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罗大经曾在《鹤林玉露》中考证过“利市”一词的来历:“俗语称‘利市’,亦有所祖。《左氏传》:郑人盟商人之辞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春秋时期,郑国国君与商人立有契约:商人不得背叛国家,国家也不干预商人经商自由。“利市”便出现在这份盟约的誓词中,意为“买卖”。
唐初实行朝集制度,地方州郡长官及上佐轮流担任朝集使,每年入京朝觐述职。朝集使在京参加元日大朝会等礼仪活动,在维系唐朝中央与地方政治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天下尽裂于藩镇,朝集制因无法适应全新的藩镇体制而退出历史舞台。藩镇长官节度使取代州郡长官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代表,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汲汲于入朝···
范仲淹在做参知政事时严整吏治。他审核地方官吏,在名册中每见德才有亏、名声不佳者,就把这人的姓名一笔勾除,不再任用。南宋朱熹编纂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中记载了此事。这正是“一笔勾销”的来历。“一笔勾销”的含义在后世有了一些扩展,有“了结”“把账一笔抹去”的意思,而其本意则是对庸官、昏官、劣政不妥协的态度,这也是范仲淹一生···
宋朝的苏神说过:“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我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也喜欢吃荔枝,但我更喜爱江南的桂花糕与黄酒,更喜欢江南的湖光山色、水边小镇与人文底蕴,在我心目中,最美的画面就是“杏花烟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常常生出“不辞长作江南人”的念头。这一情结,应该跟我作为一名宋代历···
自隋唐至清末,传统的“五刑”体系一直保留着笞杖之刑,分别是笞刑:笞一十、笞二十、笞三十、笞四十、笞五十;杖刑: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九十、杖一百。笞杖刑轻于徒刑、流刑与死刑,适用于轻微刑事犯罪。
王安石的经济变法具有明显的国家干预主义色彩,比如“青苗法”相当于设立官营农业银行,通过发放相对低息的贷款打击民间高利贷;“市易法”相当于政府成立交易平台,撮合行商与坐商交易,并向商人提供商业贷款,通过扶持中小商人来限制大商人操纵市场的能力
许多人应该都在网上看过一个说法:“宋朝一共发生了400多次的农民起义”“宋朝是农民起义最多的一个王朝”云云。这一说法流传很广,常常被网友拿出来批判宋朝、怼宋粉。但相信引用这一说法的多数网友都不知道“400多次的农民起义”的统计数据来看什么论文,是不是可靠。
钱穆曾讲过一件佚事:“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指常平仓制度),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忱。
许多人可能都会以为,现代国家福利制度起源于1601年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这部法典将贫困人口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值得救济的穷人”,包括年老及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失去依靠的儿童,教区负有救济他们的责任,如给成年人提供救济金、衣物和工作,将贫穷儿童送到指定的人家寄养,待长到一定年龄时再送去当学徒工;另一类是“不···
如果我们是穿越到宋朝的现代人,在宋朝的城市里行走,将会发现,宋朝城市的形态,跟我们熟悉的现代城市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都是街巷交错纵横、四通八达,市民自由往来;临街的建筑物都改造成商铺、酒楼、饭店、客邸;每个商铺都打出醒目的广告招牌;入夜,店家掌灯营业,灯烛辉映;有的商家还安装了广告灯箱,夜色中特别耀眼。这···
有明一代,共有十位孔子嫡裔承袭衍圣公爵位且实际任职,另有孔承庆、孔胤椿两位虽为嫡长子,但因早卒而未能在生前袭爵,其爵位乃后世追赠。朝廷对衍圣公爵位袭封的重视表达了政统对道统的依赖,以及对孔子嫡裔的褒崇与优待之意。
我这个年龄层的70后,手臂上都有一块疤,那是接种天花疫苗留下来的。比我们年轻的80后,胳膊上就没有这个疤了,因为1977年全球最后一名天花患者被治愈之后,天花病毒已灭绝(实验室除外)。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天花作为一种疾病被剿灭。当然,现在小朋友的手臂上也有一块小疤痕,不过那不是接种天花疫苗,而是卡介苗——预防肺···
这个问题曾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有人说,“少林武当还算有点儿香火钱,那五岳剑派啊、各类山庄啊,不会真的搞个旅游胜地搞创收吧?”有人说,“除了杀人抢劫、收保护费之外,实在想不出来他们赚钱的第三种方法了。”也有人说,“可以挖藏宝图啊,娶首富之女啊,开快活林啊,当杀手啊。”
邵伯温所记的“契丹遣泛使萧禧来”一事,发生在熙宁七年二三月。在萧禧抵达东京之前,神宗曾问王安石:“契丹若坚要两属地,奈何?”王安石说:“若如此,即不可许。”神宗又问:“不已,奈何?”若契丹不罢休,又如何是好?王安石说:“不已,亦未须力争,但遣使徐以道理与之辩而已。”
冬至是传统中国最隆重的节日,意义重于春节,至今有些地方还有民谚说“冬节大于年”。不过在今天,北方人过冬至,甚至上就只剩下吃一顿饺子的习俗了,南方也只是吃吃汤圆,部分传统文化保存还比较完整的地方,比如潮汕地区,冬至还保留着祭祀之类的风俗。总体而言,今天的冬节,比起几天后的圣诞节,显得很是寒碜。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
日本的汉学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之际,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体现在政制上,唐朝政治还保留着“贵族共和”的特点,宋朝则形成了“君主独裁”的制度。
我对张教授的著述没有看法。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将宋代视为近代的前夜、现代的拂晓”也好,“宋代是现代的”也好,其实都不是我的个人看法,更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汉学界不少学者的共识。
北宋皇祐六年(1054)正月,京师大寒、大疫,民有冻死、病死者,仁宗诏“有司为瘗埋”,又“令太医进方”,“和药以疗民疾”。他还取出宫廷所用犀牛角二本,让太医捣碎和药,其中一本为名贵的“通天犀”,内侍请“留供帝服御”,仁宗说:“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立命碎之。
近日在朋友圈看到一篇谈郑侠弹劾王安石的文章,文章是严肃的,但标题却是公众号小编所拟:《公元1074:一位小官决定冒死反抗王安石》,这个标题很有误导性,让人误以为反抗王安石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事实上,在王安石执政之时,并没有一个宋朝人因为反抗王安石而冒杀身之祸,郑侠并不会因为反抗王安石而有性命之虞,郑侠自己也明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