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实言天道论

作者：慕朵生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西元2023年10月3日

按：十年前，某作《惟天为大：孔子宗教思想申论》，曰孔子实言天道论、实尊天帝论、实信天命论。其中前两论基本完稿，后则时间、精力不济，至于延宕再三，而今于之已是兴趣寥寥。时有完稿投诸杂志之拟，然雅不欲为学术体制所侮。现略加整理，次第发布，就教方家。癸卯年中秋节于木铎书斋。

《论语》一书言“天”甚多，除“天下”“天子”两个望文知义之复音词外，孔子及其弟子、时人等单言“天”达19次，另言“天命”3次，“天禄”“天道”各1次。《论语》中之“天”字及其相关复音词究为何义，近代以来聚讼纷纭，乃学人判断儒教是否为宗教之关键，其中孔子言说“天道”与否，以及“天道”为宗教命题抑或哲学命题，又是各方立论基本前提。如，儒教非宗教论者章士钊认为：“孔子夙非教主，其言绝无教质，神所不语，鬼不能事，性与天道，不可得闻。”[1]陈独秀则认为：“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2]因此，欲申论孔子宗教思想，有必要厘清孔子言说“天道”与否，以及“天道”是否为一宗教命题。

“性与天道”一语由孔子高足子贡提出：“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近代学者多误解此句，以为“性与天道”为孔子所不言、弟子所不闻。盖用心领会是语，“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则实有其言矣。”[3]考诸古代《论语》注解，学者多对孔子言“性与天道”深信不疑，具体又可归纳为以下五种观点：

其一，子贡不闻性与天道，晚年弟子闻而传之。孔子早年以《诗》《书》《礼》《乐》教学并与弟子周游列国，六十八岁方返回鲁国，生活趋于安定，乃删《诗》《书》，正《礼》《乐》，赞《周易》，作《春秋》，而早年追随孔子周游列国之弟子，此时则多壮游或执事各诸侯国，以至于孔子叹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先进》）朱子注曰：“孔子尝厄于陈蔡之间，弟子多从之者，此时皆不在门。”[4]钱穆认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之中，“前三科，皆属先进弟子，惟第四科文学子夏、子游属后进，亦不从在陈蔡。”[5]子贡属德行科，为孔子早年及门弟子之一。孔子晚年时，子贡虽勤加问候，然未侍奉身边，故对《周易》《春秋》天道性命之学有所不闻，而孔子晚年弟子却与闻并传授是学，故刘宝楠曰：“《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盖《易》藏太史氏，学者不可得见，故韩宣子适鲁，观书太史氏，始见《周易》。孔子五十学《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传是学。然则子贡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易》是也。”[6]

其二，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子贡闻而叹其大美。通观《论语》，孔子既未亲口拈出“天道”，言“性”亦仅一次，故弟子很少听闻孔子谈论“性与天道”，亦在情理中。但罕言不等于不言，正因平时罕言，所以偶然谈及，弟子乃惊叹“性与天道”之学大美。故朱子曰：“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7]程朱此解，或本诸子贡赞美孔子之语：“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子张》）康有为则认为，此语是子贡亲闻“性与天道”明证，盖孔子思想“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之科，独人立国天下合群之义，莫不详委该备，所谓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非子贡亲闻性与天道，何得尊叹之如此？”[8]宋翔凤进一步认为，“性与天道”之学，不仅子贡与闻，且“七十子者莫不闻，所谓不可得闻者，谓举世之人不可得闻，非自谓不闻也。”[9]

其三，性与天道精深幽微，中人以下不可告语。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为政》），晚年赞《周易》，薨前作《春秋》，发明“性与天道”精深幽微之学，资质愚钝之人虽有耳目之闻，然不晓其义、不得于心，同于无闻，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是也。何晏曰：“章，明也。文采形质著见，可以耳目循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10]刘逢禄则认为：“文章，谓《诗》《书》执礼。性与天道，微言也，《易》《春秋》备焉，难与中人以下言也。”[11]无论如何，道不苟传，待乎其人，故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云：“《史记·天官书》云：‘孔子论六经，纪异而不说不书。至天道性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正义》：‘待，须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事，可传授之则传，其大恉微妙，在自天性，不须深告语也。著，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虽为言说，不得著明微妙、晓其意也。’”[12]

其四，性与天道寓于文章，六经即有性与天道。郑汝谐《论语意原》指出：“性与天道至难言也，夫子寓之于文章之中。” [13]所谓“文章”，一说为六籍或六经，盖“性与天道”之词语与精义虽于《论语》少见，然于六经则递有发明，故皇侃《论语义疏》引太史叔明曰：“文章者，六籍是也……六籍即有性与天道，但垂于世者可踪，故千载之下，可得而闻也。至于口说言吐，性与天道，蕴藉之深，止乎身者难继，故不可得而闻也。”[14]二说同乎“大哉，尧之为君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之“文章”[15]，即何晏所解之“立文垂制”或朱子所解之“礼乐法度”。[16]三说为孔门四教，即“文、行、忠、信”（《述而》），如顾炎武认为：“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17]案：此论盖以孔子不空言泛论天道性命，而必见诸典籍行事，正如孔子改制立法、垂宪万世必“因史记作《春秋》”，以“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8]

其五，性与天道往圣未明，孔子言前人所未言。中国典章文物五帝三王时已大备，但其周延逻辑、精微义理至孔子始著，故曰：“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19]即此，就祖述往圣、传承文明言孔子为先知；就发明新义、开启来哲言，孔子为先觉。故龚自珍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此先知之义。‘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此先觉之义。孔子学文、武之道，学周礼，文、武、周公为先知，孔子为后知，此可知者也。孔子不恃杞而知夏，不恃宋而知殷，不乞灵文献而心通禹、汤，此不可知者也。夫可知者，圣人之知也；不可知者，圣人之觉也。”[20]发明新义、开启来哲，正是孔子言前人所未言，故戴震曰：“周道衰，舜、禹、汤、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焕乎有文章者，弃为陈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诸制度礼乐，是以为之正本溯源，使人于千百世治乱之故，制度礼乐因革之宜，如持权衡以御轻重，如规矩准绳之于方圆平直。言似高远，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实言前圣所未言。微孔子，孰从而闻之？故曰‘不可得而闻’。”[21]

综上，章学诚之论可谓得实：“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未尝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曰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22]但是，“性与天道”尤其是“天道”究竟何谓？先儒解说同样纷纭，以至于程树德主张，阐释“天道”不宜随时代变迁为转移，当以汉儒古训为是，盖汉儒去古未远、各有师承，最近《论语》本义。[23]然则汉儒“天道”见解如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曰：“《后汉书·桓谭传》：‘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注引郑康成《论语注》：‘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天道，七政变动之占也。’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24]钱氏《潜研堂答问》又曰：“经典皆以吉凶祸福言……此亦汉儒相承之说。”[25]考“七政”首见于《尚书·尧典》：“（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汉儒所谓“七政”，或如伏生所言：“七政者，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道正而万事顺成，故天道，政之大也。”[26]或如孔安国所言：“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舜察天文，齐七政，以审己当天心与否。”[27]或如司马迁所言：“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28]三说虽异，然舜敬畏天道，整饬七政，以观天命，以合天心，进而祭祀上帝、六宗、山川及群神，则豪无疑义。此义唐儒颜师古犹知之：“舜察璇玑玉衡，恐己政化有所遗失，不合天心。”[29] 

据上，汉儒多以“天道”关乎上帝和群神，能决定吉凶祸福，带有人格化、有意志、宰制性、神秘性的色彩，且常为之占，是为国之大事、政之要务。所以，“天道”首先是宗教命题，至少是宗教与哲学并列之命题，钱穆即指出：“文章者，《诗》《书》礼乐，切近人生者也。性与天道，则为宗教与哲学上之问题。”[30]当然，古人亦有认为天道为非宗教命题者，如老子、荀子等，及至宋儒理性化倾向更加明显，认为天道只具有哲学上之本体论意义，不具有宗教上之神学性意义。如朱子指出：“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31]然诚如赵翼所言：“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易》所言皆天道。《尚书·洪范》备言五福六极之征，其它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法，非孔子所创也……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32]由上，吾人大体可以说，“天道”主要是一宗教命题，在《论语》中和对孔子言尤如此。

注释：
 
[1]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3卷，文汇出版社2000版，第74页。
 
[2] 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69页。
 
[3]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89页。
 
[4] 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7页。
 
[5] 钱  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77页。
 
[6]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4页。
 
[7] 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7页。
 
[8] 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6页。
 
[9] 宋翔凤：《论语说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94页。
 
[10]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0页。
 
[11] 刘逢禄：《论语述何》，蛰云雷丛书刻本，第43页。
 
[12]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页318-319。
 
[13]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1页。
 
[14]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0页。
 
[15] 崔海东:《杨伯峻<论语译注>义理商榷》，载《合肥师范学院院报》2014年第1期。
 
[16]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52页。
 
[17]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400页。
 
[18] 司马迁：《史记》下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91页。
 
[19]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8页。
 
[20]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127页。
 
[2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序第1页。
 
[22]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页。
 
[23]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0页。
 
[24]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8页。
 
[25]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8页。
 
[26] 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载《皮锡瑞全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6页。
 
[27] 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1999年版，第54页。
 
[28] 司马迁：《史记》中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16页。
 
[29]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59页。
 
[30] 钱穆：《四书释义》，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3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7页。
 
[32]王树民：《二十二史札记校正》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