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不会说“中国话”是一种悲哀
作者：慕朵生
来源：作者赐稿


频繁举办多领域、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是一个国家跻身世界强国和主导国际话语权的直观体现。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以来，欧美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占了世界各国举办总和的80％左右，其中仅美国就占一半左右。显然，中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经济建设狂飙突进的同时，在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之后，开始频频向世界各国学者伸出橄榄枝，迈开举办大规模国际学术会议的步伐。仅今年下半年，中国就举办了尼山文明论坛、世界儒学大会、中国学论坛等数个较有影响的大会。

笔者回国休假期间，应朋友之邀列席了一个以“中国文化与普世价值”为主题的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会议提出的有些观点颇具启发性，但令笔者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似乎越来越不会说“中国话”了。“中国话”当然首先指汉语或中文，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语”。在会议上，几个英文不错的中国学者几乎全程用英演讲和讨论；即使英文发音有点“洋泾浜”味道的中国学者，口中也会时不时蹦出些莫名其妙的英文单词。相反，倒是有几个欧美的华人学者和汉学家一直坚持用汉语发言。

笔者绝不是反对中国学者使用英文，甚至对那些用英文发言的人还抱有些许的同情。毕竟，在“英语霸权”和“西方文化中心论”泛滥成灾的今天，要想让“洋人”听懂并理解中国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诉求，借助英文也是迫不得已。但是，如果在讨论中国文化且中外学者都懂汉语的场合下，还以说英文为荣，那就有些“过犹不及”甚至是“挟洋自重”了！特别是，如果在学术研究中借助甚至是通篇使用西方文化的学术范畴和价值观念来阐释中国文化，更是犯了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大忌。

一般来看，借助或使用外来文化阐释本土文化，可以不同程度地丰富和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但前提是本土文化具备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且阐释者心中不存在外来文化比本土文化更优秀的价值预设。否则，本土文化必然成为外来文化尤其是所谓“普世价值”的地域性“注脚”：阐释成功证明的是外来文化的优越，阐释失败证明的则是本土文化的落后。

在中国历史上，隋唐时期就有一大批佛学人士致力于用中国的语言和概念来消化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从而创建了中国佛教；宋明时期又一大批儒学人士借助中国佛教来丰富儒家文化，最终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宋明理学，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巅峰。相反的例子是，唐朝玄奘法师创建的佛教“唯识宗派”，因为缺少这些转化环节而成为绝学。

九十多年前，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指出：中西医学异质，中医基于经验性，西医则基于实证性即科学实验。中医在西医的冲击下，已经到了借助西医的实证性来阐释自身合法性的局面，否则就无人相信——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哀！不幸的是，在今天，中国文化似乎也沦落到了无法通过中国的语言和概念来阐释自己的地步，或者说即使有所阐释也已无人相信，以至于有些中国学者不得不“言必称美国，文必用英语”。

但是，假如中国学者拒绝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跑马场”和“殖民地”，而且还有点让中国文化为世界做出独特贡献的梦想，那么仅凭对西方文化的“鹦鹉学舌”，或仅做西方思潮的“二道贩子”，肯定是行不通的。就是说，中国学者如果没有一点文化上的自觉乃至“自恋”，没有一点价值上的“顽固”和“保守”，中国文化早晚会如“邯郸学步”般迷失自己，成为博物馆里让人凭吊和感叹的古董。

值得庆幸的是，笔者发现有些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话”问题的存在。著名儒者蒋庆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彭永捷，就分别提出了“以中解中”和“汉话汉说”的命题，即要用中国的语言、学术概念和价值观念来解释中国和世界，而青年哲学家赵汀阳则主张用“天下主义”来重构“世界体系”，香港学者甘阳的“儒家社会主义”也非常有创意。无疑，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希望在国际学术性会议上能听到更多中国学者的类似声音。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