳做讲座,有一位读者朋友问我:“你说过宋仁宗是你最喜欢的宋朝君主,除了他,还有哪几位宋君是你喜欢的?”
范仲淹《岳阳楼记》开篇即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为何会谪守巴陵郡,这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假设北宋熙宁年间,有人提出一个“李佳琦之问”:“79文钱贵吗?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收入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那么王安石、司马光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考察一个时代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平民生活水平,通常会采用人均GDP的数据。不过,如果我们要考察的对象是古代呢?比如800年前的宋代。
宋神宗熙宁三年,有一个叫唐坰的大名府监当官,在“青苗法”备受攻击之时,向朝廷提了一个建议:“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竟然请诛韩琦,借此扫清变法路上的障碍。幸亏那是宋朝,如此极端的意见不可能为朝廷采纳,不过他刻意要表达出来的拥护变法的拳拳之心,显然已引起神宗与王安石的注意。
清代嘉庆《增修宜兴县志》详细记述了南宋时期朱熹写《常州宜兴县社仓记》这篇文章的经过:江苏宜兴县令高商老为解决本县的灾荒,设立了社仓。朱熹对社仓的设立、实际运行存有一些疑虑,但是经过长期观察,他发现社仓确实在赈灾中突显出了其独特功用,最终深表赞许。当时,社仓的设立不仅在赈灾中有效调剂了灾民的粮谷,更为重要的是,···
又收到一则公众号读者的留言,针对王安石“青苗法”的贷款利率提出质问:“贷款是人人都喜欢的吗?半年利息2成,一年四成,这已达上引(饮)鸠止喝的地方(步),那(哪)有人人喜欢的道理,李定之言(变法派的李定称青苗钱贷款在东南很受欢迎),是不要(用)证明的慌言,还在为不知辱耻的李定辩污(诬)。请问,你愿意贷年息四成的货款···
既然这个公号的名称叫“我们都爱宋朝”,那么就来说说我为什么比较推崇宋代,或者说宋代的文明成就有什么过人之处吧。“文明成就”这个概念有点宽泛,我们拆分成几个维度来说。
今天许多人以为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但这一想象并不合宋朝史实。我仔细考究过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其完备性可谓为历代所不及,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一般性约束,也有其他王朝所无的特别约束。
五代发生了什么,仁玉最清楚。即使否定墓志避讳,我们也不能简单以墓志为据,因陵墓容易被盗。仁玉墓早被发掘过了。仁玉在时,曲阜还有邈支人在。仁玉下葬时,墓志会是被盯上的目标。仁玉墓志不记邈事,大概既为父隐,亦为淡化邈。若末在后周造乱,那么墓志或许透露了一点信息。
按宋朝官制,凡高中甲科的新科进士,一任秩满,便可申请参加馆阁考试,考试合格即授馆职,成为馆阁官,这叫做“试馆职”。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鹅湖之会”,第一次是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夏季,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辩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一次交锋。
在一个文史交流群里,一提到王安石,多数人都表示了批判的意见。有人说,王安石人很坏,鼓动宋神宗针对公论进行打压、禁制。我问:实例呢?举个实例。但就是没有人能提供一个王安石压制公论的实例。所以我加了一下码,在群里说:哪位能够举出实例,我就发个红包。
玄学家们塑造了孔子的三种形象:兼爱济物的君子、体无应物的圣人、游外冥内的至人。虽然形象各异,但孔子在玄学家的笔下都不是被排斥、鞭挞的对象,而是境界高妙、爱民济物的超然存在,是隐藏在世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力量。
总体来看,“盛唐”时期的城市街道与夜晚,其实和宋代以后包括现代人熟悉的那种《清明上河图》式的街道与夜市生活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