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是镇物。
梁启超说:“大抵中国善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今人批评儒家伦理,亦多指摘其缺乏社会正义或公共性。梁启超的论断为时势所激,盖又蔽于宋儒仁学传统;其余则多耳食之流,道听途说。由上可见,中国有着很强的重“义”传统,无论是中国古人所谓的“义”(如“礼义”“理义”“道义”等),还是西方或今人所谓的“正义”(justice),其间皆有所体现。
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其中的精髓之一。“和合”是中国古典学的重要思想特质,值得我们深入阐释研究。
华夏典籍《尔雅》中有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人皆以为“年味儿”从喝腊八粥开始。
在苏州古城区内,有一条因城市改造消失的古街巷叫铁瓶巷,清代这巷里产生了一座著名藏书楼——过云楼,过云楼内收藏了宋元古籍、书画碑帖等文物千余种,传承了150余年,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
皇侃《论语义疏》是南北朝时期义疏体经解的代表性著述,至北宋邢昺编撰成《论语正义》,《论语义疏》宋代以后在中土失传,而在日本一直有诸多钞本流传,是现存最为完整一部的南北朝义疏体解经著作。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照]明徳。
鄭康成曰:“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
否卦对静坐的启发,很值得思考。否卦的态势,对于人的身体来说,就是心高高在上,脱离身体,不再关心身体,导致身心否隔不通。静坐就是专门给自己一个时间,让心意沉降,反顾身体,克服身心否隔,重回阴阳交感、天地交泰。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应该是相互理解,继而才会涉及到具体文本的分析、研究和评判。但相互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涉及到语言互译过程中的信、达、雅,而且还会同理解者自身的时代背景、语言习惯以及知识储备等息息相关。
廉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极为推崇的道德品质,修身需要廉洁,为官需要廉洁,治家也需要廉洁。在许多家教故事与家训著作中,古人教导子孙清廉传家才是正道,慎初慎微方可使家计长久。
构建中国安全理论,要体现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和合安全”理念以和合主义为理论构型,以关系和合为价值尺度,是凸显中国智慧与视界的中国安全理论新范式。
祼礼是先秦时期重要的礼仪活动。从甲骨金文材料可知,殷周祼礼分为两类:一类为祼鬼神的祼祭之礼,一类为祼宾客的祼饗之礼。《礼记·祭统》云:“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说的就是祼祭之礼。由此可见,祼祭礼在商周祭祀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中国是在特定区域地理环境下,从虞夏商周时代的部族经过征服、兼并和社会公共事务治理需要逐渐演变而成,并通过封邦建国形成复合式共主制国家结构下的夏商周王朝国家,到春秋战国以降逐渐走向大一统的帝制国家。
君民关系是政治秩序的元问题。周人亦是体察及此,故而将君以为民的政治伦理径直勾连于上帝。春秋以降,伴随天命信仰渐颓,这一理论的神性根基日渐消散。及至战国,作为圣之时者的孟子遂隐没此句的神圣维度,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新的理论形态。其中意识显然延续自他所熟悉的宗周“天降下民”的政治原则。由之,这一渊源自华···
这几年我提出新四书、新儒学,就是希望通过对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融入现代社会,继续发挥其对国人价值引领的作用。对于儒学,其实还有更广阔的空间,那就是儒学对世界的意义。
汉承秦制,既继承秦成功的经验,也吸取了秦失败的教训。西汉初期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实行轻徭薄赋缓刑的政策,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缓和了社会矛盾。
汉承秦制,既继承秦成功的经验,也吸取了秦失败的教训。西汉初期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实行轻徭薄赋缓刑的政策,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缓和了社会矛盾。
中国古琴艺术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是古琴文化的发源地,琴从最早与瑟不分家,到成为“乐之统”,地位远远超过其他乐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位列“文人四艺”之首,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琴道文化。