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和平奖授予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等三位女性，表彰她们为维护妇女安全和权益作出的积极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多数西方主流媒体，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对这一重要新闻只是发了个简短的消息，但对中国一周内两度叫停“孔子和平奖”却予以了高度关注，并进行了长篇累牍的分析报道。
    
    
    在这些西方媒体看来，中国文化部下属社团两番动议设立“孔子和平奖”，同时又戏剧性的被接连叫停，反映了中国民间乃至官方“叫板”诺贝尔和平奖的意图，扩而言之即试图以“中国价值”来对抗西方的“普世价值”，但因仓促上马，草率行事，特别是因国内外批评声浪如潮，而不得不暂停这一奖项。
    
    
    的确，一个预期产生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奖项的产生，必须由具有明确理念、足够声望以及高度公信力的机构来组织和谋划，并且长期坚持、不懈努力。就此而言，“孔子和平奖”无论是从动议到设立，还是从评选到颁奖，确乎有些仓促和草率，且中国官方和民间以及社会各界自身都没有就此问题达成共识，故其不果而终亦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且富有和平传统的国度，中国有权利、有责任向全世界表明自己对和平的理解与立场，并积极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与对话，以便就和平理念以及和平事件达成最大的交集和共识。须知，缺少13亿人认同的和平观，至少是一种不完全、不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人类和平观。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和西方的和平观，并非截然对立、判若殊途。事实上，就战争是和平的对立面来看，中西和平观几无二致。此外，西方引为自豪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在中国人看来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中国，实际上还有不少非西方国家，对诺贝尔和平奖提出的批评，源自该奖越来越沦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工具，变成了明目张胆的“异议奖”和“煽动奖”。而且，一个相当合乎情理的疑问是，在欧美国家频繁发动对外战争的时候，人们是不是该考虑设立一个“战争奖”授予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然而，不管设立的初衷和秉持的理念是什么，“孔子和平奖”都难免被视为站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对立面，孔子都难免被推到中西意识形态对抗和文化交锋的风口浪尖上，从而使孔子政治化、工具化，使孔子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符号和温润和善圣人的形象在世人面前大打折扣。特别是，近代以来儒学屡遭批判和质疑，今天的中国已经很难说是一个儒家文化的国度，孔子的价值理念不行乎中国，而欲加诸天下，不仅有违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教，而且亦必将为天下惑且笑。就此而言，设立“孔子和平奖”是不明智的。进一步说，即使想强设一个中国版的“和平奖”，也不一定非纠缠于孔子。要知道，以“兼爱非攻”闻名于世的墨子，至少比孔子更合适些。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国设不设一个表达自己和平观的奖项，而在于中国如何用自身实际行动阐释文明大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理念，避免零和博弈，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繁荣，并通过类似和平论坛、和平协会之类的方式，积极与其他国家和文明进行交流和对话，彼此同情和包容对方的和平观。同时，无论是“中国价值”还是“西方价值”，都必须放弃谋求成为“普世价值”甚至是“唯我独尊”的自大。须知，“普世价值”必须立足于各文明、各民族、各国度等多元性价值的共识的基础之上。
    
    
    当然，孔子作为一个巨大的思想资源宝库，尚有待深入挖掘。事实上，以孔子的仁政思想、天下观念和王道理想来看，说他是世界上最早的和平大师绝不为过。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恐怕首先是如何使自身回到孔子理念和儒家传统上来，重续中国文化的命脉和道统，使中国更像一个儒家文化的国度。一个真正的儒家文化国度，是必能坚持王道理想实现和平发展的，也是必能以仁政理念包容并超越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分别设立了孔子文化奖、孔子友谊奖、孔子教育奖，其中教育奖亦称扫盲奖，由曲阜市政府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这些奖项目前影响还不是很大，但创意甚好，也很符合孔子理念的旨归，应该加大扶植力度，并考虑新设孔子儒商奖、孔子慈善奖、孔子环保奖、孔子和谐奖等，打造孔子奖项体系，使之变成引导并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友爱与和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奖项。
    
    
    最后，孔子是世界上最早、最有影响的职业教育家之一，有必要把孔子诞辰作为中国教师节，并推动孔子诞辰作为世界教师日。 
     
     
       
     
    原载：《环球时报》2011年10月10日，标题为《不能滥用“孔子”资源》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